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真寺到治理：疫情如何影响伊斯兰世界（组图）

伊斯兰世界曾是人类的医学殿堂，影响了欧洲近百年的医疗发展；然时移世易，在此波新冠疫情肆虐下，其终究无可避免地沦陷。从西亚、中亚、东南亚到北非，伊斯兰世界共有超过3万多人确诊，其中伊朗尤其严重，已有近3万起确诊案例，并共造成2千多人丧命。

然而病毒看似可怕，却不过是引子。此次疫情就像野火，以人命为薪，直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既撼动固有宗教实践，也激化治理权的争夺战，更令隐于其中的脆弱生命暴露无遗。

清真寺的空间政治

疫情的第一冲击，便是重挫了清真寺的空间政治。于穆斯林而言，集体礼拜是维系认同、动员社会的重要途径；而这一切的作用力道，便发酵于清真寺这个空间里。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所谓空间看似不过物质、几何、材料与结构：咖啡馆有浓郁烘香、书店有满堂经笥、教室尽是桌椅设备、清真寺遍地拜毯，人类栖身其中，安憩、阅读、学习、礼拜，任时间流动而过。在这种视角下，空间看似纹风不动，是种客观静态的存在，是被赋予功能的纯粹形式，但实则不然。

以伊斯兰世界的清真寺为例，所谓空间，并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场域，也是关系的集合体。在清真寺中，礼拜、聚会、读经等社会活动依序铺展；隐于其下的，则是空间作为政治和权力工具的事实。清真寺不仅是唤拜塔、圆顶、礼拜殿组合而成的建筑体，也服膺于伊斯兰规训。而正是在这个意象上，礼拜空间成了一连串社会、政治关系再生产的场所。

首先，穆斯林要能举止合宜的集体礼拜，便要透过熟稔此道者带领，对其加以学习模仿，对象可为家人、亲友、长辈或师长，而这便是透过宗教实践所建立的群己关系；再者，礼拜的召唤一向由清真寺发出，唤拜者会在确认时辰后，登上唤拜塔，召唤群众前来聚集，一日五次。此情此景，则形同是对小区整体的例行动员，带有军事点名的影子。

进到清真寺后，众人集体面向麦加方向，齐听伊玛目（Imam）主持礼拜，这其中夹杂着无数命令与上下关系，不仅有宗教经文，更有政治意识型态的宣扬；待至礼拜结束后，清真寺仍持续再造着社会关系，许多穆斯林皆因同在某一清真寺礼拜而结识，进而共组朋友圈，共同参与活动、支持某一政治理念。而这便是埃及穆兄会得以建立王国版图的基础，也是沙特何以不断向他国输出清真寺、伊玛目之故；穆兄会借着清真寺系统动员群众、招募志士，沙特则藉清真寺与伊玛目输出瓦哈比思想，进而遂行宗教外交。

在伊斯兰世界中，清真寺掌握了人们的时间意识与认同，每次唤拜，都是乌玛（Ummah，意指穆斯林共同体）的再邀请，也是政治理念的再动员。综观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动荡，从以巴冲突、黎巴嫩内战、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大小恐攻再到阿拉伯之春，清真寺屡屡发挥动员力量，也每每成为攻击对象。在那圆顶与唤拜塔之下，空间已成政治，政治也弥散在空间里。

然而随着新冠疫情日渐严重，清真寺的空间政治也开始变质。先是沙特暂停朝觐，再是各国相继封城，并且纷纷关闭清真寺、取消周五聚礼（Jummah），要求穆斯林只能在家中礼拜，以避免群聚感染。此番出于卫生安全考虑的举措，不仅意外削弱了伊玛目们的话语权，也直接重挫了清真寺的社会角色，结果导致人们用不同方式处理此番“权力真空”。

宗教与世俗争夺治理空间

对部分穆斯林而言，其相信政府与医学话语，对清真寺望而却步，选择留在家中礼拜。如今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卡萨布兰卡的哈桑二世清真寺等著名地标皆已关闭，也有些伊玛目公开呼吁，要求民众千万不要外出礼拜。平心而论，上述举措确实有在消弭清真寺的空间政治外，起到防疫效果。

然而对部分穆斯林来说，政府此举无异侵犯人权，不仅剥夺自己接近真主的机会，也实在小题大作。于是这些人一方面把气出在国内华人身上，一方面又认为医学话语夸大了新冠病毒的威力，内心更笃信一切都是真主安排，倘若自己真不幸中奖，也是因为真主召唤。

此般逻辑的深层动因，其实与英国的“群体免疫”如出一辙，即人类社会不应因疫情，而将其余生命价值尽数让位于政府的防疫话语，使得社会活动全部停摆。群体免疫的目标，是选择忽视人类部分的生物性生命，来换取经济生命之延续；伊斯兰世界要求继续开放清真寺的声音，则是要维系自己与社会的信仰生命，即便可能丧失性命。

于是当政府要求缩减集体宗教实践时，伊斯兰世界的反抗随即遍地开花，形成宗教与世俗争夺治理空间的局面，而这便是疫情带来的第二波冲击。

在摩洛哥，人们反制政府的方式，就是让整个小区成为一座露天清真寺，结果便出现了以下画面：夜幕低垂，一片万家灯火，宁静的夜空突然响起整齐划一的唤拜声，原来是无法出门礼拜的人们全到了自家阳台上，以天为穹，集体做礼拜，这算是较为隐诲的反抗方式。

在伊朗，政府起初惧于民意，未敢封城，但眼看疫情加剧，只好取消周五聚礼、关闭清真寺，并强硬封锁库姆（Qom）等什叶圣城，结果就是引发众怒，导致人群纷纷聚在清真寺前怒吼道：“就算是当年蒙古人打来，我们都还能作礼拜阿！”；伊拉克则更是严重，某些穆斯林与清真寺完全不顾政府禁令，照常作礼拜，最后政府只好出动军队封锁清真寺，这才断了人民的念头。

然而，许多国家面临类似伊拉克的状况时，却完全不敢彻底执法。例如在听来专制的埃及，政府虽趁机将新冠病毒当成打压伊斯兰势力的武器，将其宣传为穆兄会的生化攻击，却显然不敢得罪广大的穆斯林百姓，只能劝阻性地发布命令与广播呼吁：“奉劝大家留在家中作礼拜”、“请各大清真寺缩短礼拜时程，好降低感染机率”。

其余宗教与公权力的话语拉扯，还有像伊朗某些神职人员，开始在网络上提供各类缺乏医学根据的抗疫偏方，例如多梳头、多吃苹果与黑糖、多闻鼻烟壶、可在睡前将浸泡紫罗兰叶油的棉球放入肛门等，且还真有民众照作，政府澄清又不怎么有效，最后还得靠其他神职人员出来呼吁民众万勿轻信；另外马来西亚竟还推出“清真消毒剂”，也就是不含酒精的洁手液，可想而知，自是效用不大。

宗教与世俗公权力的斗争，长年存在于伊斯兰世界，这不仅是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打造新土耳其时的烦恼，也是此波疫情注定要逼出的挑战。这两派势力各在伊斯兰世界握有一定治理权，双方江山虽非壁垒分明，却也难以完全互融，此次疫情，等于是为此矛盾提供了新战场。

漫长的抗疫之路

但在意识形态战场外，伊斯兰世界要面对的，还有分配不均的现实问题。这个世界内不仅有富裕的海湾石油国，也存在像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叙利亚难民营、加沙走廊等动乱地带，其公卫系统极其脆弱，检测能力也是极度不足。这些地方回报的确诊人数虽低，却并非真是没有病患，而是许多生命在得以接受诊治前，便早已消逝得无声无息，无人闻问。

伊斯兰世界就像个极度复杂的蜂巢，层层蜜蜡间，既存在清真寺所围出的政治空间，也包含宗教与世俗相互斗争的治理空间。在洪水般的病毒大军入侵后，这些空间无一能自保，活于其中的众多人民，也注定要走上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抗疫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