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到港与两办发声 修例风波后的积极“一国两制”

在过去一些年以及2019年的香港修例风波中饱受争议的香港中联办长期以来面临的问题是身份的模糊、位置尴尬。日前，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及香港中联办（简称“两办”）同时针对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选举问题、高等法院有关《禁止蒙面规例》案件的裁决作出回应。

“两办”的发声再次引发香港泛民“中央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违反《基本法》第22条”的指责。正在这次争议，让历经修例风波后正在发生变化的中联办显现出来。

针对泛民的指责，4月17日中联办发言人迅速回应称，“两办”就立法会无法正常运作发声，其正当性、合法性毋庸置疑。并引述《基本法》澄清中联办是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不是《基本法》第22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 《基本法》第22条”规定，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并反驳泛民所谓的“干预”一说，“高度自治并非完全自治，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包括立法权，均来源于中央授权”，“被授权者须对授权者负责，授权者对所授出的权力拥有监督权，这个道理不言自明”。

中联办的此次回应有两个不同以往之处。一是，中联办此次表态的内容比较罕见。其实，此次泛民借中联办指责中央干预香港事务并不是头一次，这不过是揭开了其长久以来对香港高度自治的误解甚至是幻想。中联办作为中央授权的派驻机构必然在泛民阵营首当其冲。但是不同于以往中联办在港的角色误解，此次回应明显可以看到中联办以宪法、基本法来辨析其定位，并从香港高度自治与中央全面管治的角度将中联办的角色清晰化，澄清了过去多年一直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问题。而这个变化，正是处理香港事务长期以来的“痛点”。

二是，这次回应首度以“新闻发言人”名义发声。这种形式在内地较为常见，多出现在官方有意放风或表态，借“答记者问”的形式发布信息。虽然此次中联办的发文看似是被动回应评价香港立法会选举问题所引发的争议，但其实也可以说，这是中联办主动“亮剑”的一次安排。多维新闻也将之解读为积极“一国两制”加速到来。

可以说，这次中联办的转变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调整对港策略的一个延续，更直接的原因当然是2019年修例风波加速了北京治港的转变。最明显的是，中联办、港澳办北京两大治港机构掌门人相继换人，骆惠宁、夏宝龙这两位在中国地方政坛打拼几十年的政治官僚异乎寻常的介入港澳系统。

彼时，外界多维新闻已有多篇文章分析骆惠宁如何能够从一个游离港澳系统之外的地方大员登入中联办阁楼，而夏宝龙又如何能其前任张晓明所不能。其实，除却二位本身的政治优势之外，二人“浙江派”的标签也为外界所关注，更直白地讲，他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着直接的政治交集，虽然不同于张晓明这样的传统港澳系统人士，但却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关系制约，破旧立新。例如，中联办的角色定位即是从宪法与基本法中阐明，何至于到如今才去回答。

骆惠宁前任王志民“中环西环行埋”的论述招来的舆论非议，而在中联办角色问题上进退失据，此次中联办强硬的政治态度或许会在香港泛民之间引发反弹，但这种理清问题，不遮不掩的做法或许正是北京任命骆、夏二人的其中之义。

其实，从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等一系列的陆港融合政策看，北京是早就有意调整过去“井水不犯河水”的治港之策，作为曾经的同僚，骆、夏二人此前虽无港澳经验，但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摸清处理香港事务关节之所在，两位钦差的任命扛的正是北京积极“一国两制”的大旗，而中联办的变化也正是他们积极能动性下的政治效应。

当然，从人事的任命、中联办的态度转变，乃至近日对黎志英、李卓人等在反修例运动中发挥重要角色的泛民人士的拘捕行动等等，都在明显传递北京致力于纠正过去消极“一国两制”，愈发强调“一国”底线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等信号。不过，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继骆惠宁、夏宝龙到任，最近港澳系统人事调整频繁，中央借助人事布局对香港重新换脑，更有效率与更具执行能力的官僚进入港澳系统，将更精准的将北京与香港的意志互相传达，而类似于中联办的改变的现象料将一步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