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罗拉:香港靓女搬运工一夜爆红!像女人一样强,背后却有这样的辛酸...(组图)
那是双刚健有力的手。那双手能够轻松抓起40公斤的重物。由于常年摩擦,掌心长出了厚茧,不止如此,从指尖到虎口,手掌的每一寸肌肤,都有硬塑料般的触感。一只拇指外翻,无法弯曲,那归咎于一场工伤事故。如果忽略这一点,在搬运工人群体中,那是一双平凡无奇的手。
不同之处,在于那双手的主人。一个年轻的女人。
网友们叫她“港版罗拉”。从20岁起,她就是一名运输工了。直至一年前,她在香港半山区工作时被路人拍下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病毒式的传播。视频中,她下身热裤,上身是电影《古墓丽影》女主角罗拉的那种单色小背心,拖着满满一叉车高出她一头、重达一吨的货物。
“港版罗拉”已经变成一个香港传奇,一个寓意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都市寓言。香港年轻女性追逐物质、刁蛮娇弱的刻板印象,已经凿进了很多人的意识,而她的存在,是一个明确的反抗信号。她每天都在完成令人难以置信的体力劳动,并不断战胜她所在的行业对于女性的轻视。
如今,“罗拉”已经30岁了。她身高接近一米七,有着运动员一般的紧致身材,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上更高。她的面孔轮廓深邃,瞳孔呈浅褐色——她的搭档阿辉第一次见她时还以为她是外国人,那大概是因为她继承了母亲来自台湾日月潭的高山族血统。岁月对她是仁慈的——这也是有时候引起怀疑的地方,她的脸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
作为一名运输工,她出众的外貌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些人在这故事里得到了激励,一些人看到了生活的残酷,还有一些人为过多的欢呼声感到不安,认为这是男权审美下的胜利。
事实上,真名为朱芊佩的她,对于外界的反应迟钝且被动。她表示完全不在乎外界的想法。因为怕手机运转变慢,她只安装了有限几个软件,不知道什么是直播。她很少使用社交网络,家里甚至没有wifi。即便在走红之后,她一次也没有搜索过自己的名字。“是个奇怪的人吧。”她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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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管朱芊佩的工作叫“跟车”。她的一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去新蒲岗的仓库清点并搬货上车。货物以粮油为主,一般是8板货,七八吨重,满满一卡车,送去九龙和港岛20至30个不同地点。一周6天,除了周一稍轻松,可以5点前下班,其他日子都要干到晚上八九点。
香港打工族欢迎台风天,因为公司依法例要放假。但对于朱芊佩来说,这意味着混乱。虽然当天停工,但该送的货还是要送到,接下来的那一天,甚至第二天,都要干到深夜,直至第三天才恢复正常。
这个5月热过以往,香港酷热警告已经持续了15天,破了历史记录。“汗流到像瀑布一样,连袜子都湿了。”她说。一天下来喝掉六七瓶水,可能只去一两次厕所,全化做汗了。她以前穿过男式工装短裤,但由于下蹲容易开裂,她选择穿热裤,也更凉快。但无论多热,脚上必须是安全鞋,重物砸到脚板的几率很高。有一次,朱芊佩的脚就被尾板和一板货夹住,怎么也不能动弹,还是亏一个路过的印度人按下侧门的开关救了她。
她会带上两三件背心,汗透了就换。时间就是金钱,不需要找更衣场所,她开发出一种方法,把第二件套上,从里面把头一件脱下。饭都是买到车上再解决。总是那几样,茶餐厅的干炒牛河或者麦当劳,有时是一袋烧腩肉,手抓分掉。送货点一个接一个,货车车头就像一个插座,每当坐上去,就是给身体重新充电的时间,下车就要干活。
后车厢除了两辆叉车,还有四五辆大小不同的手推车。在货车开不进去的狭窄路段,以及楼宇内部,这些工具将派上用场。很多大厦的车库要收几十元的入场费——这需要自己付。有时为了省钱,他们把车停在附近,纯靠手搬。这种情况往往只能靠朱芊佩一个人了,搭档要守在车上,以防警察抄牌。一张罚单320港币(6月起涨至400元),他们很小心了,但一个月还是难免被罚上两三次。
现在是下午1点,今天货量格外大,进度已经有所耽误。朱芊佩跳下车,趁搭档停靠车位的间隙,用不到3分钟时间吃掉了一碗打包的炒粉——这本来是早饭,她忘了吃,现在变成了午饭。这座大厦的免费停车时间是45分钟,她和阿辉各自开动送货。她同时抓住两辆手推车,搭梯前往不同楼层的餐厅后厨。在那段时间里,香港的气温冲上了35度。当他们再次回到被太阳烤得发烫的街上,还是由于超时8分钟,交了30元停车费。
她很受欢迎,很多后厨的员工看到她就对她笑。“我们请她吃东西。她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给她吃嘛。炸鸡啊、汤圆之类的。”一个自称叫“国产拉登”的年轻厨工说。他对她充满好奇,总喜欢和她搭话。
“国产拉登”告诉记者,有时他以为朱芊佩走了,出门一看,其实没有。人在哪呢?他指向垃圾堆,“在这里收拾有用的。”一个年纪较大的女服务员打断他:“你怎么爆料人家这些事。”
“你不明白,这些才叫真实。”“国产拉登”对她说。
朱芊佩承认,她兼职做废纸箱回收。有些夜晚,她还会去建筑工地帮朋友忙,清扫并运走建筑废料。她还在室内装修队打过电钻和电炮,“因为我觉得好有兴趣,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挑战。”说这些话时,她非常坦然。她完全不在乎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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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是个中年男人占大多数的行业。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投身其中。“顶了一段时间就不来了。今天上班,明天失踪。”朱芊佩说。在每年有一半时间都是炎热夏季的香港,这些男人喜欢光着膀子,不少人有纹身。朱芊佩的搭档阿辉也是如此——他既是朱芊佩的老板,也是她的司机。39岁的他染着一头金发,右臂有一片纹身,给人感觉是个很凶悍的家伙。变线时后面的车不肯让道,阿辉看了他一眼,那人就让开了。
“欺软怕硬。”朱芊佩笑起来。
实际上,阿辉是个内心充满童趣的人。他很活泼,会有一些惊人之语(他指着前面摩托车手的安全帽说像一个狗头铡),也会旁若无人地突然大声唱“我们不一样”。朱芊佩也喜欢这类“蛮土的歌”。大壮、六哲、刘嘉亮、刀郎、凤凰传奇,她一连说出了一串一般香港人大概不会听说的歌手名字。以前,她听Tupac、艾米娜姆、蕾哈娜的说唱。“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入流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很多人以为阿辉和朱芊佩是情侣。其实不是。阿辉在搬货时认识了时任百佳超市外包落货员的朱芊佩,看她干活完全不输男人,便在一年多前自己运输车队缺人时向她发出招募。一开始没有其他司机愿意和女人搭档,他便自己带她。阿辉身为文员的太太直至现在还反对,但阿辉没有炒掉她的任何理由。事实证明,她非常好用。一辆货车标准配置是一个司机,两个跟车。香港的所有价格都在涨,阿辉为省下成本,提出如果跟车减至一人,工资可以涨2000块。其实算起来,增加的劳动与薪水不成比例,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朱芊佩是唯一接受了这个条件的人。
搭档阿辉既是朱芊佩的司机,也是她的老板
用朱芊佩自己的话说,钱不是吸引她的唯一原因。从前的那个老板发工资不准时,而阿辉发的是现金,从不拖欠。安全感对她非常重要。
以前做超市外包落货员时,老板考虑到她是女人,不敢给她太多活,她的日薪比其他人少100元。但后来,她的工作强度追上了男人们。现在,她在这个十几人的车队中,是最昂贵的跟车,月薪19000元(在香港,这个月薪高于一般文员、保安,略低于初阶警察),她一个人顶两个用,没有人不服。
在这个群体中,她慢慢为自己赢得一个外号:朱豪杰。最初可能只是一种戏谑,但后来,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她比所有人更吃苦耐劳。阿辉注意到,她搬面粉时,整袋贴抱在身上,几趟下来就灰头土脸,很多男人都嫌这种搬法把身体搞得太脏。下雨天,她把塑料布盖到货物上,任身体淋湿,不披雨衣,嫌它碍事又闷热。她几乎不请假。阿辉的货车空调坏了,怕耽误干活,一周没修,她没有怨言。
有一段时期,阿辉承包货仓,请朱芊佩帮忙,她没多问就答应了。每晚需要清货到一两点,次日照常上班。但这还不是最难的部分,货仓电梯因为渗水坏了一个月,他们需要每天将货物搬上七楼。尽管是付费的,愿意干这个活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3人。朱芊佩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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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她从事10年的行业,结缘于一则豆腐块大小的招聘启示。20岁的一天,在报纸密密麻麻的招聘版,她看到了“物流步兵”几个字。这个工作特指依靠步行,用手推车穿梭在固定街区的送货员。她感到这个工作可以到处跑,很自由,而且很容易。她打去电话,老板吃了一惊:“是女生啊。”面试那天,老板又吃了一惊。“哇,你那么年轻。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你不会后悔的。”她说。
中五毕业(相当于高中学历)之后,她做过几份工作,先是去表姐夫开的小公司做文员,然后是酒店前堂接待、保安,室内泳池救生员。那些经历都不愉快。文员对着电脑,她午后总犯困。前堂接待要算账,她算得慢,被领班当着所有人面用脏话侮辱,第二天她就不去了。救生员总是无事可做,太闷了。她不喜欢被关在同一个地方。
伏笔早已埋下。在她还是酒店服务员的时候,她做过兼职清洁工,除了扫街,还要冲洗巴士。她承认,除了为多赚一点钱,也是想挑战自己,试试能吃多少苦。那是她从事体力劳动的开始,也是她可以做到毫不顾忌他人看法的开始。工作地在西环殓房附近,从晚上干到半夜。她是唯一的女孩,剩下全是五六十岁的老伯,气氛怪怪的。干了一阵子,她就没干了。
当她进入运输业后,她一直在这里,只不过在细分工种之间跳动。她做过3年水果批发市场送货员——那个工作总能吃到各式新鲜水果;超市外包落货员,平均每天卸二三十板货,要搬上楼梯,“我们那时候就几个人,一个人扔给一个人,就这样在楼梯三个位置抛,很好玩。”现在粮油杂货跟车,是所有搬运中最粗重、工时也最长的一类,以前同行里偶尔还能见到女性,这里是完全绝迹的。
再见,高跟鞋——她已经五六年没穿过了;再见,美甲——留指甲不利干活;再见,与闺蜜的下午茶——她没有太多闲暇,甚至周日也经常帮人顶班。选择这个工作意味着你需要放弃很多。10年来她没有旅游。但她越来越享受工作的快乐,尤其这两年,“客人也不会怎么为难你,这老板对你挺好的,然后就心里面踏实了。”
这些年,她的体重没有变化,但肌肉线条越来越硬朗。尤其搬运粮油后,她的肩肌愈发明显,肱二头肌变得像个网球。完全不认识她的人会认为她是个拳击教练。“没什么厉害的,都是生活逼出来的。”她说。
据她自己说,从小到大,她都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喜欢冷气,除非热到睡不着,她喜欢电风扇。相比冬天,她更愿意在夏天干活,有那种汗透的畅快感。当她还是个文员时,每天下班都会去健身房,除了有氧运动,还练哑铃。后来,她再也不需要健身房了。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害羞,我宁愿面对货物或者东西,也不想面对人。”朱芊佩说,“面对货,我不用随时留意自己表情啊,不用怕说错话。”
所以,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不是不喜欢,是害怕。”她回答说。所以,健身教练这个看起来有一定相似性的选项也被早早排除掉了。“我是宁愿少说话、多做事。”
她讨厌香港的办公室文化,讨厌复杂职场的是是非非,“假装跟你特别要好,可是转过身就把你的秘密说出去了。”她没有详细地展开,但她表示,不止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她感受过伤害。
当她置身于运输工的群体之中,她感受到自在。“很多都是看起来好像很凶,但是其实蛮好的。”确有蛮不讲理的人,但她总能感到良善,“这次我给你一瓶水,下次你送我几个水果。”事实上,她也对其他人不断释出善意。在记者的随访中,总能看到她去搭同行一把手,多扶住门一会儿让对方通行、推货上斜坡时帮出一把力、不嫌麻烦地收起手推车以腾出电梯里的空间。她有些害羞,却总是微笑。她的性格得到了成长。她自如地和人打招呼,但也没有太多压力,“交往不会太深入。”在人际关系上,她感到自己再没有被伤害过。
她的圈子里全是男性,但也有例外,她认识了一个搭建筑竹棚的女人——她丈夫曾是朱芊佩的同行。搭棚更具挑战,需要攀上高空。她也试过一次,从7楼窗口爬到5楼,“想想都后怕。”那女人嗓门很大,有点刁蛮,但也很讲义气。朱芊佩把她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她觉得这女人比她厉害,敢从5.5米高的货车直接爬上广告牌。有一次,她站在上面还大声和她丈夫吵架。“你们两个给我小声一点,下来再吵了。”朱芊佩对着上面喊。
今年过年,那女人的丈夫意外身故。她只剩下自己了,但她没有被打垮。不久,那女人又开工了。朱芊佩想到她时,总感到很难过。
会觉得那女人比她更坚强吗?她思考了一会,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不一样的。她有父母,她有亲戚在香港,她父母和亲戚都很疼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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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在香港,家里有一套房,还有一辆吉普车。她记得家人带她去日本、美国、加拿大旅游。那些事情已经距离她那么遥远了,她还记得。
但从小学开始,记忆就不那么美好了。2年级,她随家人去了台湾,初一下学期,全家去了厦门。她性格本来就偏内向,作为一个口音不同的外来者,“女孩没什么话跟我说,人家也不喜欢跟我玩的样子。”她觉得两个地方都没有真正接纳她。她很不开心,内心反复纠缠过,但后来,她想通了,她并没有做错。她不再强求什么,用一种沉默但倔强的方式应对,整个少年时代,她没有任何女生好友。倒是有些男生会给她打电话问作业,“但是都被我爸骂跑了。”父亲一贯严厉,担心她早恋。
那时她有点胖,被叫做“猪小妹”,有个男孩很喜欢捉弄她,拿粉笔擦砸到她脸上,拍她的头,抽掉她的椅子。有一天她忍不住了,用上了父亲教给她的搏击术,把那人打倒在地,踢了两脚。再没有人欺负她了。她自己跑步,自己操练,慢慢地,人瘦了下来。她的体能愈发强健,能用拳头撑在地上做20个一组的俯卧撑,跑步拿全校第一,但她依然很没有自信。她承认,直到现在,这种自卑仍然困扰着她。“老是害怕自己不够好,实际上在害怕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有种莫名其妙的害怕。”
她伤害过自己,拿刀和玻璃划胸口、割大腿、割腕。看着血流出来,“很傻的”,她想。她认为那时候自己真是太叛逆了。
中学时,父亲生意失败破产了,失去了香港的房和车。她与父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激烈争吵最严重时,两人会互殴。中三那年,她决定离开厦门。选择香港而非台湾,是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伤害过她,这里封存了她快乐的过往。联系好姑妈,她自己搭巴士来了。几年后,表哥从国外回来,她就搬出姑妈家。那年她19岁,真正独立生活。那是最艰难的时候吗?不,“是最难的时候的开始。”她说。
她进入一段感情。一开始都很好,男人是个送鸡蛋的跟车。但很快一切都变了,那男人沉迷赌博,偷偷用光了她攒下的所有的钱。她受不了,用一种决断方式解决了这一切。拖着一个手提箱,她从那个家逃跑了。
她身上没有钱,又不愿向家人要。那时她21岁,正在为水果批发市场送货,面临无家可归,那个老板允许她睡在货车后车厢的沙发。她在里面住了半年,由冬至夏,直至把钱攒到能够交得起租房的第一笔按金。洗澡在水果批发市场里,没有热水,冬天也只能咬牙洗冷水。到了夏天,后车厢里闷得要命,她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很多事情她宁愿自己扛下来。事实上,她运输工的工作,直到3年前父母才知道。
这段故事,在先前的采访中,她从没有讲述过。即便此刻,记者也没有期待她能讲出来。这是一段隐私,一个本可以放置于内心自己解决的难题。然而,她讲了出来。讲着那段充满着疼痛与忍耐的故事,她的脸上始终浮现着笑容。很难讲清,究竟是什么令她微笑。
那时候会觉得人生凄凉吗?“挺过来就不凄凉了。性格的话我是算坚强的,打不死的。”她说,“我要坚持下去,我不可以倒下来,因为我要靠自己。”
然后,就到了那场事故了。
那是一个失误。取货时,她一脚踏在尾板,一脚站在车内。司机没打招呼就降下尾板,她失去平衡,手推车飞到半空,先砸中她的头,然后砸在她戴着手套的左手拇指上。她从地上爬起来,还想继续拉。司机跑来看她,吓得连声说:“你你你,你在流血。”她看到血从手套里渗出来,滴落一地。
她没想到事情的严重性,前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她还在笑。
指骨碎了,打了钢钉,又缝了7针。她没当回事,住院一天就出院了。好在那时候,她刚刚结束了睡后车厢的日子,找到住处。
两星期后,她去复诊,照X光时发现拇指歪掉了。医生建议,把骨头打断,重新打钢钉。她拒绝了。总共休养了一个月,她又上班了。
现在,朱芊佩看着她那根歪掉的无法弯曲的拇指,笑了。她不怪那个司机,不怪任何人,只怪自己没站稳。老板赔了她一个月的工资。她没有争取什么,说多少就是多少。她很感谢那个老板,她总提这一点,正是他为她提供了后车厢睡觉。
阿辉打断了她,对记者说:“其实他以前老板很幸运了,请到她啊。这个叫永久伤残啊,要赔好多钱啊。”
朱芊佩沉默了一下,轻声说:“我也不想跟伤残扯上任何关系。”
“事实上是嘛。”阿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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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走红后这一年,有人会在路上认出她,但她依然是个运输工。不断有人告诉她,她在浪费她的外在条件,她并不这样看。她知道她的青春不多了,但她也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我的事业还没有一点成绩,还没有积蓄。”没错,事业,她用的是这个词。接下来,她准备考驾照,如果成为货车司机,起薪可以升至21000元。
另一方面,朱芊佩不希望自己被看成一个男人。她特地向记者指出,即便是工作时,她并没有穿得男性化。她喜欢裙子——虽然很少有机会穿。每天出门前,她都会画眉,有时候还画眼线。因为拖太久而迟到,她被阿辉骂哭过。她承认工资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化妆品上。
阿辉说,他见识到朱芊佩女性的一面,是她的选择困难症。工作时她都随便穿,但到了公司组织春茗或者组织出游,她会花很长的时间,反复试衣。“这也是不够自信的表现。”她说。已经有两次,因为迟迟没有出门,她错过了集体活动。“都到晚上9点了,好多人都喝大了,她还没有来。”
问她是否幸福。她没有马上给出答案,“对我来说,幸福的定义是两个人啊。”她说没有人追求她,她还在等待,但她并不强求,“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也没关系,就尽量把生命活得精彩一点。”
“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坚强。”她目视前方,对记者说,“很多时候我也很软弱。”她说,那个搭棚女人的丈夫去世时,“哭得稀里哗啦”。有时闲下来脑子放空,她也会哭出来。
至少现在,她最多表达的感受是满足。她和父亲的关系得到了修复。没有戏剧转折,是自然而然的,隔得远了,争吵就少了。父亲在厦门打散工,她曾尝试说服父亲搬回香港,但老人感到香港生活压力太大了。两个月前,父母来香港探望她,小她10岁的妹妹也来了。妹妹在福建读大学,她们会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网络对她的关注,为她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商业机会。她抽出一个上午去拍企业宣传照,“第一次拍摄还蛮头晕的,因为一直闪一直闪”,下午又去搬运了。她愿意抓住能够改变生活的一线机会,但她也说,“可能都是过眼云烟,可能几个月之后又回复平淡了”。谁也不能担保以后会怎样,但至少,那过去的10年劳力付出是真的,清晰的肌肉线条是真的,伤病是真的。此时此刻是真的。那是经过无数的磨练才抵达的此时此刻。
下一个送货点到了。朱芊佩跳下车,货不多,一人就能搞定。而此时,阿辉已经跑到马路的另一边,他发现路边栽种着一棵芒果树。这是运输的乐趣吧,在路上他们见过猴子、野猪,还见过一整株的菠萝——那菠萝尝一口酸得要命。芒果还很青涩,阿辉放弃了采摘。很快,他们回到车上,往下一个路口开去。
货车疾驰,罗拉快跑,阿辉唱起“我们不一样”。生活如此艰难,生活没什么难的。道路还长,夏天还长,不要着急,芒果树就在那里,只要经过就能看见。总有一天,芒果会熟的。
阿辉在路旁发现了一棵芒果树,但芒果尚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