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ERS到新冠 韩国抗疫模式能被复制吗（图）

年初开始并迅速席卷世界的新冠疫情不仅给我国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全球化下的大规模人员流动所造成的跨域传播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挑战。韩国的新冠疫情在经历了初期一个月的有效控制后，突然被新天地教会信众引发的超级传播事件引爆，大邱、庆北等地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湖北以外的“重灾区”。韩国疫情高峰期一天确诊病例高达近千，而目前为止接受核酸检测的人数更是多达30多万。

不过，经过暴发后一个月来的“严测死追”（检测、追踪），韩国的疫情于近日得到有效缓解。其抗疫过程与经验也被各国称道。尽管由于此后欧美国家相继暴发更严重疫情，韩国表示不能有丝毫松懈，并开始采取一系列更严格的入境检查以防范进一步的输入风险，但其抗击新冠疫情取得初步成果已有目共睹。可以说，韩国此次对新冠疫情较成功应对得益于其2015年抗击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时的惨痛教训以及此后的及时纠错与改进。

惨痛的教训：MERS暴发时暴露的问题

2015年席卷韩国的MERS疫情使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旅游业更是受重创。数国对韩国发出旅游警告，致使其游客大幅减少，酒店、餐饮、交通业等也遭受巨大损失。同时，本应被严格隔离的病人带病出国，也让韩国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韩国应战MERS一役一度暴露出巨大问题。

首先，前期重视度不够，应对不力，感染范围扩大。MERS患者最初在韩国确诊后，韩国政府并未认识到事态严重性，而是公开表明该病毒不会有那么高的传染性，也未能及时建议群众通过佩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防范病毒。同时，政府对病毒传播路径也未能清楚把握，更没有及时采取隔离等措施。这造成原本应该是治疗患者的医院，反而成为了病毒传染扩散的场所，收治患者医院内部出现大范围感染。此外，由于没有指定针对病毒有效的防范指南，尤其对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的界定出现问题（与感染者距离在2米以内，且在同一空间停留1小时以上），以致于首例患者入住平泽圣母医院后，很快就出现了不在政府界定的密切接触者范围内的人感染MERS。

其次，信息缺乏透明性，政府公信力下降，造成社会恐慌。MERS暴发初期，韩国政府由于担心医院信息公开会造成该区域内民众恐慌，坚持拒绝公开收治患者医院名单。这导致了本没有感染MERS的民众因为不知情而去了收治MERS患者的医院，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MERS病毒，之后又去其他医院求诊，造成了病毒的二次传播。由于信息不公开，民众对疫情真实情况充满疑惑，知情权大打折扣，对政府不信任的急剧增加，甚至导致对医疗专家判断和建议也充满怀疑，政府公信力自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再次大幅下降，加剧了谣言的传播与社会的恐慌。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民间网站 “MERS MAP”甚至被称为“悲伤的自救之策”——本该国家做的事情却让个人去承担。

最后，疫情蔓延，旅游业受挫，国际形象受损。由于韩国未能在第一时间阻断病毒造成扩散，国内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内需也大幅萎缩，经济几乎濒临“准战时状态”。同时，由于韩国MERS疫情持续扩散，外媒报道加重了各国民众的“恐韩”情绪。各国游客相继取消赴韩游，商务人士也纷纷取消访韩计划，重挫韩国旅游业。此外，少数韩国公民在疑似感染和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情况下仍去国外旅行，其行为也使韩国国家形象受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韩国应对新冠的举措

在MERS疫情之后，韩国痛定思痛，大力改革公共卫生管理制度，而且针对MERS疫情时信息不透明问题颁布《公共卫生信息公开法规》。同时，以保健福祉部为首，各地、各医疗机构以及相关协会都纷纷发布“MERS白皮书”，总结MERS的应对教训。其中，保健福祉部的白皮书还制定了针对公民、医疗机构负责人与医生、保健福祉部与疾病管理本部、地方政府与议会、媒体等其它相关部门与机构等各个主体的传染病行动要领，以期提高个人认知以及社会共同认知，改变韩国社会普遍长期存在的“责任回避模式”。这些举措使韩国在此次应对新冠疫情时具有了迅速的反应能力。

首先，疫情初期，韩国各界反应非常迅速，防疫举措也及时到位。首例新冠病例出现后，政府、企业、医学界、市民等各方迅速反应。政府与保健当局迅速发布防疫指南并不断更新。指南通过各部门、各地、各个层面，包括国家、企业、个人等及时发布。防疫人员配备、机场、港口检疫，外国疾病信息、病毒检测办法等也迅速到位。防疫指挥系统的稳定性与有效启动等方面也有很大改进。同时，病毒毒株的成功分离所用时间也比MERS疫情时缩短了近一半。此外，确诊医院、方法以及手段等也根据疫情发展不断升级。以“新天地教会超级传播事件”为始的疫情在韩国大邱、庆北等地大规模暴发后，韩国加大了核酸检测力度，1周内4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能力令世界瞩目。多数民众也通过配戴口罩、尽量减少外出、有症状主动自我隔离等表现出了成熟的市民意识。

其次，信息透明，感染路径全公开，实时追踪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者等举措也有效阻断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吸取了MERS疫情时应对不力的教训，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认识到传染病相关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政府不仅新设危机沟通负责管理室，而且于2017年通过了 “公众保健风险沟通标准操作规程”。这一规程明确要求为实现传染病等灾害预防，需要迅速而透明地向国民提供所需信息。因此，此次新冠病例出现后，韩国保健当局迅速将疫情发展动向与患者移动路径，尤其到访医院、商家、餐饮场所等具体商号名称都全部公开出来，并通过电话及时追访与监督密切接触者，对其实施严格的追踪与隔离。

最后，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并举是韩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又一值得称道之处。因为经历了MERS疫情初期的防范与应对不力而造成的扩散，此次新冠疫情发生之后，韩国舆论高呼防疫或检疫即使过度反应也要提前应对。但韩国政府并未采取极端措施。同时，韩国政府建议民众尽量不要出门，尤其不要聚集，保持距离等以最大限度降低病毒传播范围，但并未要求停工、停产，大部分国民的日常生活也并未受到太大限制。即使在大邱、庆北疫情大规模暴发、政府决定对其进行封锁时，其封锁也并不是以阻止人员流动为目的的全部封闭，而是出于防疫防控目的，尽可能减少与外部的往来流动。

最近，疫情已经在欧美等国大面积暴发，与各国纷纷出台边境封锁或禁止外国人入境措施相比，韩国只是强化了入境检查。在近日举办的G20视频会议上，韩国总统文在寅还呼吁即使各国采取入境限制措施，也应赋予那些持有健康证明的商务人士跨国移动自由。

吸取之前MERS的教训，韩国从一开始就对新冠疫情高度警惕并不断对国内外疫情发展可能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充分估计，文在寅甚至于韩国疫情大暴发前便宣布经济进入“紧急状态”，并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金融、货币等各项政策对受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使其渡过难关，包括：调动灾难灾害对旅游、航空、餐饮及出口等受疫情影响巨大的行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对机场、港口、免税店以及中小企业的租赁费、手续费、税费等进行减免或推迟征收；对中小企业进行特别金融支援、投资奖励；以商品券的方式促进消费等。疫情大规模暴发后，韩国更是出台了各种财政、货币、税收等各项托举经济的政策。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启动追加更正预算，而中央政府的预算规模堪称史上最大。

韩国抗疫措施与危机应对能力依然面临考验

与2015年MERS疫情时相比，韩国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确实有显著的改善。日前，美洲多国表示要向韩国学习抗疫经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直接向文在寅总统发出了请求支援医疗设备的求助信号。但也有观点指出，其他国家在效仿韩国抗疫模式时会遇到政治意愿和公众意志的障碍，而对于一些深陷疫情的国家来说，要想像韩国这样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可能已经“太迟了”。

当然，韩国的疫情也是经历了大暴发后才又重新得到控制。韩国在前期严防死守1个月内只有30例病例，“新天地教会超级传播事件”使形势急转直下，这也暴露了韩国防疫不足的一面。

同时，在此次抗疫过程也暴露了韩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韩国在野党及其追随者们在疫情暴发时不思考如何团结共同抗疫，而是抓住一些问题大做文章攻击政府抗疫政策，反映出韩国“朝野无条件对立”的畸形政治生态与社会撕裂；在疫情已经在大邱、庆北造成大规模扩散的情况下，有宗教组织不顾政府停止大规模集会的禁令，担心停止聚会会造成教徒转移，依然集会或“秘密礼拜”，也暴露了韩国式自由民主的局限性；为应对疫情，韩国政府紧急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扶持与振兴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落实，能覆盖到多少受影响的企业与个人也还是个未知数。

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韩国的防疫方法与经验能否在输入病例可能引发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下再次控制好疫情还需要时间来检验。韩国官员也谨慎表示他们的成功是暂时的。死灰复燃的风险仍然存在，尤其是当疫情继续在国境之外肆虐的时候。而在疫情带来的不容忽视的经济打击后，能否迅速恢复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也将再次考验韩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