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消除贫穷,70年前美国做了场震惊全球的实验,使数万婴儿成为陪葬品...(组图)
前两天,精英说发布了一篇文章(他们把恶心垃圾制成美食摆上餐桌,1岁婴儿也不能幸免,人间地狱不过如此...),文章中描述了菲律宾贫民窟穷人们艰难生存的现状,即使是年幼的婴儿也只能被迫吃在垃圾里翻找出来的、用肉类残渣重新烩制的食物 Pagpag。
这样残忍的现实让很多读者心碎,也有读者在看完后产生了这样的不解和愤怒:“为什么这么穷,还要生这么多孩子?”
在电影《何以为家》中,赞恩的父母无力抚养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仍旧马不停蹄地生育。作为家中的长子,赞恩从小就肩负重担,也见证了弟弟妹妹饱受生活的痛苦折磨。
他无奈离家出走,经过重重磨难最终走向法庭,向法官状告他的亲生父母,理由则是他们给了他生命,却让他独自面对这个巨大、残忍,而又荒诞的世界......
电影《何以为家》中国地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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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反思家庭构成的影片,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构成的很多思考,比如“贫穷的家境对一个没有选择权的孩子来说是否公平?” 如果说贫穷是引发这一系列悲剧的根本原因,那么“如果穷人都不生孩子,能否消除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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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乍看上去似乎有那么点道理,但提出这个疑问的人,一定既不是弱势群体,也不是社会定义的穷人。试想一下,如果人类社会单纯地按照这种“淘汰制”原则,去除“不利因素”,留下“精英元素”,那么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
但这个世界的荒诞就在于此,这种“优胜劣汰”的观点曾在美国医学界盛行过,无数医者引以为圣经,它不仅真实地被采纳实施,还由此影响了数以万计人们的命运。
书籍《违童之愿》(Against Their Will: The Secret History of Medical Experimentation on Children in Cold War America)就记录了这样一段残酷而真实的历史。
初看《违童之愿》很多读者认为它难以阅读,不是因为其中的文字过于晦涩难懂,而是因为它在情感上令人生厌和恐惧,它的存在告诉我们,高高在上的人类可以随时堕入道德陷阱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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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伊始
优生学理论诞生
1954年,美国正处在冷战最为激烈的时刻,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共产主义伺机崛起。在这种紧张的国际态势下,无数人希望美国能更快更积极地加以应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这个国家的整体健康水平与血统都应该“进化”得更加优秀。
珍妮特·英格拉汉姆(Janet Ingraham)被强制性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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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小男孩查尔斯戴尔出生于奥本(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南边的一个小城),父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养育了8个孩子。
和很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父母不管,查尔斯便浑浑噩噩地在学校混日子,考了三次也没有通过年级测试,于是他被社工送入了特殊的收容所,也就是早期的美国少年感化院。此后的日子里,他便在马萨诸塞州各个收容所里辗转度过。
所谓的马萨诸塞州州立收容所,其实就是痴呆与低能青年学校。在当时的人们眼中,那里塞满了被社会遗弃的人,低能儿、脑瘫、先天愚型...... 查尔斯也被认定为“存在智力缺陷,有毛病,因此未来不能要孩子。” 但当时的他,才仅仅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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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最后的20年间,类似于马萨诸塞州收容所这样的同类学校在美国蓬勃发展,但他们的目标随着国家命运的走向也有所改变,从一开始视自己为残障人士的训练者和恢复者,变成了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彻底消除社会上存在的残障问题。
在激荡的社会思想的影响之下,办校者把所有精神与身体上存在障碍的人都妖魔化为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的“蛆虫”,并坚持不允许这些人繁衍后代。
这种消除甚至是递进式的,严重弱智和重度残障者就是他们要消除的首要目标,之后是即将退休的、内向的、或口吃的人,甚至连许许多多拥有良好技术和受过教育的非英语国家来的人也包含在内......
“优生学”盛行时期的标语
“有些人天生就是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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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个思想理论的支撑,它来自于达尔文的外甥——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
1880年,高尔顿爵士创造了“优生学”(Eugenics)这个词。
他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门德尔关于基因的革命性理论结合在了一起,其中还参杂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自然主义”。在这个理论大杂烩的拼盘之上,他创造了一个看似无可争议的“科学原理”:无论智力、道德还是性格、寿命,所有人性特征通通都取决于一个人的生理构造。
1921年,美国某篇社论将优生学描绘成一棵枝叶繁茂、
涉及各行各业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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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呼吁:作为一名社会精英分子,比如那些兼具英雄品格与出众气质的人,“抚育比一般家庭数量更多的孩子”是他的道德义务。只要那些改变历史、推动人类进步的人多多繁育后代,就能更快地实现文明的进步。也因此,不同品质的人群应该被隔绝开来,从而让这些可能产生“堕落者”的家庭终止繁育。
这个理论很快发酵、迅速传播,有人认为,如果社会优等阶层的人应该被大力提倡,那么社会中的贫穷阶层与人类的弃子就是妨碍社会进步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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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会成为这个理论的首要攻击对象呢?
当接受过高等教育、有权有势的人开始高高在上决定支配这个社会一部分人的人生选择,恶意的尖刀首先刺向的就是毫无还手之力的社会底层人民。
“优生学”这个单词对于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拼命求生的人,以及那些因为各种理由被禁闭在改造学校里的人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他们被认为是“造物主的错误”、“基因失败的实例”,注定一生碌碌无为,无法对社会产生突出贡献,所以他们就应该被消灭。
为了减少这部分人对社会的干扰,数千人因此被绝育,或送进了各种收容所,在无尽的空虚或药物麻醉中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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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监狱
恐怖的医学实验秘史
生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是优生学坚定的拥护者和领头人,在他的倡导下,不断有新的人加入到讨伐的队伍当中,其中不乏极具社会影响力的人物。
1913年,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曾在给达文波特的信中写道:“我赞同你的观点,这个社会没有权利允许次品肆意滋生,总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一个合格的好市民将其血脉流传于世是何等重要和责无旁贷的;而那些不合格者,我们亦无权让其在这世上存续。”
第26任美国总统,人称老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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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美国,许多收容都是专为孩子们打造的,他们从童年时期就被人为地彻底从社会上剥离了。
收容所里的孩子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只能跟着佃农起早贪黑地采摘果蔬,辛勤劳作以填饱肚子,夜晚担惊受怕,忍受着可能来自于年长者或管理者的性侵犯。
查尔斯在这样的环境里艰难度日,而后医生们的介入让他们的处境更加水深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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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医疗实验小组的负责人员用一个米老鼠手表诱哄这些孩子参加科学实验。自愿参加这个小组的孩子都被隔离在一个单独的病房里,每天都被严格监视,强制定期抽血,接受花样繁多的代谢实验和体格检查。查理回忆道:“他们带我们去那儿几次,那个手表带来的东西跟我们所承受的痛苦与孤独根本没法比。”
一直到几十年后,这个真相才被揭开,所谓的科学小组,就是允许学校、企业和政府等公共和私人机构任意使用弗纳德的小孩进行秘密的辐射实验。
从1940年开始,孩子们早餐喝的牛奶就是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牛奶,这个实验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到了1960年代,孩子们更成了实验室里任人宰割的羔羊。有些孩子甚至才出生没几天,则留下了认知与身体的永久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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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的悲剧还远不止于此,医院、孤儿院和疯人院都曾用儿童来进行诸如电击疗法和额叶切除术之类的试探性治疗试验等等,这些孩子在试验者的眼中就是猩猩和人类的中间状态,有的直接被视为猩猩的替代品。
有研究人员抱怨使用收容所“实验样本”的价格正在不断攀升:“满收容所的猴子,让人心神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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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现成的“实验人体”,医生们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有医生通过给小孩接种天花疫苗后再注射活性病毒,以此来评估疫苗是否有效;
有医生为了研究“先天愚型侏儒”,要求进行活体实验,对先天愚型儿童进行阉割,以观察细胞分裂,在适宜条件下获得固定染色体的组织。
更有甚者,通过给 2 岁大的婴儿喂食化学元素钛,这种类金属物质是某些药物的组成成份,由此再通过 X 射线来了解不同的食物在婴儿胃里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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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生理上的伤害和人格上的剥夺,却被视为一场“医学拯救”。美国医生兼疯人院主管霍伊特·皮尔彻博士就阉割了堪萨斯州温菲尔德低能与弱智儿童收容所的近 70 名男孩。他认为阉割是对“确诊手淫患者”最行之有效的救助。
他的行为受到了大家的效仿,埃弗雷特·弗洛德教授也对一家收容所的 26 名儿童实施了阉割。 这位医生写到:“一个男孩不知廉耻,确诊为癫痫,而且多少有点弱智。”
他认为自己的手术效果非常好,因为“每一例手术后,手淫症状都停止了”。最重要的是,他们“把缺陷遗传给后代的可能性彻底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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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利益和狂热的优生理论,这些机构为研究者大开方便之门,任由身披白大褂的研究者们走进病房,尽情攫取数之不尽的廉价实验素材。“这些不敢声张、不明真相、渴望有人爱的孩子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时代中越来越多地成为医疗行业追求世界进步的先遣军。”
然而,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肆虐的法西斯
美国鼓舞了希特勒
因为社会地位、种族、身体与智力上的缺陷,很大一群人被贴上了“毫无价值”的标签,他们作为残损的个体被剥夺了法律地位,被迫参与各种非自愿、非治疗型的危险实验。而在研究者们的眼中,这种牺牲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
有狂热的研究者怀念道:“从没有人过问我在做什么,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
当时的美国有许多重要的学术机构都以某种形式教授优生学理论和课程,比如哈佛、哥伦比亚、康奈尔、芝加哥等高等学府都有最顶尖的老师来讲解这些课程,西北大学还被称之为是“种族优生学思想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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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在美国肆虐之后,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大陆,那里也有一个人对优生学无比推崇,并将全世界推入另一个混乱的漩涡,他就是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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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美国正在义正言辞地谴责纳粹医生,并带头起草发布了《纽伦堡宣言》。
他们谴责的内容包括,纳粹医生对集中营中关押的囚犯和被占领区平民进行非人道的活人试验,并对所有被占领国家推行高效率的绝育手术,犯下了不可挽回的恶劣罪行。
然而,优生学理论在美国境内造成的伤害也不遑多让。医生地位的提升和崛起引发了社会对医学研究的推崇,各类政府机关和医疗机构因为利益关系自发地裹挟在一起,残忍的口号被视为思想进步的开端:“想要社会进步,就必须对这类不合格因素加以遏制和淘汰。”
有作者这样写道:“We are quick to condemn Hitler, but we forget it was our own country that inspired him.” (我们很快就去谴责希特勒,但我们忘记了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鼓舞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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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优生学之初,出发点是为了国家强大这个崇高的意志,但由此衍生出的私权的滥用和恶意浪潮是所有人无法想象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打着“消除贫穷”的美好旗帜,任那只关在潘多拉之盒的怪兽咆哮而出。
根据资料显示,美国政府推行的优生运动一直到1963年告以终止,在半个多世纪里,一共有6万多人受害。而在此之外,受到伤害的婴幼儿和社会弱势群体不计其数。
从美国到欧洲纳粹,那些无辜的生命,卑微地来到人世,又被当做动物一样任人“宰割”、戕害,直至卑微地离去,这是人性之恶的悲剧,也是人类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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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穷人都不生孩子,能消除贫穷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只怪兽,贫穷从来不是恶,对贫穷的傲慢、歧视、差别对待才是真正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