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暴力抗争不断 香港应向新加坡学什么（组图）

10月1日-6日中国国庆假期期间，香港暴力示威数度升级，多次出现大规模打砸及伤人事件，甚至先后出现两起警察因为面临袭击而被迫实弹开枪，导致示威者中枪送医的事件。香港特区政府于4日宣布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然而5日凌晨新规生效之后，依然有蒙面示威者用“打游击”的方式在香港多处暴力破坏公共设施，以及殴打无辜路人。

针对香港持续不断且还在不断升级的乱象，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顾清扬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问题背后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问题，在充分遵循一国两制的基础上，中国中央政府应该帮助港府进行改革，提升港府的前瞻能力与执行力。在这一点上，香港最应该学习新加坡“一切以全民的福祉与长远发展为主要考量”，主动解决问题，不断在动态中调整自身的治理系统。

香港恢复秩序的深层要义在于提升港府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新华社）

记者：进入10月份，香港的暴力示威活动也没有平息的迹象，你怎么解读香港正在经历的内乱与考验？

顾清扬：香港问题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也是通过最近两三个月对香港观察，特别是香港的种种乱象在不断刺激我的思考。

我觉得香港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完善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就是处理一国两制的关系，但是港府对香港本地重大的产业问题和社会问题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实际上这就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问题，体系不健全导致能力有缺陷。

比如说，以香港特首为主的港府在重大战略方面执行力是比较弱的，虽然大家早就认识到香港的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民生问题，包括住房、就业、年轻人的出路等等，这些都已经谈了很多年了，但是没法去解决它，为什么？

记者：因为香港本地的建制力量与既得利益群体深度绑定，而中央政府的治港系统又将“五十年不变”当成了“五十年不管”，将一国两制理解与执行成了“消极一国两制”。

顾清扬：中央怕被外界舆论说干预香港内部管理，干脆就由港府自由发挥，但是香港整个的治理体系中间又没有赋予特首应有的权力，因为香港一直保持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小政府”……

记者：采取官商共治的模式。

顾清扬：对，所以你可以看到20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实际上没有实施太多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建设项目，我是觉得这是它的主要问题。

但具体来说，中央治港该怎么管？我不太有研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当然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但如果直接治理的方式过多，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很可能会有人说“还没到50年你就开始直接插手干预”了（国际社会的反应并不意味着中央一些积极主动的治港措施不好）。

所以我的想法是中央需要与香港特区政府达到一种默契，香港的内部事务主要还是交给香港人来办，但是中央政府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帮助以香港特首为主的特区政府，对香港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做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特区政府更加具有协调能力、前瞻性，以及更强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特别是民生所需要的住房、就业、产业发展导向等等，我想这是香港所迫切需要的。

港府必须对自身的治理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AP）

记者：说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新加坡与香港其实在很多方面比较相似，但外界的共识是，近些年来新加坡的发展，包括新加坡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明显要强于香港。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0月6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首次谈到了对香港局势的看法，他表示香港当前的状况并非是中国中央政府导致的，香港特区政府需要积极解决潜在社会问题，才有希望克服眼前的困难。作为长期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的学者，你觉得港人港府能从新加坡身上学到什么？

顾清扬：我确实在长期观察香港与新加坡的对比，在发展经济学的案例中，难得有这么相像的城市经济体。（新加坡与香港）都以华人为主体，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并都承接了英国的法制、治理框架和工作语言，都在岛屿转口贸易的基础上选择了服务业为主要的产业结构，在资源配置上，都非常强调市场的作用。

但市场不是完善的，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在哪里？这就是新加坡同香港很不一样的地方，香港基本上是采取一种被动的策略，等待市场的自我“觉悟”、自我纠正。而新加坡的政府在看到市场失灵的时候，或者将要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便进行强有力的协调、干预，引导市场向健康方向发展。

我觉得香港应该跟新加坡学习的第一点是，怎么样继续保持市场成为配制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市场做大，让市场机制得到充分尊重，但是在这一点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怎么发挥政府超越市场、弥补市场不足的作用

第二点，新加坡的发展比较兼顾弱势群体。虽然新加坡贫富差距也比较大，但基本民生是有保障的，收入差距在经历政府财政调节和再分配之后没有香港那么大。在新加坡社会，普罗大众基本的生存条件是能得到满足的，比如说人人有自有产权的住房，而且住房还相当宽敞，这一点香港没有。新加坡几乎可以做到人人有就业，这是弱势群体生存的根本。同时，新加坡的医疗与教育保障基本上没问题，不会因为贫困而读不了书，或者治不了病。当就业、住房、医疗、教育这些方面弱势群体都得到了保障，即使有显性的收入差距问题，大家也比较可以容忍。

不管世界什么地方，民众的诉求实际上并不高，就是有一个安身之所，有一份工作做，这个工作也不一定是非常高的薪水，此外基本的医疗与教育有保障。我觉得这些新加坡都做到了。而香港长期忽视了民生方面的问题，（导致）社会积累的怨气总有一天会爆发。香港最近三四个月以来出现的各种打砸等违法行为当然要受到谴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大众表现出来的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这也是香港此次发生混乱非常重要的导火索。

香港需要向新加坡学习的第三点是“社会资本”的夯实， 也就是社区邻里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价值认可、共同文化认可。我觉得新加坡在这方面做的算是比较有凝聚力，这就是新加坡社会为什么总是能保持中庸、理性、温和的态度来处理社会问题和面对的挑战。面对社会问题或者政府做的不足的地方，新加坡民众从来没有采取过度对抗、过分激烈的反应，为什么？因为那里的基本民生问题得到了解决，民众普遍是比较理性的、可以进行有效沟通的。一个社会不怕有困难，只要民众能以理性的方式参与对话，总是能找到解决方案， 毕竟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记者：其实你所讲的新加坡值得学习的这三个方面，香港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尤其是民生方面，从回归以来首任特首董建华开始，香港政府一直在试图推动相关的行动和计划，比如董建华时代港府有每年修建8.5万套公屋的计划，但一直推行不下去，林郑月娥上台以后推出“明日大屿愿景”，却在地产商与本地媒体的煽动下，遭遇市民阶层的激烈发对，而他们其实会是这些计划受益者。新加坡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

顾清扬：新加坡的做法是，一切以全民的福祉与国家的长远发展为主要考量。比如说资本都是贪婪的，但是资本如果过于贪婪，可能导致民众的不满、不配合，反而会导致资本家设定的利润目标不能实现，所以也应要让资本变得理性，它可以追求利润，但是不能采取过分贪婪的方式，我认为这一点在新加坡平衡得比较好。

在政治治理方面，新加坡完全有资格当香港的老师。（新华社）

顾清扬：另外，新加坡采取一种全民沟通、全民讨论的风气。新加坡应该走向什么类型的社会？是只追求财富快速积累，还是追求像北欧那样的福利国家？是采取政府作用无限扩大的集权模式？还是采取民众参与的共治模式？这些问题在新加坡社会都进行过大讨论，到底哪一种适合新加坡并对新加坡的长远发展有利？我觉得这种沟通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极其重要，通过广泛的全民沟通形成一种共识、形成共同的愿景，才能在此基础上展开行动。

而至于行动层面，刚才你谈到的几任香港特首，他们当然不是不想做事，他们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对香港这些问题都是有深入了解的。但为什么像你描述的那样，“八万五”等计划最后没有结果呢？

我觉得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建设或者社会改造运动，都需要一个系统或者组织来完成。 在新加坡，政府一直保持前瞻性，不断在动态地调整它的治理系统，主动出击，主动解决问题，特别是在问题没有完全出现之前来解决问题。当然，新加坡并不是完善的，做不到尽善尽美，但总体上表现出比较主动、快速的行动能力，比较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与思维。

记者：新加坡公务员可能更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事业来看待，新加坡的精英普遍以能在政府里做到处长以上的职级作为证明自己的标准；而香港话里习惯说“做一份工”，香港公务员可能更多把从事的职业当作“一份工”。

顾清扬：新加坡公共部门在1995年开展了一场面向21世纪公共服务提升的运动（PS21）, 由此极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的文化，提升了面对新挑战的治理能力。新加坡公务员普遍会将自己的工作当作一份事业。

香港公务员“做一份工”这个概念不能说错了，在“风调雨顺”的时候，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当世界、社会发生剧变的时候，你只做“一份工”是不行的，你必须要走在前面，主动进行改革，始终保持动态调整极为重要。

同时，民众的共识、配合、理性思考与理性讨论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如果民众一讨论就开始变得情绪化、过于激动或者是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这就比较麻烦了，讨论怎么进行下去？

另外，还需要有一种领导或者领袖的魅力。什么是领袖？领袖就是在艰难困苦、充满矛盾的环境之下，可以看准方向并能大胆做出正确决定的人。我觉得新加坡在一些重大关头做的还算是不错的，特别是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航空公司两次大罢工，一次是在1980年，一次是2003年，李光耀都是以一种刚毅的态度、前瞻性的眼光处理了问题，部分人的委屈可以坐下来商讨，但是要以大局为重，以国家长期发展为重，不能以牺牲新加坡航空的品牌甚至新加坡的国家品牌来作为代价，这条原则非常重要，李光耀也贯彻的非常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