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局势：是谁“绑架”了香港？（图）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任何一个朝代一旦发生党争，这个朝代必然走向衰弱乃至灭亡。而党争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利益集团化。就是身处决策链条中的人，考虑事情不再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先决条件，而是以身处的利益集团最大化优先。通过在决策圈中的各方博弈，获得本集团利益最大化。其次，决策效率低下化。由于大家不是以国家利益为首位，而是以本集团利益为首位，于是各种争执、推诿、扯皮刘轮番上演，决策的效率极其低下。

但在西方制度之下，党争是合法且是一件常态化的事情。尤其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指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持续几百年。因此，在承袭西方政治制度的香港中，出现反对派则是很正常的的状态。而反对派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反对一切可以反对的，即便这件事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是正确的。

可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出现党争后，历朝历代很快就走下坡路，而西方的党争制度则延续几百年呢？这其中则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党争，很大程度上是小范围的利益群体的党争，对于身处社会底层毫无话语权的广大农民来说，有的只是被抛弃和自身利益的被牺牲。因此，当党争导致下层和底层农民群体苦不堪言，最终导致农民揭竿起义。而西方制度下的党争，通过社会底层最小一级的单元群体，逐渐选出代表，最后到国会，基本上很大程度上把所有社会利益全体都囊括了进来，因此即便存在政策或者是利益分配的不能人人如意，但是也不会出现忽视或者遗漏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第二，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朝代发展的衰落甚至是更迭，是以不同的家族或者是姓氏的朝代为标志。而西方制度下，每四年或者八年，“朝代”就会更换一次，且这种更换是合法的，常规性的。所以即便有利益群体对当下的现实不满，“朝代”已经更迭，很大程度上无法实现针对性的合理诉求亦或者打击报复。

但是，党争制度是一项非常损耗成本和效率的制度。它和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本质上没有区别。些许的差异则是前者在于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各种社会资源和成本在争斗中逐渐消失殆尽，而后者更像是累积百年，然后集中爆发。

而之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在一个长期自由化的香港社会中，许多社会公众对一些事情已经冷漠麻木，秉持的宗旨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并且，在这种长期嘈杂的政治斗争中，政客们已经习惯了对一些涉及集体利益的事件漠不关心。因此，只有对没有经历或见识的民众，只要政客们出于党争需要，稍微的“煽风点火”，就会引发部分未开化的民众进行所谓的“正义”的抗争，实则这些民众却是政客们攫取利益的“垫脚石”和“炮灰”。

而当下试图寻求香港独立的群体，则属于典型的“鱼和熊掌兼得”。即便是用他们崇尚的西方制度去衡量，这部分群体的想法也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

毕竟在西方党争的体制下，想要合法的独立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投票，二是起诉。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一直以来想寻求的独立，但在经过数次投票之后始终没有成功。后来，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为了消除后患，给出了一个司法解释性质的意见，给魁北克省的独立设置了很苛刻的条件，如果在不满足这些条件下宣告独立，属于违法而这些条件也基本上杜绝了魁北克省的独立之路。

因此，即便是香港进行独立公投，最终的投票过程以及投票的结果是否合法的问题也需要中国最高法院来裁定。所以，港独只会乱港，香港不要被港独所“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