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口变迁，我们的故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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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之地是个谎言

澳大利亚丰富的移民历史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们在北方严酷的海道上航行并成为这片大陆最初定居者的时候。

五万多年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祖先利用复杂而有规划的导航系统，从一处岛屿到另一处岛屿，最终来到澳大利亚这块“巨型大陆”。该地区被称为萨胡尔（Sahul），是由现在的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大陆和塔斯马尼亚组成的巨大陆地块。

1860年，南澳大利亚，一位穿着袋鼠皮斗篷的原住民妇女抱着一个孩子。 Wikimedia Commons: Samuel Sweet/Library of Harry Grattan-Guinness

澳大利亚的第一批原住民在艰难的地形中航行，迅速建立了一个约有1000人的新族群。千百年来，这些族群在这里繁衍生息。农耕和贸易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生计做出了贡献，在殖民化之前，这里的人口已达到80万，有些估计数字甚至更高。

无主之地是一个谎言。

警告：本文包含的细节可能会让某些读者感到不安

1788年后的英国殖民化带来了流离失所、性暴力、传染病以及对在这里繁衍生息了数万年的原住民的大屠杀。

在殖民化后的头60年里，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人数超过了英国殖民者。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平衡发生了变化。据估计，殖民者的人口大幅膨胀，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原住民。

学术界称其为“人口接管”（population takeover），与当代社会的“人口大更替”（great replacement）言论不谋而合。

图表：下图显示了每年的人口增长

流氓行为和“体面”女性的“人口增长与灭亡”

随着以单身军人为主的殖民者人口的增长，英国在澳大利亚殖民初期的文化陷入了酗酒、耍流氓和性传播感染的泥潭。

然而，英国侨民的人口增长被视为在澳大利亚建立一块真正英国殖民地的核心构成。平衡男女比例成为殖民官员的当务之急。英国的新殖民前哨需要女性。来自英国的“体面”女性被视为这支日益壮大的英国新前哨的文明力量。

澳大利亚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为追求国家安全而增加人口的现象。

1913年，保守的联邦自由党领袖约瑟夫·库克（Joseph Cook）爵士发出号召：“我们要么让这片大陆人口增加，要么灭亡”。他认为，移民是“维持最高白人标准”的工具。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澳大利亚原住民在殖民项目的名义下不断遭受伤害，造成的不利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发布的广告包含“保持白澳”和帮助“拯救人们免于灭亡......[以便]......小宝宝的生命得到保护”的情感诉求。这些言辞实际上是在努力促进纳税人基数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认识到婴儿和产妇的高死亡率。

妇女和儿童在人口增长和生育的呼声中饱受煎熬。

20世纪初，每10万名妇女中就有600人死于分娩。相比之下，2021年每10万名妇女中的产妇死亡率不到6人。

婴儿也有风险。1900年，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就有103名夭折。到2022年，婴儿死亡率已降至每千名婴儿死亡3.2人。预期寿命的提高主要归功于母婴健康的改善。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寄往英国的宣传材料一直在颂扬澳大利亚作为富饶之地的优点。

英国的男男女女被这个新国家的承诺所吸引，“男人为土地，女人为家园”这样的标语强调了公民的价值：男人为经济做出贡献，女人则保护白人人口不断增长。

对那些来到这片充满机遇土地上的白人移民，高薪和有保障的就业是被强调的重点，即使原住民社区遭到边缘化并被谋杀。

当时的目标是每年人口增长2%，作为战后重建战略的一部分。根据计划，一半的人口增长来自移民，一半来自不断增长的后殖民地人口的出生。

澳大利亚向世界展示的是一幅卡通粉彩的未来风景画。澳大利亚：明日之国。

对于许多女性、穷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这种“明日之国”的言辞会让他们感觉与日常生活的现实相距遥远。

然而，虽然英国移民被列为优先考虑对象，甚至还产生了“十英镑庞姆”计划，英国公民可以通过该计划获得前往澳大利亚的廉价旅费，但从世界另一端移居澳大利亚的兴趣仍然被认为太低。

希特勒上台后，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迫使澳大利亚不得不接受来自英国白人理想国以外国家的移民。

战争阴影下，澳大利亚接纳了来自欧洲难民营的17万多名流离失所者。

不久之后，澳大利亚开始接纳来自西南欧和东欧的移民。

这永远改变了澳大利亚的面貌。

1924年与2024年很相似

在继续努力促进移民的同时，养育子女的高昂费用使20世纪20年代的澳大利亚家庭处境尤为艰难。20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人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当代人的担忧如出一辙，当时在1919年西班牙流感疫情后不久，生活成本压力便随之而来。

但与2024年不同的是，20世纪20年代妇女在生育方面的选择较少，避孕措施也不那么容易获得且有效。

社会对她们的期望也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希望妇女通过生育来帮助战后重建的压力仍然很大。

一幅20世纪早期的提倡生育的宣传漫画。(Wikimedia Commons)

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生育率的下降引起了政府的注意。1921年，总和生育率为平均每名妇女生育3.1个孩子。政府非常希望进一步提高生育率，因此同年新州的基本工资专员开始关注养育子女的相关成本。

新州制定了澳大利亚首个儿童资助计划，这主要是由于调查发现家庭“处境艰难”，“日子过得很糟糕”。

除了经济压力，1925年成立的皇家健康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into Health）也对性传播感染、出生率下降、母婴死亡率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其结果之一是提高了分娩的医疗化程度，此举带来了双重好处：减少了因分娩而死亡的妇女和婴儿人数，同时提高了出生率。

据报道，该专员说：“男性对出生率下降的担忧让政客们更愿意为母婴医疗服务买单。”

直到二十年后，女性才被征求意见。

婴儿潮昙花一现

1925年成立的皇家委员会对出生率下降进行调查，并不是澳大利亚第一次进行此类调查。第一次调查是在1904年，当时称为“出生率下降问题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ecline of the Birth-rate）。该委员会认为，手术干预——包括切除或刮除卵巢——是导致“大量女性退出生育行列的原因之一，而这些女性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本来是有能力生育的”。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

围绕出生率下降的许多说法都把女性视为享乐主义的人类守门人。生育率下降被视为一种社会弊病，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平均每位妇女只生育了2.1个孩子。

但是，将责任归咎于自私的女性并不是真实情况。

澳大利亚夫妇越来越多地控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推迟结婚、堕胎以及大量男性离家工作，这些都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完美因素。

二战末期，出生率又开始发生变化。到1944年，出生率上升到每名妇女2.3胎。但澳大利亚领导人仍对此表示担忧。于是又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这一次，委员会欢迎妇女发表意见，并且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份意见书。

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女性都表达了同样的信息：强调她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一位女性写道：“你们这些男子坐在轻松椅子上张口说‘要么人口增长，要么灭亡’。好吧。我已经繁衍了，我也已经灭亡了——没有毯子。”

1945年二战结束后，结婚率开始攀升。到1946年，平均生育率为3.0，1961年达到顶峰3.6，然后在婴儿潮结束时回落到平均每名妇女生育3.0个孩子。

但好景不长。

到1976年，出生率再次下降，低于更替率，并一直保持至今。

出生率的降低，加上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了另一个重大的人口变化：人口老龄化。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经济挑战： 澳大利亚的纳税人基数不断缩小，政府需要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

新冠疫情的一代人怎么样了？

在新冠疫情期间，成千上万对夫妇被连续几天封锁在家中，生育问题再次出现。封城会导致婴儿潮吗？

问题是，婴儿潮需要的不仅仅是伴侣们被关在室内，除了做爱之外无事可做。婴儿潮的秘诀是增加夫妇数量，就像战后婴儿潮那样，参战人员返回家乡，更多夫妇选择生育，从而使出生率大幅上升。但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见面的机会减少了。

生育率在新冠疫情开始时有所下降，2021年略有反弹，2022年再次下降。上周公布的数据证实，2023年的生育率达到了历史新低，每名妇女生育1.5个婴儿。新冠疫情并没有出现一代婴儿潮。

澳大利亚人不仅没有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怀孕，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对人口数量造成了严重影响：海外移民人数大幅下降。

除此之外，临时居民被要求“回家”。他们确实离开了。

澳大利亚提前告别了持签证的学生、度假者和工人，在移民离境高峰期，澳大利亚海外净移民人数减少了9万人。

边境重新开放后，移民人数迅速反弹。本文开头提到的破纪录的人口增长，部分原因是在新冠疫情高峰时期，许多人过早地离开了这个国家，造成了出国人口的不平衡。

预计过去两年的高移民人数将在未来几年开始放缓。未来任何政府将高移民人数增长放缓归功于自己的做法都是在歪曲事实：他们不能揽功。因为这是数字上看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

国家重建

疫情大流行影响了生育率和生活成本，但这还不是全部。新冠疫情期间，从城市迁往乡村地区的人数有所增加。

随着城市的发展，长期以来，乡村地区一直被视为解决澳大利亚人口问题的方法，人们一度怀疑新冠疫情可能加快了这一进程。然而，在新冠期间所预示的人口乡村地区化并没有继续下去。

有备无患对福祉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人口流动方面，许多人选择居住在城市，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教育和就业前景。

但是，预测澳大利亚人口未来的尝试——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0年考虑人口分布的全国人口调查——在影响长期基础设施发展，尤其是影响超越政治周期的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成效参差不齐。悉尼隧道高速公路WestConnex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1975年的人口调查——以人口学家WD 伯里（WD Borrie）命名的《伯里报告》——得出结论，澳大利亚应预测并应对人口挑战，而不是试图影响这些挑战。同样，巴里·琼斯（Barry Jones）领导的20世纪90年代人口报告认为，澳大利亚需要积极应对人口变化，例如确保基础设施符合人们的需求。

然而，这些报告都没有提出澳大利亚人口的最佳规模。早在20世纪90年代，新南威尔士州州长鲍勃·卡尔（Bob Carr）只提出“悉尼已经饱和”。

澳大利亚缺乏人口政策。相反，移民计划起到了间接人口战略的作用。但是，有效的人口政策将阐明未来的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并在住房、教育、就业和健康等关键领域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福利指明方向。

事实证明，澳大利亚有能力在历史需要时采取大胆的政策： 20世纪30年代住房危机期间反对强制驱逐的抗议活动，以及20世纪40年代解决住房不足的计划，都表明澳大利亚的住房短缺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雪地水电站项目（Snowy Hydro）是澳大利亚国家建设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欧洲移民的磁石。

即使是新冠疫情也显示出了政策的力量：临时提高领取收入补助和就业不稳定的澳大利亚人的福利，一夜之间改变了数十万人的生活。虽然福利条款的加强让政府多花了数十亿澳元，但更强大的安全网让最弱势群体摆脱了贫困，可以说为政府节省了长期开支。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专家将澳大利亚在2023年达到历史最低出生率归咎于高昂的住房成本。

或许，后续政府的解决方案乏善可陈也难辞其咎。

但是，新冠疫情导致澳大利亚关闭边境带来的第二个教训是，澳大利亚的多重危机并不能归咎于移民。相反，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澳大利亚摆脱政策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创新。

澳大利亚现代移民的情况再度有所不同。印度、中国、菲律宾和尼泊尔现已成为新移民的四大出生国。澳大利亚正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亚洲地区。全球人口结构已使澳大利亚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现在是时候进行本地重启，以帮助抵御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口逆风。

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自澳大利亚建国伊始，移民就被视为社会和经济的生命线——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增加我们的人口。

同时，移民也被视为社会和经济灾难。近年来，从住房危机、生活成本压力到环境压力，一切都归咎于移民。

这也难怪移民事务会被政界利用，在需要的时候鼓励移民，一旦政治上有利就信口雌黄。

但未来的澳大利亚会是什么样子呢？随着我们的人口超过2700万，到了3000万甚至更多人口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可以肯定的是，州府城市将占据统治地位。而平均年龄的稳步增长意味着，到2065年，澳大利亚将主要由中年人组成。这样一来，所得税将成为政府财政难以为继的手段，而目前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则必须加大力度。

预计到2054年，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移民将继续成为支撑国家社会经济福祉的重要因素。

女性将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加入有偿劳动大军，毫无疑问，性别不平等问题需要重新审视。鼓励女性生育仍然至关重要。

然而，历史并不是从我们出生那天开始的。过去的经验教训必须为今后的道路提供借鉴。这就意味着唯一限制我们的就是创新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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