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给北京带来压力：中美贸易战外的更大挑战

北京时间8月2日前后，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形势会议仍旧在给中国的政界、经济界人士带来启示。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一带一路”相关问题困扰财经界之际，本次大会已经向外界展示了北京当下在经济领域的更大使命和挑战。 

从这个角度看去，或许显示出的现象就已经不是问题。“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与“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这两大因素是中国2018年前6个月经济指标与多年来经济状况的总结。它也是中国经济状况与包括“中美贸易战”、“一带一路”等事件发展走向的一种诱因。 

因此，当不少媒体上的观察家对中美之间的“世界颠倒”（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而惊愕时，面对指标的长期变化，稍有知觉的分析人士恐怕应该读出很多看似突然的风波实际上早有其必然性。 

当北京喊出口号，强调要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目标时。北京的目标似乎也可以随之一窥究竟：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收外资国，中国在内部经济增长呈现趋势性之际，转而维持一种有利于经济合理运行的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可能是难以估量的。 

经济下行的阴影如影随形

对众多中国的观察家与分析人士来说，2018年3月22日至今的“中美贸易战”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了他们的认知。这一点也被北京的高层们归纳进了“异常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 

毕竟，考虑到2018年内“一带一路”、产业升级、“金融创新”等机遇与挑战，基于中美经济趋势性变化而来的“中美贸易战”现象仅仅只是大环境下的特殊注脚：这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只不过现象永远较之规律略逊一筹。 

尽管有些人对来自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抱有微词，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经济数据仍旧为全世界的经济、金融和政治分析家们所引用。数据显示，2018上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18,961亿元人民币（约合61,43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8%。若分季度看，则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增长6.7%。 

至此，中国已连续12个季度保持GDP增长率在6.7%到6.9%的区间。这种表现足以让外界相信北京给出的“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这一评价。 

考虑到在2018年上半年，中国“农业种植结构优化，生产形势较好”，“工业增长总体平稳，结构继续优化”且“服务业较快增长，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的现状，加之其居民消费和市场销售增势平稳，加之其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亦回升这就决定了中国在2018年度的经济内部态势已经具备了稳定的前提。 

不过，在民间舆论中，很多民众会抱怨财富感不强烈，进而出现高端消费的降级现象。考虑到从2018年6月开始，伴随着中美贸易对垒加剧，当月进出口数据均低于市场预期，中国出口同比创下2017年至今新低。 

同理，中国进口数据同样大幅走低，这就让外界读出了“中国经济疲软导致需求下行”的迹象。加之6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持续贬值，但中国外汇交易系统（CFETS）人民币汇率仍保持在97左右的高位，这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就相当明显。 

有分析认为，中国7月官方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已从6月的51.5下降至51.2，为连续第二个月下滑，且低于市场预估的51.3。虽然PMI略低于预期可能被市场过度解读，但7月的数据的确显示增长势头持续减速。这无疑也是经济下行的一大信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上半年国民经济的确延续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其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积累也逐渐增多，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主要发展目标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2018年进出口下行趋势确立，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也是事实。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就因此显得刺眼了些。 

“一带一路”瓶颈让北京遭遇挑战

必须承认，在中国的对外经济环境中，北京一直扮演着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收外资国的角色。考虑到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现状，加之国际吸引外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就让中共给出了“稳外资”这一需求。它甚至可能正在成为中国面对外部环境最大的挑战。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7月23日发布的《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回顾与展望2017-2018》报告显示，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正在呈现下降趋势，全球FDI从2016年的1.81万亿美元下降至2017年的约1.52万亿美元，降幅达16%，这与2017年全球GDP和贸易增长的显著改善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中国，该国于2017年全年仍有约1,440亿美元外资流入，这一数据创下历史新高，超越英国升至全球第二，但仍居于美国之下，尚不足美国总额3,110亿美元的一半。这种资本流向的趋势就显出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实际差异。 

就当前局面看，世界经济经过多年的调整后，复苏的态势越来越明朗，而且是全面的复苏，国际上有这方面的共识。除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外，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也呈加快的趋势，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两位数。这是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但对北京来说，伴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以及资本流向的日益明显，正在改善的外部环境对于北京可能仍不算友好。除去中美贸易战这一短期现象之外，中国在“一带一路”领域上的长期投资也呈现了瓶颈态势。 

此前，《金融时报》曾刊文称，“一带一路”项目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融资不透明，项目推进过程中不顾及当地实际情况。尽管此文有“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但北京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在放缓也是现实。 

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已成为其释放过剩产能的关键舞台。中国也在相关国家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当地经济，同时促进了就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存在融资难的本质特征。 

“一带一路”上的许多设施联通投资项目，具有资金需求规模巨大、回收周期较长、直接回报率不高等特点：资金需求规模大，意味着投融资的门槛高；回收周期长，意味着未来的风险较大，也意味着主要依靠较短期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难以参与项目融资；风险较大再加上直接回报率不高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市场化资金的吸引力不大。而这一原因直接导致2014年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逐年下降。 

此外，资金缺口大与国家风险大也在考验中国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总体上存在较大资金缺口。同时，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开放度不高。 

加之“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政治经济形势不太稳定的国家，即便是中国深耕多年的巴基斯坦等国也存在严重的战乱或恐怖主义威胁，这意味着在2014年“中巴经济走廊”初创的发展期过去后，北京面前的压力已经呈现。 

外部坏境变化带来烦恼

不可否认，中国的出口结构在不断优化升级。中国一般贸易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而且出口产品在不断提质，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在加强。但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得益于其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 

从2008年到2017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105.7%，超过100%。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40%。 

到2017年，全球经济出现了整体性的复苏，外需在回暖，即使这种情况下，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依然保持在90.9%。这种结构对中国应对外部冲击固然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但在过去几年当中，国际经济的深刻调整已带来了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虽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偏离正确航向”，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已经在“中美贸易战”等现象中得到了表现。而中国此前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的瓶颈期也带来了相对严重的影响。 

的确，中国回旋余地大，无论是从发展空间还是从产业体系、宏观调控的空间来看，中国都有很大的调整余地。加之其政策调控空间大，经济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财政金融亦稳健运行，外汇储备规模仍居世界第一。 中国固然有条件、有能力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但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长期趋势，北京所需要应对的可能也并非中美对峙这样简单了。这一点恐怕也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言，是“发展中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