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欧投资协定正遭遇最大变数（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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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有学者认为，随着中美竞争加剧，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美欧的战略大三角无疑最受关注。

时殷弘：从结构性的角度看，中美接近全面对立。拜登政府对华态度在全世界看来已经很强硬，但美国国内还有很多人认为不够强硬。他是一个以微弱优势上台的总统，美国国内撕裂严重，唯一的共识就是遏制中国，民主党激进派、共和党民粹派和建制派都很反华，所以拜登必须要对华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拜登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的演讲，中心思想就是“西方如果再不对中国奋起反击，就要‘死’了”。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当总统时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其实并不可怕。拜登政府强调“盟友与伙伴”已经对中国造成了非常大压力，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说美国与西方世界加起来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0%-60%，言下之意是“中国才占多少”。而美国要想与盟友联合起来，“排成一排，带着共同的议程”让中国“改变”，还必须要大炒人权、民主价值议题，联盟的形成与人权、民主价值是紧密结合的。这一套叙事在欧洲、在日本都非常实用，甚至韩国也吃这一套。

其实美国的欧洲大陆盟国与中国关系一向不错，毕竟在经济层面中国对于欧洲很重要。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有两种情况，一种采取偏向美国的中立，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相反的情况是，如果欧洲国家国内的经济十分困难，疫情还在持续，中国的对外态度再温和一些，他们或许会在较多问题上采取偏向中国的中立。

中国方面往往强调中欧之间的经济联系，可是西方世界大部分舆论并不怎么在意（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利益。像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样的学者说的话，在当前的欧美战略界是没什么人重视的。而拜登上台之后，显然就在充分利用民主、人权这一套叙事构建联盟，尤其是团结美国的欧洲盟友。

当然，从长远看，中美竞斗趋紧，大部分国家会争取成为独立的中间区。

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如默克尔（Angela Merkel）、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提出了偏哲理性的世界观言论，表示欧洲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是作为一种独立力量，既不与美国站在一起，也不与中国站在一起，主张和平，反对冷战。

其实俄罗斯也是相似的立场，只是当下中美斗得凶，俄罗斯可能认为除了采取战略保底、构建基本联盟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朝鲜在自身以外的其他国际议题上角色不明显，中国周边的柬埔寨、老挝等许多国家，大多是机会主义者，当然这是从长远角度来说。

当前的形势就是以上提到的两种情况。如果美国能够较为迅速摆脱大流疫的打击，相当程度上恢复经济，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变量。美国经济虽然受到影响，但也不是很坏，相比之下，欧洲的困难比较大，欧洲当下很焦虑。所以（对中美欧的问题）要继续调查研究，时刻注意情况变化。

包括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在内，中国目前在各个问题上都很强硬，大有“所有问题都不能碰”的态势，而西方社会的姿态则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坚决要碰”。英国路透社近期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心痒痒地”想要武力统一台湾。这是战略军事方面的问题，一旦再发酵，将影响全局。

在南海问题上，欧洲和日本从法理上都不属于当事国，但是它们的能源、商品等贸易很大比例都要途经南海，因此也将南海界定为重要利益。全世界经过南海的贸易总值每年达3.5万亿美元。一旦中国控制了南海，对于欧洲、日本来说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南海问题放在那里，欧洲真的相信中国吗？它们对中国真的放心吗？

多维：如果中欧关系朝着你所说的不利的方向发展，会影响欧盟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吗？

时殷弘：在我看来，当初《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时候，中国做了很大让步，主要是考虑将其作为一个牵制拜登政府、联合欧盟的一个外交工具。

《中欧投资协定》在纸面上约定中欧双方加大市场准入开放力度，但实际上，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对欧直接投资，在欧洲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阻塞，而中国方面并没有如此对待欧洲资本，这对于中国的利益而言已经成了十分突出的问题，但中国国内媒体基本没有提。

现在再加上新疆等问题的影响——中国方面绝不会放任欧洲在新疆问题上的动作，这不是只考虑经济问题就可以——欧洲议会恐怕基本不会允许《中欧投资协定》通过。

对中国而言通不过就通不过。

多维：美国在努力恢复与盟友关系的同时，中国方面则加紧与俄罗斯协调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最近一次访华前表示，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此外，中国3月底还与伊朗签署了一份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

时殷弘：从长远看，世界正在形成三种力量划分而成的格局：以美国为中心的紧密联盟，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等更小的紧密联盟，以及巨大的中间区。

短期来看则是以问题为导向。欧洲、日本与美国本就是紧密同盟，欧洲大陆在目前的热点问题上，与美国的靠拢程度几乎超过任何时候。或许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姿态，因为很多大国可能会感到有可能被拖入中美竞斗的漩涡从而有所改变。如果中国对其他它们的政策更有灵活性一点，或许会发生一些变化。

多维：你提到中间区用的词是“巨大”，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想构建以共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联盟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

时殷弘：如果全世界大部分重要国家都落到（某个）联盟里面去，那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战略的、安全的考量。意识形态从来不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何况今天意识形态比过去更加复杂。

只要中美关系沿着下滑的轨迹继续发展，我认为其他大部分国家，消极一点就是直接躲开，积极一点是同时批评中美，“这个世界不是两极世界，是多极世界”，并提倡中美双方对话。只要中美越来越接近修昔底德陷阱，局面就一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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