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大游行后 谁为香港“挺身而出”（组图）

因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而发生据称百万人大游行之后，香港仍然处在极度的反抗情绪之中。游行的主办方民间人权阵线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月10日的决定继续推进修例的回应感到愤怒，呼吁在6月12日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的活动。 

目前，已有多个香港社会福利及宗教团体参与6月12日的罢工，150家商业机构乃至医疗机构宣布参加12日的罢市行动，另外70余所学校学生参加罢课。 

对于《逃犯条例》的风波，西方从官方到媒体都坚定支持香港的抗议民众，也掀起了舆论上对该法案的“讨伐”。 

对《逃犯条例》的各执一词

美国官方已经表示对香港立法机构的“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古斯（Morgan Ortagus）在6月10日对记者表示，这项法案“可能破坏香港的自治，并对香港长期以来对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英国对此反应也相当激烈。英国和加拿大外长5月底专门就香港修例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表示担忧。“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本月6日攻击修订《逃犯条例》是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一次可怕打击”，称港府关于修例的论据是“一派胡言”。 

欧盟（EU）驻香港办公室在6月7日就《逃犯条例》向林郑月娥提交了一份正式的外交抗议文件。声明表示该办公室的外交代表已经会晤了林郑月娥，重申他们对香港修例的担忧。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6月11日表示，中共中央政府继续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推行“两个条例”的修订工作。同时中方对美方就特区条例发表的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对香港事务不断说三道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此前，耿爽已经在外交部例会上表示过，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反对任何外国势力试图干涉香港事务，有关委员会对华一向充满偏见，他们所谓报告和说法不值一驳。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和中国官媒《中国日报》、《环球时报》则纷纷发表社论，指这次抗议行动和境外势力在香港煽动力量有关，指香港两拨反对派人士分别在今年3月和5月访问美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两次会见了香港民主派人士，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5月也会见了他们，双方来往十分频繁。 

中国官方和西方世界显然对《逃犯条例》各执一词，这一修例计划的争议究竟从何而来？是否事关香港法治和民主自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又能为此做什么？ 

中国民主的“最后一战”？

维护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最后一战”（Last Fight）——这是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援引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李柱铭对6月9日大游行的概括。 

在该媒体的另一篇观点文章《中国最新的百万人反对派》中，谈到了“每个游行者都明白香港《逃犯条例》修订的后果：中国将有权在香港追捕批评者，将他们逮捕，然后带到内地审判和监禁。” 

文章也给林郑月娥“审判”了一项“大罪”：“林郑月娥现在向世界表明，她的政府所服务的利益不是香港的，而是北京的。” 

美国网络杂志Slate也用了类似说法，以“中国民主最后的抵抗”来渲染反对香港修例的紧迫性。

《纽约时报》则显得更为煽情，以《香港抗议的并不只是一个引渡条例》为题在6月10日发表社论，表示“（香港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亲北京的立法委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修例与将凶手绳之以法毫无关系，而是要打破香港法治与中国内地完全政治化的司法体系之间的防火墙。”这从根本上否定了《逃犯条例》任何的正面效果。 

除此以外，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修订后的引渡法将最终打破中国对香港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一切障碍。彭博社报道，引渡法案一直被认为是对“一国两制”框架的威胁。 

其实不难看出，西媒几乎没有关注香港修例的具体内容，又或者在西方舆论的眼中，《逃犯条例》只涉及37类、可判7年以上的重罪，且根本不涉及“政治犯”和言论自由问题的这些事实，根本只是掩盖某种“阴谋”的“表面说辞”。 

《纽约时报》的社论以“如果我们相信林郑月娥……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官媒……（那么香港百万人的游行岂不是不值一提？）”的反讽话语来进入题目，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示了偏见和不屑。 

的确，许多香港人的反抗情绪是真实的，抗议民众对于中国政府乃至中共的不信任也是存在的。但是，这场风波有多少是来自于《逃犯条例》本身，又有多少是单纯针对“中国”和“共产党”元素的“为反对而反对”，值得推敲。然而西媒并不愿意这样做。 

西方要“挺身而出”？ 

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在6月10日所报道的一般，香港各界对《逃犯条例》的确有很多担忧，商界、媒体界、学术界、法律界都担心行业会因此受到限制、冲击。 

抛开这种担忧有多少合理性的讨论，当西方舆论不断渲染修例的威胁的同时，西方究竟怎么为香港“挺身而出”呢？ 

6月10日，路透社发表文章，称香港因《逃犯条例》正面临未来作为全球商业中心的风险，这是基于美国在5月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修例可能引发对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的重新评估。文章称，如果美国认定香港的自治受到损害，那将是一场噩梦，香港甚至可能受到来自美国的关税、签证限制。 

《福布斯》杂志网站则刊文表示，这次抗议让香港可能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新变数。文章分析称，在美国对华鹰派势力的影响下，国会和白宫可能利用香港的问题增加对北京的谈判筹码。 

所以，与其说商界的担忧来自《逃犯条例》本身，不如说是来自美国可利用该条例对香港采取的措施。威胁取消对香港的特别待遇，这就是美国捍卫香港自由民主的方式？ 

更耐人寻味的是英媒《金融时报》的社论《西方应当为香港的法治挺身而出》，其中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与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战降低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然而，西方民主国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或许，引渡孟晚舟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的治外法权和长臂管辖已经在世界面前撕掉了遮羞布，可能连西方观察人士也难以再去以美国为标杆宣扬司法独立的精神。 

于是，《金融时报》文章呼吁正在脱欧风波中的英国政府能够“带领欧盟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在与北京的制度冲突中捍卫民主和法律，否则西方将别无选择，无法向中国人民提供其他选择。” 

发出同样声音的还有英国《每日电讯报》，该媒体发声称，英国是时候“找回自己的脊梁”，为香港而对抗中国了。文章称英国“对香港负有不可忽视的法律义务”。 

英国曾经是香港的宗主国，也确实是和中国谈判确立香港回归后地位的国家。但是，香港已经回归多年，英国这个曾经的殖民者对香港的“义务”和“责任”，实在无从谈起，“向中国人民提供其他选择”也更贻笑大方。何况，在许多人看来，《逃犯条例》的修订，仅仅是为了填补香港司法漏洞、彰显司法公义，只不过遗憾的是，由于港府操之过急，才让修例被泛政治化和污名化。

归根结底，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西方世界，在意的更多是在香港乃至中国的利益。除了香港走上街头的民众无论对《逃犯条例》了解与否，都可以说在为自己“挺身而出”，其他人实在没有这个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