香港已非借来的土地 治港亟需告别殖民思维（组图）

不少来过香港的内地人，都会为这座城市的繁华、现代和文明而惊叹不已，庆幸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国竟然有如此宝地。无论是直入云霄的高楼大厦、目不暇接的全世界商品、发达经济体标准的人均收入、全球领先的竞争力，还是昔日“纽伦港”、东方之珠的桂冠，抑或宽松自由的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环境和安全、高度法治化的治理体系，都让香港一再成为世人心里艳羡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然而心向往之的同时，更多的人对于香港的贫富分化、中低收入群体几乎无立锥之地、年轻人看不到未来希望而深深感到不解甚至难过。来自港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是0.539，创下40多年来新高，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并不断在趋于恶化。港府扶贫委员会的数据则显示，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高达135.2万，贫穷率19.9%，即每5个港人中就有1人活于贫穷。 

住屋问题更是香港长期的伤疤。截至今年1月，美国规划咨询公司Demographia连续8年将香港评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香港房价动辄每平方米10多万甚至逾20万港元（1港元约合0.127美元），而市民收入中位数只有1.5——1.6万港元之间。如果以每平米15万港元计算，40平的小房子竟然高达600万港元，对于月入1.5万中等收入港人而言，意味着不吃不喝400个月才能买上房子。而且香港生活成本非常高昂，衣食住行皆价格不菲，月入1.5万不要说奢望买房子，光是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都殊为不易。 

因此大量港人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供应严重不足的的公屋，普通家庭申请公屋的轮候时间已经攀升至5.1年，这还不包括单身人士申请公屋可能要轮候30年。在此现实下，高达20.97万人挤在逼仄的劏房，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有56.5平方呎，比惩教署独立囚室的75平方呎还狭小。更有一部分港人被迫露宿街头，沦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盛世蝼蚁”。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令人生畏的生活成本，只会令中低收入群体看不到希望，只会堵塞必要的阶层流动，只会扼杀年轻世代创业创新的空间。长此以往，轻则会窒息城市发展和自我革新，激化各类矛盾，让整座城市成为一点即燃的火药桶，重则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颠覆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某种程度上讲，近年来香港社会矛盾持续激化，一些人的情绪越来越充满戾气，激进行为不断上演，乃至酿成占中事件和旺角骚乱，背后均离不开深层经济困境。 

遗憾的是，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港府非但缺乏作为，未能承担起应有的政治责任，反而有时还推波助澜，纵容情况的恶化。 

以住屋问题为例，早在回归之初就已十分严重，首任特首董建华一度踌躇满志，大胆推出八万五建屋计划，却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第二任特首曾荫权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竟然减少住宅供应数量，令房价节节攀升，致使他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中产阶级发现自己买不到楼，因为楼价太贵”。第三任特首梁振英虽然任内推行了不少抑制房价的政策，可房价还是连年上涨，导致现今普通市民基本无可能凭自身奋斗实现置业梦想。新特首林郑月娥已上任快一年，曾承诺“让市民安居，乐以香港为家”，可迄今世人仍未看到有效解决之道。 

再以政府政策为例，今年港府本来财政盈余高达1，380亿港元，理应尽可能全民共享，特别是要惠及中低收入者，可结果预算案的派糖措施，仅少部分惠及基层，大部分主要派给中产、有楼阶层和录得盈利的企业，直到被批重富轻贫，引发市民抗议后，港府才不得已临时推出拾遗补漏方案。 

港府何以至此，难道财政入不敷出，有心无力？又或者官员贪腐严重，将财富中饱私囊？其实不然。即便不考虑特区政府是香港最大地主，每年土地收入都盆满钵满，单是财政储备，就已连续10年大幅盈余。今年2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计，来年港府将录得466亿元财政盈余，截至2019年3月底，财政储备将增至近1.14万亿元。更重要的是，不光港府财政如此富裕和充足，被世人形容“库房严重水浸”，而且港府素来以廉洁奉公著称于世。根据透明国际历年公布的清廉指数，香港长期位列全球最廉洁的20个经济体，2017年全球排名更是升至13位。 

所以说，港府在应对贫富分化问题上的责任缺位，并非由于缺钱或贪腐，而是“官商共治”模式在作祟。“官商共治”模式美其名曰自由资本主义，实则是一种殖民思维。这样说绝不是否认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之于香港发展的作用。事实上，香港之所以能成为闻名世界的自由港和国际化大都市，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不可或缺，但香港的资本主义近乎病态，背离了自由主义的初衷。 

众所周知，西方世界虽在资本主义兴起早期过于偏袒商人和企业家，造成马克思（Karl Marx）所批评的剥削工人、阶级矛盾尖锐等问题，但二战之后普遍施行了全方位福利改革，有效改善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处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在这一点上，作为当时香港宗主国的英国尤其如此，不光推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改革，还出现了代表劳工权益、受民主社会主义影响并多次执政的工党。可香港没有这样幸运，在港英政府眼里，香港只是一个殖民地、“借来的土地”，无需像对待英国人那样对待港人，因此为了满足官商阶层的利益最大化诉求，经济政策越来越自由放任。 

据历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在《香港史》里的描述，英国殖民地部高官曾盛赞香港是“有史以来的成功范例之一”，内情竟是“我发现我一提到香港，就连财政部官员也面露微笑，它是不要英国纳税人大把掏钱的少数殖民地之一”，“这种金钱至上的态度成为经济扩张的发动机，对任何带有福利国家意味的事务，嗤之以鼻”。这也成为了香港六七暴动的诱因之一，促使了后来港英政府主动改善市民民生，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修改劳工法例保护劳工。但即便如此，港英政府的改革举措依旧有限，“官商共治”模式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香港回归后“官商共治”模式延续了下来，并由于治港系统过于倚重香港工商界而不断强化。这样的结果表面上看起来香港高度自由，甚至连续24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实则造成官商阶层最大化利用政策获利，富者愈富，而大多数在激烈竞争中失意的普通港人愈发贫穷，艰难应对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毫无经济自由可言。在此情况下，不论是香港经济发展的红利，还是中央政府的惠港措施，抑或本该尽公共责任的政府政策，都会被官商阶层劫持和垄断。 

总之，作为殖民遗留的“官商共治”正是当前香港治理的深层困境，是香港何以在如此繁华现代的表象下有如此严重贫困问题的总根源。毋庸赘言，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长久，若任由继续恶化下去，最终只会毁掉香港的未来。香港已经回归20余年，再也不是殖民地和“借来的土地”，实在不应该再沿袭殖民思维，而是应在坚守核心价值、维护“两制”的基础上敢于革新，让港人活得有尊严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