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越战、现在的以巴战争：美国大学生为何同情巴勒斯坦？（组图）

4月23日，加沙战争来到第200天，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万，美国校园的反战示威也进入新高潮。

3月开始，范德堡大学（又译范登堡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出现反战学生的示威营地，最后有多位学生被捕、3人被学校开除；4月12日，反战的耶鲁大学生在校内集体绝食，活动逐渐形成营地，22日警方以「非法入侵」之名逮捕了在场的60名示威者，当中有47名学生；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反战学生开始在校内搭建「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校方随后授权纽约市警察局突袭校园并进行大规模逮捕，营地一度被强行拆除，却又很快恢复，而这次逮捕也标志着自1968年反越战示威以来，哥大首次允许警方镇压校内抗议活动。

4月20日，南加州大学也爆发大规模示威，背景是校方原本安排成绩优异的毕业生阿斯娜·塔巴苏姆（Asna Tabassum）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却因犹太团体公开质疑前者立场亲巴勒斯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点赞反以色列的观点、具有「反犹」倾向，导致校方直接取消了塔巴苏姆的致辞资格，校内舆论也因此炸裂；4月24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反战学生集体静坐示威，德州警方随后以「打击反犹主义」之名入校驱散学生、拆除营地，导致至少10人被捕。

美国大学挺巴示威：2024年4月24日，美国加州洛杉矶，在身在南加州大学校友园的示威者被警员拘留后，学生们持续抗议。 （REUTERS/Zaydee Sanchez）

但上述事件都不是孤例。放眼全美，包括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爱默生学院、塔夫茨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洪堡分校，都出现了亲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尽管各校有的是强力手段、警力奥援，能在「打击反犹主义」的大旗下驱散人群，却依旧无法停下学生的前仆后继。

这种场景画面，让人想到1960年代的反越战示威。当然，当年的规模远胜今日，两场冲突的背景脉络也不甚相同，但毫无疑问，大学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比较两波运动源起，当时的大学生之所以踊跃反战，除了越战本身的媒体形象极度糟糕、战事胶着多年、征兵波及年轻人外，很大程度也与民权运动、新左派思潮、甚至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所催生的嬉皮（Hippie）风尚有关。

换句话说，对当年的大学生来说，反战实践既有个人意志，也不能脱离某些时代背景的宰制。时隔60年，美国这次的校园反战示威也是同样道理。

美国大学挺巴示威：2024年4月24日，美国加州洛杉矶，当警员开始进行拘捕行动时，身在南加州大学校友园的示威者紧紧牵着其他人的手。 （REUTERS/Zaydee Sanchez）

学生的愤怒早有迹象

首先，校方、犹太团体对学生们的「反犹」批评当然言过其实，不过观察战前民调数据也能发现，这代大学生与前人相比，确实是对以色列「相对没有好感」的一代。

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7月公布的「美国人对以色列观感」调查为例：55%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正面观感，41%的美国人持负面观感，整体看来正面略多。不过如果细究各年龄层，就会发现不同世代的差异相当明显。

首先是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65岁及以上」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高达69%，是各区间最高，反感也只有29% ；再来是Ｘ世代（1965-1979年出生），其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50岁-64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依然有60%，反感则来到36%；接着是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调查中的「30岁-4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降到49%，反感则上升到47%；最后是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其大致对应调查中的「18岁-2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只有41%，反感则创下56%新高。

图为2024年4月18日，在美国纽约市，，示威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声援亲巴勒斯坦组织者，其间与警方对峙。 (Reuters)

有趣的是，这种世代差距也在同一份调查的其他问题中体现。

例如「对拜登（Joe Bidne）处理以巴问题的观感」，整体数据显示有62%的受访者不确定拜登是否过于偏袒某一方，有16%认为拜登正在取得正确的平衡，有13%认为拜登过于偏袒巴勒斯坦人，只有8%认为拜登过于偏袒以色列人。

但如果从不同年龄层来看，不同世代的认知显然有差距。在「65岁及以上」区间，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23%、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9%、偏袒以色列者只有3%；在「50岁-64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8%、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4%、偏袒以色列者只有6%；但到了「30岁-4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4%、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0%、偏袒以色列者则来到9%；接着是「18岁-2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只有11%、偏袒巴勒斯坦者只有9%、偏袒以色列者则高达16%。

整体来说，在这次加沙战争爆发前，美国家庭早就存在关于以巴冲突的代沟，尤其是正在读大学的Z世代，明显与作为其父母的X世代严重分歧，前者对以色列的反感、对美国政府偏袒以色列的不满，都创下历代最高。

图为2024 年4 月19 日，在美国纽约市，示威者坐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营地里抗议，声援亲巴勒斯坦组织者。 (Reuters)

10月7日冲突爆发后，这种世代分歧自然又被撕裂得更厉害。 10月17日，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公布全国民调，显示18-34岁的受访者中有51%不赞成美国向以色列运送军备以应对哈马斯的袭击，但50- 64岁的受访者中有高达77%表示赞成；10月21日至24日进行的《经济学人》／YouGov民调也显示，在18岁至29岁的族群中，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比例（28%）略多于同情以色列人的比例（20%），这种分布样态与65岁及以上相差甚远，后者有高达65%同情以色列人，但只有6%同情巴勒斯坦人。

之后随着以色列进攻加沙，年轻人的不满更加沸腾。

2023年12月，以色列被南非以「种族灭绝」之名告上国际法院，皮尤研究中心也在该月公布了「美国人对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看法」的民调结果：18-34岁受访者中，有38%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过头了」；在35-49岁受访者中，这个数据是27%；在50-64岁（23%）、65岁（16% ）以上的受访者中，这个数据则显著递减。

2024年1月，以色列被国际法院宣判「必须防止种族灭绝」前夕，《经济学人》／YouGov公布民调，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35%）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而这个数据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高达49%，在30-44岁受访者中也有44%，但到了在45-64岁受访者就直接锐减为28%，65岁以上受访者的数据更是只剩21%。

图为2024年4月20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民众聚集支持巴勒斯坦（Reuters）

整体来说，民调数据为这波大学反战潮提供不少线索：冲突爆发前，Z世代对以色列原本就是反感多于好感；即便这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哈马斯闪击触发以色列报复，10月7日后几个礼拜的民调依旧显示，虽然X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相对同情以色列，Z世代却依然相对同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进攻加沙后，Z世代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比例，也比其他年龄层都高，几乎到了每两个人就有一人如此认为的程度。

而从年龄分布来看，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正好对应了当今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一群本就对以色列好感不强的人，集体目睹了这几个月的残酷杀戮，且本国政府还是这场杀戮的最大靠山。这种情境无疑会加剧彼此的怒意串联与共鸣，而校园刚好又为这股愤怒提供了展演空间，最后导致反战示威在美国大学遍地开花。

2024年4月24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德州大学警方在德州大学举行的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中拘捕一名男子。 （Jay Janner/Austin Statesman/USA Today Network via REUTERS）

大卫正在成为歌利亚

不过民调数据更多是以立场分布的呈现，来解释示威背后的情绪基础。但要了解这代大学生的立场起源，还须回归其成长背景，以及美国当下的社会脉动。

首先是这代美国大学生的成长背景。这决定了其对以色列的认知，会与父母、祖父母的认知有所不同。

在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的成长过程中，以色列的形象大致与两个事件有关：纳粹大屠杀、以阿战争。大屠杀虽然发生在二战期间，却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理认知，犹太人因此成为「全世界都欠他们一个公道」的「神圣民族」，反犹主义也因此被识别为极度危险与禁忌的存在；以阿战争则强化了犹太人「被迫害」、「不得安居」的形象，而以色列「以少胜多」打赢战争，既满足冷战下美国的「必胜」情结，也迎合了「经历磨难终受庇佑」的一神教叙事。

总之，受纳粹大屠杀、以阿战争等事件影响，战后婴儿潮世代所理解的以色列大体等于「犹太人的重要避难所」，是这个民族经历2,000年流离苦难后，终于能回归的应许之地。尽管这场回归导致巴勒斯坦人大量流血，由此触发了漫长的民族仇恨与冲突，但从数据来看，这代人还是更关注以色列的流血，认为这是犹太人「受迫害」的迹证；且当年的巴勒斯坦武装一度有全球左翼支援，这在某些战后婴儿潮世代看来，实在不像手无寸铁的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