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生“假装”爱中国，恶名远扬的美国坏人！却为何我们欠他一声“谢谢”！（组图）

1949年，新华社发表了文章：

《别了，司徒雷登》。

文章虽叫司徒雷登，

但描述其人的却只有短短几行字：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

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抗日时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

平素装着爱中国也爱美国，

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因此被马歇尔看中，成为驻华大使。

因为这篇文章，

他成了妇孺皆知的“坏人”，

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虚伪形象，

停留在中学语文课本里。

可让人疑惑的是，

“装着爱中国”……

爱，真的可以假装吗？

他是个美国人，可他却拥有一个，

比中国人“更中国”的名字，

这个外国人身上藏着一部中国史。

6月24日，一个特殊的日子，

是时候还世人一个真实的他了……

他，就是司徒雷登

1869年，有一个美国传教士，

飘洋过海来到中国，

他的名字叫约翰•林顿•斯图尔特，

出身苏格兰的名门望族，

和美国前总统林肯沾亲带故。

1874年，短暂回国的他，

再次来到中国杭州，

这次他还带来了妻子，

玛丽•路易莎•霍顿。

玛丽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

免除学费，提供食宿和衣物，

要求不许缠足，不许包办婚姻，

改变了中国女性的教育格局。

这对没有出生在中国的美国夫妇，

终身服务于中国，

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

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了杭州。

不仅如此，他们更是将自己的孩子，

一并献给了那时战乱中的中国。

1876年6月，

他们在杭州生下了一个儿子，

他就是司徒雷登。

11岁前，长着西洋人脸的他，

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孩，

那年，为了他的教育，

父母决定还是将他先送回美国上学，

初到美国，他用筷子吃饭，

用中文唱歌，穿中国服装，

对美国的语言和文化显得“无知”，

是其他孩子眼中，从东方回来的“小怪物”。

站在母亲背后一手搭着父亲肩膀的就是司徒雷登

他刻苦努力去适应新的环境，

最终以优异成绩考进汉普顿·悉尼学院。

这所著名的学院200多年来，

输送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毕业生，

其中包括30名美国国会议员，8位州长，

20位大学校长和院长，

还有美国第九届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

他彻底适应了美国的文化，

而且文凭高，出身名校，

完全能在美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他却做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回到故乡中国去传教！

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

他深深明白传教并不浪漫，

是一种完全牺牲舍己的生活。

可他仍然选择和新婚妻子一起，

回到了这个古老而熟悉的国度，

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

以一生来回应呼召。

放弃和平安稳的美国，

到炮火纷飞的中国去，

愚拙而义无反顾，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

如何能够假装？

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

他携妻子先回到杭州，

继承父亲成为了一位传教士，

到中国各地去布道。

1908年，他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

任希腊文教授。

1918年，北京有两所教会大学决定合并，

但在学校名称和校长人选上分歧很大，

后来达成妥协方案：

选一位“局外人”任校长。

于是很多名人便推荐了他，大家齐声说：

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

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

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

我们相信他举世无仇敌，

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

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们不作第二人想。

后来的事实证明，

他的确是校长的最佳人选。

司徒雷登在中间一排右边

大学校长现在听上去很威风，

可1919年他接手中国大学时，

几乎是一穷二白：

五间课室，三排宿舍，

一间厨房，一间浴室，

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这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更要命的是经费困难。

他为这所大学取名为燕京大学，

名字源自古代燕国的首都，

富有魅力和诗意。

一位彻底改变当时中国大学窘状，

决定未来发展的教育家，

就这样默默地登场了。

司徒雷登（左二）与燕京大学教职工在学校合影。

为了选新校址并得到，

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

他四处化缘，他说：

“我每次见到乞丐，

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曾这样说到：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于是他便远赴西安，找到了，

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

他非凡的交际能力，

不仅让督军以极低价格把地让出来，

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当时的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

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

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

学校几乎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

而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

其中包括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这样财力雄厚组织的资助。

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

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

新大学的建设一切准备就绪。

之后的他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

按中国文化理念，去做大学设计，

就这样中西合璧美丽的燕园，

中国近代规模最大、

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

燕大本是教会学校，

但他却大胆提出“使燕大彻底中国化”，

他认为信仰是个人的私事，

不必把宗教作为必修课。

哈佛的校训是：真理，

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

普林斯顿的校训是：服务。

而他所拟定的校训是：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完美地诠释了教育的真正意义。

这一深邃美丽的校训，

对燕大师生影响深远，

在他任校长的十多年的时间里，

燕京大学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

燕园内名师云集：

顾随、容庚、郭绍虞、胡适，

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吴文藻，

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

洪谦、冯友兰、张东荪，萧公权，

......

其中任何一位，

都令后来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

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

却从这里走出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

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

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

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

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

他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

他尊为校长，却从不高高在上，

而是以一颗善良的心，

温暖着每一个学生。

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

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这位校长：

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

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总有成千上万的人。

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

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

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

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

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

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

第一个欢迎微笑、

第一句真挚的慰语，

都是从他来的……

他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

总是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学生，

学生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

他总尽量的给学生机会，

让学生倾吐自己的来意，

然后再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

来给学生们指导与安慰。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在临湖轩举行，他们身后的司徒雷登是主婚人。

1926年，他的妻子艾琳病逝，

他将妻子葬在深爱的燕园，

一生未再续娶，每天清晨，

他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

将自己的妻子，

埋葬于一座中国的学校，

这又是怎样的一份深爱？

司徒雷登与学生的合影

红军长征刚结束时，

处在几乎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境地，

是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美国人斯诺，

成为采访红军和中共领袖的第一个西方记者。

斯诺回到北平后举办介绍会，

展出照片，这成了毛泽东，

走向世界的第一次最成功的亮相。

他提倡学术自由，

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1931年918事变后，

他亲自带领燕大师生上街游行，

在队伍最前方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

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

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

人们认为，作为校长的他，

肯定是不支持罢课的，不料他却说：

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

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

就完全失败了。

司徒雷登摄于燕京大学贝公楼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北平，

可他决定即便沦陷，也要继续办学。

他策略性地强调燕大是美国学校，

悬挂起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

还聘请了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

与日方周旋，保护被捕的燕大学生。

当时许多中国学龄青年，

一时不能到后方去，

又不愿就学于敌伪政权支配下的学校，

燕京大学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

燕京大学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一方净土。

日本人蛮横提出，

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

他表面斡旋坚持应和中国学生，

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

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

却因未达到标准，无一人进入燕大。

即使冒着生命危险，

他也绝不向日本人低头，

这般对中国的痴爱，

如何能够假装？

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颁发给司徒雷登的奖状

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开战。

第二天，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封闭，

并拘押了他。

此后，他被被囚禁在，

北京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与世隔绝，

坐牢时间长达3年零8个月，

直到日本投降，才重获自由。

《时代》报道司徒雷登出狱后。

而出狱后的第二天，

他就着手重建，因战争而关闭的燕大，

当年10月10日，燕大就开学了。

身陷囹圄，临危不惧，

好不容易脱困，

心心念念竟是中国人的学校，

这般不求回报，全心投入的爱，

如何能够假装？

70岁时，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没想到正是这个职位，

让他晚景凄凉，走向悲剧的命运……

他一直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

希望能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

他曾这样写道：

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

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

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

自相残杀之内战，

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可偏偏，国民政府不听他的，

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

他作为大使，

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

最终，内战全面爆发。

他痛责自己失职：

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

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

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后来，他极力想促成中美建交，

但却失败了，但很多人相信：

如果中美当时建交，

不但大陆和台湾的历史要改写，

甚至朝鲜战争也有可能避免。

1946年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美国大使馆，身后的小楼至今仍在。

1949年8月2日，

充当美国大使并不成功的他，

踏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

黯然离开了这片他生活了50多年，

深深热爱并为之呕心沥血的土地。

回国后，他就被美国政府“封杀”：

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

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并且要“审查”他。

1947年1月画报所刊封面人物，司徒雷登在大使馆办公室。

而中国这边，1949年8月18日，

一篇《别了，司徒雷登》，

让他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文中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

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

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当年大街小巷，

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唱词：

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

吓坏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他妄想和我国继续建交，

耍诡计搞阴谋恶贯满盈。

为帮助蒋介石他赖在南京，

想不到照妖镜下露了原形！

《别了，司徒雷登》中，

提到了被国民党暗杀的闻一多：

闻一多拍案而起，

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我们应当多写闻一多颂。

没想到后来，

这却引起了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

闻一多牺牲前

曾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

痛陈国民党的种种恶行，

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却极力赞扬了一个人，

那就是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

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

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

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

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

美国才有这转变。”

可后来，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也入选课本，

《别了，司徒雷登》骂司徒雷登，

《最后一次演讲》同样在教科书中，

却把司徒雷登赞为英雄，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最终，《最后一次演讲》中，

有关司徒雷登的部分被尽数删除。

司徒雷登回美前在杭州亲人的墓前

他被定性为反面人物后，

燕京大学的生命也很快走到了尽头。

1952年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

自此从历史上消失。

在香港的分支，

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

在中国大陆，

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

工科并入清华大学，

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

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与院系调整同步进行的，还有校园的变更，

北大从原来的地址，

红楼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园“燕园”。

而远在美国的司徒雷登，

却是晚景异常凄凉！

尽管他曾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

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丁点什么，

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

但他又拿出相当一部分，

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

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

由于之前在美国国内没有工作过，

也没有社会保险。

生活相当拮据，他很少买衣服，

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

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

每月提供给他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在如此被中美两方都不欢迎的境遇中，

抑郁的他在回美三个月后，

就不幸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

加上经济窘迫，连请人服侍都请不起！

晚年患脑血栓的司徒雷登，一直由其学生兼私人秘书傅泾波和家人照顾其起居。

据说这位老人晚年常望着中国的方向，

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

对中国没有丝毫抱怨，只有眷恋，

哪怕这个国家误解了他。

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

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还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

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

与那个伟大的国家，

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

那个深爱的国度，再也回不去了，

有憾，但无悔……

1962年9月19日，

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悄然离世，

终年86岁……

他是美国人，可他葬礼上的音乐，

却是中国名曲《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靑靑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他只留下两个遗愿：

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

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

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

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

1986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

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

他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

安葬于燕园临湖轩，

不料有群人，联名反对，

事情不得不搁置。

2008年11月17日，

不得已之下，司徒雷登的骨灰，

只能辗转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

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

司徒雷登，1876—1962，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他亲手经营打造，

让美丽的燕园誉满全球，

却可惜偌大的燕园，

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让他无法与爱妻永远长相厮守……

他生前很喜欢一首诗：

我要如此死去，

漫漫时日使命已履，

已得酬报的我，

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

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

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

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

为新中国培养了无数民族脊梁，

但他的葬礼却无人参与，

他的名却无人纪念，

如此愚蠢，如此痴情，

又如此伟大的爱，

如何又能够假装！？

2018年6月24日，

是司徒雷登142周年诞辰，

他已经走了，

可那份爱还在激荡。

今天，我们每个中华儿女，

都应该重新认识一个名字：

司徒雷登。

因为他是：别不了的，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