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李鹏去世 争议应随雨打风吹去（图）

历史在不断发展，不少人就是看不见。而有些人，人们看见了，却无法认识，甚至无法记忆。这个人，就是李鹏。

2019年7月22日，李鹏逝世。第二天的中国央视《新闻联播》用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播出讣告，隔日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发布讣闻。对这位前总理，中共官方给出了极高评价，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认为他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但在海外舆论场，在不少市井百姓的饭后闲谈中，又有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官方和民间知识分子、海外舆论，对李鹏的评价存在明显不同，这折射出他的争议性。（AFP）

围绕李鹏的争议主要有三点，一是他在“六四”中扮演的角色。在“六四”事件上，中共给他的评价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下，李鹏同志旗帜鲜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个评价，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恐怕也正是海外和多数具有“六四”情结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迄今仍未走出“六四”阴影的亲历者，根本无法接受他的原因，有些人甚至称之为“六四屠夫”。

围绕李鹏的第二点争议是三峡大坝。这个中国最大、也最具争议的水利枢纽工程，被普遍插上了李鹏的标签。在他的讣告中，官方也认为“他在三峡工程科学民主决策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围绕三峡的争议从未停息，很多当事人还记得当李鹏代表中国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三峡工程议案时，收获的177张反对票，和664张弃权票，这组非常罕见的数字，显示出这项工程存在极高争议。而就在李鹏逝世前后，有关三峡大坝是否变形的争论又被炒起，这一突然冒起的话题，就如同此时在香港正发生的严重骚乱与暴力示威让人们不由得回想起当年北京街头的场景一样，让人不由得感叹，争议如李鹏者，连去世似乎都很会选择时间。

围绕李鹏的第三点争议是他对中国电力发展的贡献，以及反过来，中国电力发展对他个人成就及其家人在事业与财富等多维度的“贡献”。

这些争议在过去二三十年一直存在，让人看到了一个“碎片化”的李鹏，要在官方和海外及民间形成共识会非常困难，也根本没有形成共识的必要。

李鹏是个政治人物，他从政的时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那个大破大立的时代，所以对李鹏的认识，更应该放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是否推动历史发展，是否符合一个政治家的标准看待。

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李鹏显然做出了一定贡献。他深度参与到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程，并在其中不少领域扮演了角色。说他推动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肯定太过，但至少在他力所能及的领域，他确实做了在那个位置上他认为该做、也能做到的事情。就以中国电力发展和三峡大坝建设为例，他的角色就不容忽视。人们以后可能还会就三峡工程的安全与其它问题持续争论，但抛开这些争议，我们认为从历史及三峡工程的价值看，这反而可能是他一生集专业电力工程师与总理角色所做出的最成功决策。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他没有独挡一面的霸气和能力，他做的工作换另一个人做，可能也会有差不多的效果。在那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跌跌撞撞往前奔跑的年代，他只是历史洪流中随波涌动的一股水流，是中国这个国家机器上一个比较重要的零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没有邓小平的果断坚毅，没有胡耀邦的舍身精神，没有江泽民的海派气质，也没有朱镕基的霸气能力，和那些同在那个时代弄潮竞逐的人相比，他还够不上一个政治家的标准。但好在他有邓指路，有江领导，有朱帮扶，在历史洪流中随着时代前进，也可称为那个时代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对李鹏的政治品格指责者，也没必要纠结于他写《六四日记》的动机。他是要“将功给邓”，还是要“诿过给邓”，就看他自己对“六四”的定性。他在其它日记中还有对三峡决策过程的叙述：“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同理，他到底是因为三峡工程的历史争议，在为自己脱责？还是因为三峡工程的伟大，要把功劳谦虚地让给他人？就端看他自己如何看待三峡工程。

李鹏对家人的“照顾”，确实有违观感，但这种“照顾”在政坛普遍可见，换个角度看，其实也属人之常情。

死者为大，先尊重官方评价。既然大家对他无法认识，那就将他忘记了吧。请继续改革开放和发展国家的努力，没有了一两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