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守儿童到不肖子孙 揭秘茅台“狠人”袁仁国（组图）

初到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人，一定会沉醉在浓郁的酱香味里。无论是烈日暴晒，还是黑云压城，抑或阴雨连绵，这股酱香型白酒散发的特有香味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座小镇紧邻赤水河，依河谷而建。河谷两岸的山坡上，大大小小的酒厂、住宅鳞次栉比，山顶云雾缭绕。晚上，河岸两畔灯火辉煌。大名鼎鼎的茅台酒厂就坐落在这里。

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机场，一下飞机就能看到一座巨大的茅台酒瓶造型建筑，这是仁怀市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本刊记者 杨学义 / 摄）

“正是茅台酒厂，给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带来了名声与财富。”一名当地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无论是不是厂内员工，干不干白酒行业，每个当地人对茅台酒厂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呵护欲——和他们聊起茅台酒厂时，人人滔滔不绝；但聊起刚刚被提起公诉的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时，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摇摇头、摆摆手：“咱们不谈这个了……”

袁仁国，在他们心中像家丑，最好不要外扬。5月22日，经贵州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原副书记、原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月27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对袁仁国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称“袁二”，一颗“恨”的种子

抵达袁仁国的出生地并不容易。《环球人物》记者从仁怀市区驱车出发，经当地人引路，沿着悬崖边的盘山路翻山越岭，不断爬坡、下坡，经过一个半小时后才到达后山乡。后山乡村民加入引路人行列，车辆七拐八拐，到达中心村如榔沟。记者不禁感慨：从这样一个闭塞环境走出的“人才”，落得这种下场，真是可叹、可惜。

袁仁国家族的老宅建在半山腰。两座房子连在一起，呈“7”字形。村民介绍，这是在几年前翻修重建的。从翻修完成，至今无人居住。早年，袁仁国和爷爷奶奶住在一座宅子里，他二叔一家住在另一座里。

图为在仁怀市后山乡中心村如榔沟，袁仁国居住过的祖宅。（本刊记者 吕鸿 / 摄）

村民们告诉记者，袁仁国一共弟兄6个，他排行老二，人们都管他叫“袁二”，他和“袁三”还是一对双胞胎，初中毕业前，哥俩都和爷爷奶奶一同在村里生活。“他的父亲在仁怀县政府部门工作，母亲是县里的农机公司干部，当时属于条件比较优越的。”但毕竟要养活6个孩子，生活还是比较紧张。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父母把其中的几个孩子送给爷爷奶奶照顾。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袁仁国也曾是一名农村留守儿童。

“他的父母这样做，引起了袁仁国二叔的不满。”村民们回忆，袁仁国的父亲是弟兄三人，他是大哥。“这弟兄三人的关系是‘老死不相往来’，特别是他的父亲与二叔，积怨颇深。”袁仁国的二叔和二婶认为，大哥不应该将父母丢在乡下，将抚养的责任全推给自己，更不应该把孩子送来给爷爷奶奶抚养，增加负担。

袁仁国二婶与奶奶的关系恶化到难以调和的程度。“那时候村民都去井里挑水喝，袁仁国的爷爷奶奶家和二叔二婶家总是各挑各的。”后来袁仁国的奶奶年纪大了，挑不动水，有一次到儿媳家的水桶里舀水喝，袁仁国的二婶看见后竟然恶语相向将她赶了回去。还有一次，村民看到袁仁国的奶奶一个人拎着一桶水回家，上前扶了一把。没想到，袁仁国的二叔看到了，非常生气，“他又打又骂，将我赶跑了，还警告我以后不准帮忙。”

长得一模一样的“袁二”和“袁三”给村民留下深刻印象，小哥俩经常是一前一后，共挑一副扁担，帮奶奶挑水。“他们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对他们肯定不好。”袁家一位邻居认为，或许从那时开始，袁仁国就在内心埋下了一颗“恨”的种子。所以，袁仁国弟兄6人功成名就后，与二叔家关系很差，“袁仁国出事后，通报中有一条说他大搞‘家族式腐败’，但他的堂兄弟和我们澄清，他们这一家可没有得到袁仁国的一点照顾和好处。”甚至有人在一次聚会上给袁仁国敬酒，自我介绍“我是您堂妹的同学”，当即遭到袁仁国的拒绝：“我不喝！你说什么我也不喝！”

袁仁国的父亲给村里人留下的印象则是高高在上。“那时候他在城里上班，自以为高人一等。”村里一名老人说，“见面递根烟，这是村里最基本的礼仪习俗。从外面回到村里，至少要带三包烟，有时候还不够。但他口袋里，从来都只装着自己的烟，没有给村民递过烟。”

“领导干部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应该这样高高在上。”这名老人说，村里家家户户经常串门，袁仁国父亲回村时曾有几个村民去袁家做客，但很快就被赶了出来。哪怕是袁仁国的奶奶去世时，村里人到他家帮忙，也被他的父亲赶出来了，“那场丧事是他们请外人过来办的，连棺材都是外乡人过来抬的，袁仁国他爸更像是一个异乡人。”

发迹之路，始于一笔漂亮的钢笔字

袁仁国的父亲对6个儿子的家教非常严。一名与袁仁国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上世纪70年代，袁家父母和6个儿子在家吃饭，“袁四”负责切腊肉。“我们这个地方，切腊肉要切成很薄的小片，但是‘袁四’切得很厚。”菜一上桌，袁仁国的父亲非常生气，对全家人说，今天谁都不许吃饭，“袁四”把这一盘菜全部吃完，其他人看着他吃。那是让袁家人印象深刻的一顿饭，“他用这种方式教育6个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认真！”

知情人士描述，袁家人身上还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当时茅坝镇建有一座陶瓷厂，不少村里人都翻一座山来这里干活。“袁二”和“袁三”小时候也经常到陶瓷厂搬水泥，从山上搬到山下。“当时我给他们上秤，搬100斤水泥，能赚到8分钱。”一名当地人说，袁仁国和弟弟用这种方式赚一些学费，分担家庭负担。

袁仁国认真、吃苦的品质，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发展。1973年，袁仁国从仁怀一中毕业，到仁怀县中枢镇做下乡知青。在接受《中华儿女》采访时，袁仁国回忆了这段经历：“我们从中枢镇城里挑粪到生产队，八九里崎岖山路，担子压得两个肩膀都红肿不堪，脱了好几层皮。在农村除了耙田未干过，其他的农活我都干过。”

1975年，19岁的袁仁国通过招工进入茅台酒厂，成为一名工人，在制酒和制曲的岗位上各干了一年。茅台镇随处可见制曲车间里工人铲酒糟的宣传视频和照片，这是整个制酒过程中最艰苦的一个环节。制曲车间要求密不透风，夏季最热时，气温超过40℃，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停干活。直到现在，茅台酒厂招聘制酒、制曲工人时，也要进行严苛的体能测试。后来，袁仁国被调入厂里的供应科，干了一年保管员后，再调到宣传科当干部。

“他从一个工人起步，是怎样一步步做到茅台最高层的？”《环球人物》记者对接受采访的每一个人都问了这个问题，答案出奇地一致——袁仁国的钢笔字很漂亮。“这在那个办公靠手写的年代，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多位采访对象告诉记者，不光是袁仁国，袁家的6个兄弟个个字迹清秀，“这一定与他们父亲的严格家教有密切关系。”在干了两年宣传干部后，袁仁国就调到办公室当秘书了，后来成了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他考入了贵州工学院，学习企业管理。

袁仁国30岁时成了厂里最年轻的车间主任，他曾感慨：“当时厂里有4个制酒车间，我在最大的车间当主任兼书记……这三年的车间主任对我锻炼是最大的……其他制酒厂房都是一层，我们车间制酒厂房分两层，就是为了尝试两层楼发酵烤酒。”

1989年是袁仁国开始大放异彩的一年。当年，茅台在参加国家一级企业评选时被拒，理由是茅台酒厂作坊式的生产与国际标准相差太远。袁仁国向管理层主动请缨，进京争取。在北京，他做了3个多小时的陈述，终于打动了分管领导。3个月后，茅台获得了参评国家一级企业的资格。后来，袁仁国担任“上等级办公室”主任，全力为评选做准备，那段时间他基本没有回家。半年后，轻工业部考核专家进场考核。1991年，茅台终于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正是由于这件事，袁仁国的能力得到了茅台高层的重视，他升任茅台酒厂副厂长，跻身高层。此时他只有35岁，再次刷新了所任职位的最年轻纪录。

1998年是袁仁国的又一关键之年。当时，全国各地的糖酒公司和关系户们是茅台酒的主要销售代理。但这一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销售代理遭遇了贷款危机，直接导致茅台酒提货量下降。同年，山西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假酒案，国内市场对白酒的需求一落千丈。那一年，茅台酒的销售任务是2000吨，到了7月只售出了700吨。

公开简历显示，1998年4月开始，袁仁国担任茅台酒厂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可谓是临危受命。他马上决定在全厂范围内招聘营销人员，并在89名应聘者中亲自挑选出17名，进行短期培训后，就奔赴全国各地销售一线。在派出销售队伍后，袁仁国又在家中搞了一次聚会，宴请的是糖酒公司领导，他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大餐，并在酒桌上说：“诸位，江湖上有句话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是杯患难酒，希望各位能帮助我们茅台酒渡过这个难关，够朋友的干了这杯！”一位与袁仁国私交甚密的人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袁仁国随着销售团队到全国各地时，某次和经销商吃饭，经销商使出了激将法：“你喝一杯，我批100箱茅台酒！”袁仁国二话不说，马上连干三大杯，经销商哑口无言，只得兑现承诺。

袁仁国用这种江湖方式完成了当年的销售任务。1998年年底，茅台如期完成2000吨的销售任务，全年销售额比1997年增长13%，利税增长7.7%，工业总产值增长13.5%，产品合格率增长0.2%，创历史最好水平。多名仁怀当地人告诉记者，从那时起，袁仁国就被普遍认为是董事长季克良的继任者、茅台酒厂的接班人。

围绕茅台酒搭起的权权、权钱交易

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事情的发展走向。2000年，贵州省轻工厅副厅长乔洪空降，任职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乔洪上任后，主持构建了全国600家区域经销商、600家专卖店组成的销售网络。2007年，茅台酒出厂价从1999年的每瓶168元升至358元，市场价则高达498元，公司销售额也从1999年的9.8亿元增至2006年的62亿元。

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季克良已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袁仁国和乔洪谁将成为继任者成了最大悬念。这一局面随着乔洪的落马而结束。2007年5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乔洪进行立案调查，并采取“双规”措施。贵州省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乔洪在2002年组织销售业绩较好的部分经销商及茅台集团部分先进工作者赴韩国观看世界杯足球赛活动中，涉嫌接受承办单位贿赂。2010年，乔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乔洪被带走调查后不久，袁仁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哪里存在什么权力角逐、接班人之争？简直是无稽之谈。”并说，“说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有什么矛盾？我都不知道。”

2011年10月，袁仁国任茅台酒厂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成为茅台酒厂的最高管理者。在2019年5月22日贵州省纪委监委公布的通报中提到，袁仁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在袁仁国任职茅台酒厂最高管理层期间，一些落马官员和茅台酒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2018年4月1日，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落马。在此之前的2017年7月，曾在贵州深耕多年的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三运落马。王三运、王晓光和袁仁国关联颇深。

王三运和王晓光籍贯都在山东，从小又都生活在贵州。两人都曾在贵阳师范学院学习，王三运是王晓光的师兄。之后，王晓光1995年4月到1996年8月是贵阳市委办公厅副县级秘书，而王三运从1995年9月开始任贵阳市委书记，王晓光给王三运当了将近一年的秘书。《环球人物》记者采访过相关人士，该人士称王三运“特别爱喝茅台酒，酒量也大。他手下的各个部门都备了不少茅台酒，等他一去就拿出来‘供奉’”。王三运也热衷于为茅台做宣传。1998年，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出席茅台集团的某签字仪式。多年后，茅台集团在安徽开经销商联谊会时，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又在合肥接待贵州赴会领导。仁怀市一名消息人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晓光在王三运的一次生日宴上送去一箱茅台酒，并有“祝贺师兄大寿”的字样和自己的签名。王三运落马后，这箱酒成了调查王晓光的重要线索。

王三运　

王晓光与袁仁国的关系也不同寻常。公开报道显示，王晓光任职遵义期间，曾多次为当地的白酒品牌推介会站台。在2017年“多彩贵州风 黔酒中国行”河南郑州站活动启幕时，王晓光还曾亲自带队前往郑州。在遵义期间，王晓光多次到茅台酒厂调研。2017年5月，王晓光由遵义市委书记转任贵州省副省长。离开遵义前夕，他还再次到茅台酒厂调研。在这些活动中，袁仁国均陪同。

王晓光在2017年“多彩贵州风 黔酒中国行”河南郑州站活动开幕式上讲话。

据媒体报道，王晓光为官多年，爱喝酒，且只喝年份茅台。每当有酒局时，王晓光都会吩咐下属，给他准备一箱酒。就算再胡吃海喝，一顿饭也喝不了一箱茅台，饭局结束后，箱子里经常还剩四五瓶没有开封的酒。这些酒大多被他运回家中，一个月下来能收下50瓶左右。由于家中的好酒太多，王晓光想着变现。他利用职务影响，给相关机构与企业打招呼，办了4张酒类专卖证书，在贵阳开了4家名酒专卖店，交给家人打理。王晓光的无本生意就此做了起来，自己负责“货源”，家人进行销售。

2018年4月，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仅仅一个月后，2018年5月，袁仁国不再担任贵州茅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相关职务。有媒体披露，袁仁国刚刚从茅台离任即被有关部门以“谈话”形式找去进行调查，主要调查方向包括其与多家经销商的利益往来，以及与贵州某位落马官员相关的问题。

今年1月，贵州省出台《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提出领导干部严禁有五个方面的行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其他特定关系人获取茅台酒经营资格、增加茅台酒销售指标、倒卖茅台酒提供便利；违规审批茅台酒经营权；违规收送茅台酒；其他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的行为。对于茅台集团方面，《规定》也提出明确要求，茅台集团建立领导干部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凡过问必登记、凡打招呼必登记、领导干部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其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必登记。

德不配位，不肖子孙

袁仁国曾经为茅台发展做出过贡献，但后来他越来越失控，越来越狂妄，德不配位。不少仁怀当地人这样评价他。

在茅台酒厂员工眼中，袁仁国是一个谦和的人。一名茅台集团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袁仁国每年在年会上都要给各个车间敬酒，“他也是工人出身，所以和大家没有距离，一些老工友单独找他敬酒时，他从不推辞。”

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袁仁国。另一名接触过茅台中高管理层的本地人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近几年袁仁国的狂妄程度令人吃惊。袁仁国有段时间出门，要带4个保镖为他开路，“他到一个洗浴中心洗桑拿，会有10多个茅台的中层干部陪着。他只要一站起来，这些干部就会抢着上前扶他。”

在后山乡，年长的村民回忆，自从袁仁国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回村看过爷爷奶奶。百善孝为先，袁仁国在村民眼里实在是不肖子孙。《环球人物》记者找到了袁仁国爷爷奶奶的坟墓，从墓碑上的信息看出，他的爷爷1976年去世，奶奶1996年去世。袁仁国再次出现在村民眼中，是在奶奶去世几年之后了，每次回来都是声势浩大，“有20多辆豪车陪着，都像是有钱人，下来就围着袁仁国转。每年春节他们回来时，车队会把门前这条路堵死。过春节还要在坟前放烟花、鞭炮，因为太多了，所以要用一辆小卡车拉过来。”袁仁国爷爷的坟墓旁紧挨着一户村民的住宅。这户人家说：“有一年，他们在我家耕地上放鞭炮。这块耕地是用来种植烟叶的，利润最高，自那以后，这块地好几年都长不出烟叶来。”

这家人对袁仁国及其随从不可一世的态度印象深刻。每年来上坟时，袁仁国从来没有跟这家人打过招呼。记者不解，于是问：“自己爷爷的坟就在你家旁边，跟你们打个招呼，让你们隔三差五打扫一下，不是挺好吗？”“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家人说，袁仁国只和他们有过一次接触，“那是2017年7月28日，我母亲过生日，在门前摆宴，正赶上袁仁国回来给他奶奶修坟，一辆车开过来，一个女的给了我500块钱，然后介绍车里坐着的人：‘这是袁总。’”但袁仁国坐在车中，表情冷漠，没有说一句话。这家人介绍，这种做法在农村被称为“冲喜”，是一种封建迷信风俗，目的是用对方的好事来驱除自身的邪祟，希望转危为安。记者查阅发现，就是在袁仁国“冲喜”前半个月，2017年7月1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王三运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狂妄让人失去理智。袁仁国的这500块钱，连半瓶茅台酒都买不到，又怎能给他带来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