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放弃动态清零的来龙去脉(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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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结束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原本可以算取得全面胜利,但当时他越来越难辩称其动态清零政策仍在奏效。
据了解中央决策的官员和政府顾问称,那时有关全国范围内新冠感染人数上升的报告流入中央。尽管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封控措施,感染病例仍出现激增。在过去三年大部分时间里,这些严格的防疫措施帮助中国阻断了疫情传播。
实施封控让中国付出了高昂代价,国内出口和零售销售大大减少,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部分民众被逼到几乎崩溃的地步。
但习近平当时并不准备改变他的立场。据这些官员和顾问称,截至去年11月中旬,习近平还在是否解除以及如何解除动态清零政策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项政策已与他紧密联系在一起。
据这些知情人士称,去年11月底,中国几个最大城市爆发了罕见的抗议浪潮,再加上多个政府部门发出紧急请求,最终促使习近平改变了立场。12月初,动态清零政策基本上被取消。
防疫政策急转弯将中国推入了一种新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无论是全国各地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分支机构的官员,都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政策转变的预警,导致他们在没有医疗必需品储备的情况下面临患者激增的局面。
中国国家卫健委不再公布单日新增病例数量,自去年12月初以来公布的新冠死亡病例不到12例。
但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国家卫健委12月21日会议纪要,在12月1日至20日期间,全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近2.5亿。知情官员证实这一消息属实。会议纪要显示,北京市约2,200万常住人口中有一半已被感染。
在感染激增的情况下,习近平日益限制对防疫政策的辩论,并排挤任何公开质疑动态清零政策的人。习近平已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
中国还不顾外国建议,这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情况不同,当时中国高层官员向美国专家、包括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专家进行了咨询。去年5月份,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简称WHO)总干事称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当时中国进行了回击,称他应该“能够更多地了解事实,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决策是由少数中国领导人在经过几轮内部讨论并达成共识后作出的,而如今,习近平被称为“万主席”,他控制着从军事到经济的每一个权力杠杆。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教授Mary Gallagher说,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人祸一样,现在对这位核心领导人的政治忠诚意味着没有异议、没有集体决策,中共内部在关键政策转变上缺乏辩论和讨论。
医院人满为患
根据去年12月会议的纪要,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疫情正迅速蔓延。他在会上表示:“我要强调的是,死亡病例在所难免。”
国家卫健委不予置评。
从繁华的城市到乡村,急诊室和重症监护室都挤满患者,有些患者无法获得医院床位,有些甚至无法获得基本的退烧药。这些患者中很多是老年人,他们疫苗接种不足,或根本没有接种疫苗。几个月前,中国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已陷入停滞。
火葬场已堆满尸体,一些无计可施的家属不得不恳求急救人员到家里接收尸体,或者将尸体运到数百英里以外的地方火化。
中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中国政府已为其政策转变辩护,称这是在正确的时间采取的正确行动,并指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致死率较低。
在上周六发表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似乎承认,防疫政策急转弯削弱了公众对他领导力的信任。他说:“目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仍是吃劲的时候;大家都在坚忍不拔努力。”
2020年最初几周,武汉市及其所在的湖北省最早实施了封控,在那之后,中国一直坚持大规模检测、居家隔离以及集中隔离的制度,以扑灭哪怕是小规模的新冠疫情。
借助这些措施,中国得以在疫情早期迅速重启经济,而当时世界其他地区深陷一波又一波的新冠变异株疫情以及由此造成的死亡。
随着封控措施延长到第三年,人们的生计受到影响,不满情绪也被激起,尽管如此,习近平的抗疫策略支撑了他的信念,即中国的体制比西方更优越。
2022年春季,传染性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在上海,习近平最初试图给这个中国最发达、最国际化的城市以回旋余地,实施精准封控而非全面封锁,希望上海能提供一个在未来几年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模板。
但随着病例的激增,以及其他地方抱怨上海疫情外溢,习近平命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恢复大范围封控。李强是习近平的亲信。
关注二十大
了解相关决策的官员和顾问说,习近平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自己在10月于北京举行的党代会上取得重大政治成功。这需要压制对他权威的任何挑战,包括对卫生政策的挑战。去年5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官方的会议记录,政治局表示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当时,中国多地仍相继发生零星奥密克戎疫情,之后在去年秋天,疫情开始逐渐加重。中国政府没有获得更多疫苗和推动国内民众的疫苗接种工作,没有储备抗病毒药物和其他新冠治疗药物,也没有对医院及急诊室进行扩建和升级,而是将更多资源用于建设临时隔离设施、实施严格的封控措施和对民众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截至去年11月底,中国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没有全程接种疫苗;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每10万人只有不到四张重症监护室(ICU)床位,而香港和新加坡的这一数字分别为7.1张和11.4张。
在中共二十大会议于去年10月22日闭幕后,中国各地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民众预计政府将放松疫情管控。但即使在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后,防疫政策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去年11月4日访问北京时,习近平并没有释放出任何关于疫情防控措施转变的信号,尽管当时病例已经在激增,而且商界人士也呼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放松中国的防疫政策。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习近平接收到了诸多信号,显示他的动态清零政策正成为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动荡的一个根源。
在位于华中城市郑州的全球最大iPhone组装厂,数以千计的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员工进行了暴力抗议活动,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抗议活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对严格的防疫措施。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Terry Gou)警告称,动态清零管控措施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构成威胁。
曾是疫情期间中国主要增长引擎的出口在10月份出现了两年半以来的首次下降,而在上海去年春季封控后的几个月里一直上升的零售额也转而下滑。据熟悉中央决策的官员和顾问称,这些数据的表现让中国领导层感到震惊。
尝试循序渐进的退出方式
即使在那时,习近平也没有准备好完全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他决定采取渐进的方式来放宽这些措施,没有明确的退出时间表。
去年11月11日,随着中国官方公布的日新增感染病例数几个月来首次突破1万,中国宣布了20条放宽防疫限制的措施,包括缩短对入境人员和被确定为感染病例密接者的隔离时间要求。
虽然这些措施引发中国股市反弹,并燃起了在更大范围重新开放的希望,但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将这些措施描述为对新冠防控策略的“优化调整”,而不是放松,这扼杀了乐观情绪。在习近平没有发出明确信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收紧了防疫限制。
据接近决策层的官员和顾问说,习近平开始收到多份报告,其中显示全国各地的住宅小区联合起来举行小规模抗议,反对将居民限制在家中的规定。
去年11月26日和27日,中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一些抗议者直言不讳地批评习近平和中共,上述官员和顾问说,这种罕见的民愤表达,引起了习近平和他核心圈子成员的警惕。
知情人士称,在防控疫情的努力似乎越来越徒劳,由此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习近平决定几乎放弃动态清零政策。
据知情的欧洲官员称,去年12月1日在北京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举行的闭门会议上,习近平称抗议活动反映出以学生为主的反抗民众的不满情绪,他还承认疫情进入了致死率不那么高的阶段。习近平的这种表态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去年12月7日,中国取消了动态清零政策的最后几项主要措施。12月14日,国家卫健委停止发布单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人数,12月25日起完全停止公布单日新增感染人数。
12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决定解除国际旅行限制,基本上结束了中国为期三年的自我隔离状态。
按照中共对这些事件的描述,结束动态清零政策的时机恰到好处。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份书面会议摘要,李强在12月25日的一次全国电话会议上称,“时机”选择恰当,基本条件具备。上述知情官员和顾问证实这份会议摘要属实。李强在中共二十大后卸任了上海市委书记一职,预计他将在今年3月出任国务院总理。
根据这份会议摘要,李强敦促医疗、交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高级官员充分认识、充分肯定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的“巨大成效”。
然而,就连一些政府高级卫生官员也对这个放开时机的选择提出了质疑。
去年12月16日,中国流行病学专家、国家卫健委高级顾问曾光在北京的一个公共卫生论坛上说:“如果单纯从公共卫生观点来看,我们宁愿把(重新开放的)时间再往后拖一下。”他同时敦促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曾光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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