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北京和武汉的协和这么牛！（组图）

汹涌的肺炎疫情再一次让我们认识了两个字的价值：“协和”。

虽然面临着极度物资匮乏，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护士们仍奋战在对抗病毒的前线。

一套《协和解决方案》以长图形式在媒体上流传，方案将病情症状精细划分并给出不同的应对与用药策略，可以给更多医院的医生参考，比起直接让大家去喝一种莫名其妙的口服液要显得科学太多。

正如我们之前的文章写过的，并不是所有名字带“协和”的，都是真的协和。那么，真协和到底有多厉害？

真协和有多厉害

可能许多外地人直到这一次疫情，才知道武汉协和有多牛。

但对于武汉人来说，一首顺口溜早已深入人心：“还有一口气，赶紧送同济；同济救不活，赶紧去协和；协和有困难，必须找中南。”

武汉协和，全称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在此次疫情救治中和兄弟医院——武汉同济，全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强大的水准受全国瞩目。

武汉协和在2018年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颁布的全国医院排行榜上排名12，妥妥的顶级医院——而排第一的，且多年来一直排第一的，也是一所真“协和”：北京协和。

2019年12月23日，北京，协和医院患者在放射科胶片自助打印系统打印CT核磁检查报告 / 视觉中国

百强榜里还有一所协和，是排名92的福州协和。虽然看起来和前两位协和大哥有些距离，但实际上能进百强榜已经相当厉害，更别说福州协和已经是全福建的第一[1]。

知乎上有一个“北京协和医院有多牛？”的问题，集合了许多疑难杂症在协和得到救治的案例。

一位用户提到自己的父亲曾经在脑中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外面包裹着20根血管和脑神经，辛苦挂到了北京天坛医院最好的专家号，专家还是认为手术难度太大，建议保守治疗——最后在协和，两位70多岁的老教授做了13个小时手术，在ICU躺了40天后治好了。

一位用户提到自己的妹妹曾患有脊柱侧弯，跑遍北京积水潭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挂遍专家号，都建议保守治疗——一直到协和的仉建国教授给她做手术，才终于痊愈。

甚至协和的林医生也在里面分享了自己一位“扫地僧”一般的同事：检验科细菌室的王澎医生，最擅长检验病菌，别的医生苦思不得其解的怪病，在她的显微镜底下总能找到那个罕见却又致命的病菌。

2016年7月6日，武汉一轮暴雨来袭，协和医院受较大影响，但是现场抢险工作十分及时，把对病人的影响降至最低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官网

在林医生的讲述中，他接诊的一名小伙子双肺被病菌啃食了近三分之一，CT片子惨不忍睹，但仍然难以诊断病因，最终就是由王澎医生找到了罪魁祸首：极为罕见的马尔尼菲蓝状菌。并终于治愈了患者[2]。

因此，民间流传着：“阎王要你三更死，协和留你到五更”的说法。

协和医院，民国时就厉害

为什么只有这三所是真的“协和”？

因为协和是英文Union的翻译，院名有这个单词，说明它们的渊源都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建，并且是不同教会之间的联合，因此命名为“协和”。

到1913年，全国一共有8所名字是“协和”的医学院，北京、武汉、福州就在其中[6]。

北京协和是1906年，6个教会将当时北京有名的“双旗杆医院”（因为门口杵着两根旗杆）和几个其他医院联合起来而组成[7]。

不过北京协和的真正辉煌，始于1915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所创立的基金会决定买下协和，重建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和医学院。除了协和旧址，被买下来的还有隔壁的豫王府。

而这所新建的医院，最后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协和”之名[6]。

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彩蛋：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前一年派出考察团来中国，想研究研究怎么在中国花钱最有利于提高医学和公共卫生状况。

而有一个人向考察团建议，在北京建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和医学院，所以促成了协和一事。

这个人就是最近的“网红”，东北鼠疫的功臣伍连德[8]。

梁启超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 豆瓣

武汉协和则是由两个教会的两所医院合并而成：1866年英国伦敦会的汉口仁济医院，1864年英国循道会的汉口普爱医院。1928年，一座新的医院建立起来，定名为“汉口协和医院”[9]。

福州协和也是两所医院合并而成：1860年美部会创办的圣教妇幼医院，1900年美以美教会成立的马高爱医院[10]。

这里还有一个彩蛋：当时的8所“协和”中，有一所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正是现在仅次于北京协和的全国第二强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前身，只不过后来在改制中没有保留这两个字[11]。

协和是教会的联合，这在近代意味着两点：

第一是不差钱。联合起来有利于资金的集中，教会、教徒捐款乃至像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大金主，是协和医院们一直不缺的，这在动荡的近代保证了协和医院的水准；

第二是不差人。三所协和医院都有自己的医学院，而且建立起了非常严苛的人才培养方式。名医辈出的同时，医院也为医护人员提供了最好的后勤保障。

一百年前，协和就有新设备

有洛克菲勒基金撑腰的北京协和自不必说。武汉协和和福州协和也一直有着来自教会和教徒的资助。

因此这三所协和医院从民国时就拥有一流的设备。

1925年，当时的武汉协和医院院长纪立生就在一封信里提到，医院二十多年来每年都能收到治疗过的富人的捐款，而这笔钱已经攒到可以建一座新的医院了。

于是在1928年，武汉协和新医院投入使用，1931年就引进了当时并不常见的X光机。

从当时的建筑规划图上看，武汉协和除了用于诊疗的医院区域之外，还有非常宽阔的地界承担其他功能：医生护士和牧师住宅、医士专门学校、厨房、洗衣房、教堂、车库，甚至还有两个网球场、一个足球场[3]。

福州协和医院在1937年建成的新病房大楼也非常先进，X光机、隔离病房等都不在话下，甚至还有全福建的第一部电梯，而且配备了可以用来取暖和消毒的蒸汽管道，是当时南方唯一有取暖功能的建筑[4]。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前身之一的马高爱医院礼拜堂 /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官网

至于北京协和的设备有多好，先讲一个少为人知的细节，管中窥豹：

计算机巨头IBM公司和中国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1934年卖给了北京协和一台商用处理机[5]。可以说，民国的北京协和就已经用上了“电脑“。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17年开始重建北京协和时，在王府的外观底下，用的都是最考究的西方设备：从病房、教室到实验室，甚至连水管、门锁和抽水马桶都是从美国运到北京。

193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给北京协和的资助，年度预算是约300万银圆。而排在第二的是济南的齐鲁医学院，只有30万银圆[6]。

有充沛的资金保障，协和医院才能保持高水准的医疗，还能扶助贫苦病人。

辅仁大学旧址晚清贝勒载涛府邸，它与当时城东的协和医院、城西郊的燕京大学（今天的北京大学）共称为北平三大建筑

武汉协和有免费给穷苦病人治疗的做法，有些无家可归的人还可以留在院里工作。

1931年，武汉发生洪灾，协和医院被淹，还在江面上租船收治病人，并且在难民点设置医疗点，积极参与救灾治病[9]。

北京协和在给病人建档时，把病人分为ABCD四档，其中C、D档是可以酌减费用，D档则是免费医疗。医院会调查病人的经济状况来给予帮助，甚至帮一些失业的病人找工作[13]。

在协和，安心当好医生

除了钱和设备，协和医院还有强大的软实力——医护人员们。他们在医院里需要遵循严格的标准、经历苛刻的训练，同时也享有优越的待遇和后勤保障。

在民国的北京协和学医，需要接受全英文教学。在协和工作的医生，即使都是中国人，互相之间也习惯用英文讨论病人病情，这在中文医学术语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有利于诊治和研究的准确——当然，也显出协和医生的厉害。

协和名医众多，因此也要面对和大神共事的压力。

比如担任内科主任多年的名医张孝骞，对自己手下的年轻医生要求十分严格。就拿写病历这个细节来说，院里传说，他在查房时看到写得不合格的病历，会当众扔到地上。

有一名刚毕业进协和工作的大夫，因为在查房时回答不出张孝骞的问题，被他喝令：“重做一年实习生！[6]”

北京协和有坚持多年的“内科大查房”传统。以前是每个星期一次，每次参加的人数都在100人以上，来自各个科室，从主任到住院医生、实习医生、进修医生、高年级学生，都参与讨论。

查房的病例一般都是选出来的疑难杂症，多科会诊，老教授和青年医生都发言，大家从各自的角度给出自己的理解与诊断，甚至还会有交锋[6]。

正是这一已经延续百年的传统，让协和变成疑难杂症的终结者。

身为协和医院的医生也享有高地位、高待遇。

北京协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了建国初，都是用美金折合人民币发薪水的。这在经济动荡的年代，可以说让人眼红。

协和医护人员的配偶和子女在院里看病都不用花钱，医院还为医护人员提供了强大的后勤系统：衣服被褥的清洁、宿舍的打扫都有专人负责，医生专用的食堂一直到半夜都有热食提供。

一位协和的老医生说：“你就干你的事，什么都有管。”正因此，协和的医生只需要全副身心帮病人看病，没有后顾之忧[13]。

武汉和福州协和的医生护士们，也同样有着宽敞的住宅和体育锻炼的场地，享受着难得的供暖。

在那个时代，“协和”既是救死扶伤的权威，也是优渥生活的体面。

协和，让现代医学进入中国视野

这三所协和医院虽然在渊源上并不相通，但在当时都承担着普及现代医学的任务。

民国时的医学观念还很落后，人们甚至流行以协和为骂人话：“把你送到协和医院去！[12]”

作为北京协和最有名的病人之一，梁启超还曾经和协和医院有一段公案：

1928年，梁启超因为肾病而到协和就医，后来接受了右肾切除手术，但这场手术之后他的病情仍继续恶化。

因此，社会上有一些声音开始讥讽协和的医疗水平不行，连一直以来提倡西医的梁启超都被协和所误。这一说法甚至到后来以讹传讹成了协和应割左肾而割错右肾的荒谬版本。

梁启超在当时就写下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替协和的医生感到“冤枉”，认为并不能因为自己的情况就反对西医，仍应该继续坚持“科学精神”[6]。

从这件事可以知道，虽然协和现在已是声名显赫的业界权威，但在当时也面临着巨大压力，来自国人对西医的不信任和误解。

医学总是在进步的，现在三所协和医院的医疗设备、医护水平比起当年已经有了很大提升。

但许许多多的假协和冒了出来，坑蒙拐骗的“医生”，谋财害命的“xx系”，屡见不鲜。

一场残酷的疫情，让我们看到武汉协和的医生们高超的医术，却也见证着他们面对物资匮乏时的无奈。

中国需要的，远不止是厉害的医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