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睡遍全国60多个“鬼城”,这群年轻人想要做什么?(组图)
夜晚的“鬼城”漆黑一片,四周只有蝉鸣声,“二打六”的几个成员围坐在一小簇篝火前,聊天喝茶,背后是静默矗立的联排高楼。
小区没有居民,没有灯火,只有楼房,所有的窗门都空洞黑黢,孤零零的几个人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显得无比渺小。
人们把鲜有人居住的烂尾楼小区群、废弃的新城等叫做“鬼城”,而这样的场景,是“二打六”艺术小组过去五年来的日常。这个来自广州的艺术家团队,已经走访过全国近六十个“鬼城”。
“既然有房没人住,那我们就去睡一下吧。”小组成员黄海清说,他大学本科学的是环境艺术,跟建筑、规划、园林有关,毕业后以画画为生,最终还是做了跟“鬼城”相关的作品,“冥冥之中可能是注定的。”
“二打六”成员探查“鬼城”现场。
于是“二打六”这一帮人,带着帐篷、洗漱品、炊具和被子,走进“鬼城”去生活,也进行艺术创作活动,收集艺术创作需要的素材。“二打六”小组把日常生活移植到“鬼城”,又通过艺术展览把鬼城拉进都市人群的视野。他们的艺术作品最近正在广州太古美术馆展出。
在寻访“鬼城”的过程中,“二打六”小组发现,导致鬼城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城市规划出了问题,有的是开发商卷款跑路,还有的是区域经济衰败导致人口流失,等等。南北也各有差异,北方的“鬼城”比南方更多、规模更大;当然还有建筑风格不同,有的是江南水乡婉约风,有的是欧洲罗马豪华风。他们这几个南方人,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感受到罕见的小雪温度,也在江西的湿润荒野饱受蚊虫叮咬。
“鬼城”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随着区域经济变化发展,一些“鬼城”以艺术创意园的形式又被利用起来,还有的因为附近城市的高房价带动而被动复活,更多的一些“鬼城”,长达一二十年无人居住,至今仍在沉睡。同样关注农村空心化现象的黄海清认为,空心村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鬼城”,只是村落曾经热闹过,有过人类生活的痕迹。
寻访“鬼城”的这几年,“二打六”的艺术家成员,从刚出学校的青年大学生,迈入了要为房贷、家庭琐事等头疼的中年人阶段。寻访的成员也不断减少,从最初的七个,变成六个,现在仅剩四人。
他们在自由散漫的艺术生活、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之间穿行,但仍然选择一次次从都市出发,走向那些无人问津、荒芜边缘的“鬼城”。
以下是“二打六”团队的艺术家黄海清的讲述:
寻访“鬼城”
“鬼城”里当然没有鬼,按有的专家的定义,“鬼城”是指长期居住率在百分之十以下的地区。我们寻访的过程中,把荒废了的、没完成的建筑区域,也包括大规模的烂尾楼群,统称为“鬼城”。
比如2020年10月,“二打六”小组探访了位于广州黄埔区金坑村的澳洲山庄,它被称为广州最大的烂尾楼群,荒废22年,一共有292栋楼。2017年我开车经过这里,远远地看到很多废弃的楼房,但是当时没进去,那时候还没有地铁。2020年10月份我们去了那里做作品,澳洲山庄没有什么变化,但地铁已经修过来了。
澳洲山庄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建筑,占地1000多亩,整个山头都是密密麻麻的楼房,山的另外一边是一个湖,有山有水,视野开阔,二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掀起过销售热潮。我从新闻中了解到,后来因为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导致了烂尾以及一系列产权问题,两千余户业主,房子完成交付的只有60来户。
在这个荒废的、杂草丛生的小区,生活非常不便利,但是仍然有零星的业主在生活,他们定时聚会、维权发声。上次我们去的时候,碰到一个老阿姨在种菜,简单聊了几句。这些业主现在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二三十年前就买下这里的房子。倒退回那个年代,他们在30岁左右就能买房,也是很厉害的。他们当中有医护人员、工程师、商人,现在都老了,开发商的老板本人也住在里面。
类似的地方,我们已经走了大约六十个,在这些“鬼城”里,几乎只有我们自己和寂静的荒芜。也会遇到人,但相遇却很平静,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露营的。有一次我们在广东清远的一个“鬼城”过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刚从帐篷走出来,还没睡醒,就遇到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女儿在里面散步,四目相对,互相平静地点点头,也没说什么。还有一次是在安徽肥西的一个“鬼城”,有一些农民工住在里面,养着鸡和狗,他们似乎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了。
从广东出发,全国大江南北的“鬼城”,我们几乎都去过,发现一些规律。比如南方的“鬼城”体量没有北方那么大规模;“鬼城”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楼盘的开发商卷款跑了,有的是楼房出了事故或有质量问题,有的是房子的产权有争议,还有的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好留不住人……
一开始我们在网上搜索“鬼城”的信息,后来随着我们做展览,越来越多的人主动给我们提供线索和信息。在这些冗杂零碎的线索中,有的“鬼城”虽然已经荒废一二十年了,但近年来又复活,有一些只是小规模的一两个烂尾楼。我们需要筛选出符合自己选择标准的可靠线索,去探寻其中一些“鬼城”。
有时候,我们可能对某一个“鬼城”查了很多资料,在去寻访的路上,还会再看看周围别的“鬼城”,总是有意外的发现。比方说从广州去鄂尔多斯,开车经过西北的时候,在陕西神木看到很多“鬼城”;回广州的路上,经过江西、安徽,又看到很多“鬼城”。我们就在意外发现的地方住几天,继续做作品。
所以行程一般都没法预估,有时候本来预计5天结束,出去2个月才回来。我们一直在路上或者在“鬼城”里,有的“鬼城”里面没有电,所以我们需要隔一段时间回到城市里,补充物资,给蓄电池之类的设备充电。设备都很简陋,拍摄用品、煮饭用的炉、帐篷睡袋、蓄电池、药品、照明灯等。出于安全考虑,还会带锄头和刀具之类的。
有时候遇到保安不让我们进去,被骂一下无所谓,但有一次被警察抓到,让我真正感觉到危险。那次我们超载一个人,遇到警察巡查,我在驾驶座上,警察让我下车的时候,车门上的电棍突然掉下来了,充满某种戏剧性。警察变得非常警惕,突然就三四个人围过来,把车给清空,所有东西搬出来检查,又在车座后背上找到了锄头、刀。
《重新雕塑》作品制作现场,黄海清披着水泥浸透的鬼城捡来的棉被。
其实这些都没什么,我最担心的是设备里面的影像记录。因为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总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好像并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甚至触碰到某些人的利益,怕记录被看到后被删掉。
《take it !》作品制作现场,“二打六”成员在复制一面马赛克墙。
警察把我一个人拉到保卫室去盘问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在问电棍怎么来的,幸运的是没有打开我们的摄像机。这个事情之后,我们都变得警惕,为了避免再次被查车的风险,让一个成员单独坐飞机,把所有资料先带回广东。
“都是资源的激增和浪费”
我们进去一个“鬼城”之后,会先寻找驻扎地,然后分工:有人记录,有人搭帐篷,烧水喝茶煮饭吃饭,去做作品,把该拍的一些概况拍下来。
在“鬼城”里有时候我们也会捡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比如石头——能够体现地貌特征,民工没带走的鞋子毛巾——能够展示他们在这里的一段短暂生活,还有建筑材料——记载了“鬼城”以前的状态。
在灰暗空洞的“鬼城”里,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具象。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修楼房最为流行的马赛克格子瓷砖墙壁,因为房子没有人住,覆盖大片霉斑或者杂草,过早地失去了价值。毛坯房里没有居民,只有水泥地上连成线爬行的热带蚂蚁,成为这里唯一的居民。
形成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集到艺术展览上,经常用到的元素是水泥,因为这是构建一个城市的最基本、最牢固的元素,人们的时间、岁月、记忆都在里面。
有一次展览开幕的时候,我在现场做了一个行为艺术,我躺在地上,成员们把从“鬼城”捡回来的被子,渗透上水泥,再盖在我的身上。四个多小时一动不动,我等着水泥凝固,再从里面爬出来,水泥被子已经定型。就等于拿我当建筑,架构了一个城市,但是这个人走了,城空了。
除了“鬼城”这个社会问题,我们也关注过共享单车、空心村,以艺术的行动,让人们去思考身边的问题。
几年前跟丢弃的共享单车有关的艺术,其实和“鬼城”有不谋而合之处。共享单车、“鬼城”,都是某种资源的激增,然后导致了巨大的浪费。当时我们去城市周边的废弃水沟,看到丢弃在水沟里的单车都是烂的,车胎瘪掉,或者骨架弯掉,面目全非、没有人要。我们把这些共享单车打捞出来,放到事先准备的停尸袋里,打包好直接运往美术馆去展示。
一个袋子装一辆共享单车,一共捞了好几百辆。装到停尸袋里,我们把它变成某种生命的样子,希望引起人们对资源浪费的重视。
婺源“鬼城”里的“二打六”。
空心村这个项目也是从“鬼城”派生出来的,入住率不足10%可以称之为“鬼城”,一些空心村也适用。但空心村跟“鬼城”不一样,它曾经有人住过,曾经辉煌热闹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者由于某种发展的需要,现在败落了。
我去“鬼城”的时候,整个人是很开朗的,“鬼城”虽然荒废了却很干净,但是去空心村,让人觉得很压抑,村里会有很多以前的痕迹,是被人遗弃掉的感觉。
比如说顺德的大汕岛有个空心村,被誉为“顺德新城中最后的村庄”。村子上头有个连通河两岸的超长高架桥,周边都立起高楼大厦,这个村子就形成了一个低洼的孤岛,它到外面的交通很不方便,似乎是时代里面的一个牺牲品。
但我觉得不论是“鬼城”还是空心村,都有可能复活。对于村庄来说,中国人一直存有落叶归根的观念,很多农民出去打工几十年,最后可能还是会回到生长的村落里。而对城市来说,有一些“鬼城”活过来是因为房价,比如广东靠近深圳的惠州,曾经很多地方死气沉沉,后来因为深圳的房价太高,很多年轻人在深圳买不起房,就跑到惠州买房,慢慢的惠州有了生气。还有最近几年很多艺术类别的创意园兴起,以另一种形式为“鬼城”赋予了生命。
通过艺术产生“问题意识”
我们“二打六”小组,最早在2010年就聚在了一起,2015年才正式取名。为什么要取“二打六”这个名字?一是团队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想用粤语的词汇来给小组起名字;二是在当时的艺术圈里,我们和主流有名气的艺术家相比是十分边缘化的,借这个方言来嘲讽自己是小人物。
但对此寄予的希望是,我们“二打六”小组的艺术跟这个时代紧密相关,通过艺术的形式,让更多人知道社会的问题,产生问题意识。
我的父辈是农民,在农村有自己的土地,上个世纪80年代在老家建了房子,一直住到现在,他们自己是没有买房的概念的。但到了我这一代,我学的是艺术专业,毕业后就天天画画、大吃大喝。年轻的时候是过了今天就不考虑明天,也没有储蓄的概念,父母他们对我的这种生活很警惕,觉得我需要买一个房子,作为一种寄托和生活依靠,不管是以后结婚,还是没钱了,有了房子至少能够生活。
所以我早早买了个房子,现在看来父母有远见,但现在我有很多上班族的朋友、同学,在房价涨了好多倍的情况下,一辈子至少三十年要供这个房子,甚至还有一些人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或者在“丈母娘的压力”下和女朋友分手了。
艺术家这个工作虽然能够保持我们的自由,但是也有一些具体的生活问题。最初我们“二打六”有7个成员,这期间不断有人因为家庭压力、生活压力而离开。2016年工作室搬迁,有一个成员选择回老家。2018年,工作室又搬了,又有两个成员离开了广州。
仅剩的还在路上的四个人,我们每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路上。我们没有时间连续地画画,没有了收入来源,没钱了,我们就在旅途上也找点活儿干,赚一点小钱,再去做作品。我们做过的工作不计其数,比如去工地上搬搬砖,给人画一些壁画、做设计等,又比如上次给加油站做广告牌等等,生活面前人人平等啊。
这些年在“鬼城”里度过的一个个日子,平静又孤独,我们见证着一砖一瓦的缓慢变化,也真切感觉到时间在自己身上的流逝。我们从学生变成了中年,“那把长发,跟随着发际线往后移,却都留在了鬼城里”,希望这个作品能够再久一些,我们要“睡到中国没有鬼城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