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深层国家”！特朗普如何清洗美司法、外交、情报系统（组图）

导言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素爱在推特上发表政治言论和重要决定，被特朗普批评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近日来，在抗击疫情方面表现冷静果断的纽约州州长科莫，也被特朗普17日在推特上喊话，要求其“做的多一点”。而本文指出，在特朗普执政的第四年内，他几乎成功将行政人员全部换成与自己政见一致的官员。在特朗普政府内获得成功的唯一方法是对特朗普本人保持绝对的忠诚。特朗普打着“清空沼泽”的旗号，名为清理华盛顿的腐败政治，实则行党同伐异之举。特朗普运用推特对不同政见的官员们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实际是一种权力腐败，而权力腐败只会给美国政坛积重难返的金钱腐败雪上加霜。本文于2020年3月2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杂志，作者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是美国新闻记者，小说家和剧作家。他以为《纽约客》和《大西洋月刊》撰写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而闻名。帕克另著有《解密：新美国的内在历史》（The Unwinding：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一书，涵盖了1978年至2012年的美国历史。2013年11月，该书获得了美国国家非小说类图书奖。

图为本文作者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

当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刚上台时，人们就有一种感觉，他将被他刚刚接手的庞大政府压制。

新总统鲁莽冲动、无知透顶，几乎在本质上就漫不经心，而那些官僚们经验丰富，头脑精明，保护着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机构。他们知道权力的杠杆在哪里，如何使用它们或阻止总统使用。特朗普的白宫混乱且邪恶，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但只要“成年人”在那里等待总统的冲动消失，转移他最糟糕的想法，小心翼翼地把破坏性的命令搁置下来，那就没有什么关系。

三年后，特朗普还在那里，所有的“成年人”都离开了政坛，但他们在离开的路上几乎没有说任何话来提醒大家关于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

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是前联邦调查局的总法律顾问，也是特朗普愤怒声讨这个国家的目标之一。他承认，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在进入政府机构时相信“他们要么比总统聪明，要么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总统，要么能保护机构免受总统攻击，因为他们了解规章制度的内容以及它如何运作，他们将能够捍卫他们所热爱或曾经服务过的机构，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总统的不恰当行为。我认为他们是在愚弄自己。他们是在欺骗自己。特朗普比他们领先好几光年。”

成人们太老于世故了，以致于他们看不出特朗普的特殊政治才能：他对每个对手弱点的直觉、他对自己狂热的忠诚、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本领、他十足的持久力。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共和党的日渐衰落，截至2016年，共和党已经在不惜一切地追求权力的虚无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大量美国人已经接受、甚至喜爱特朗普对民主规范和基本礼仪的蔑视。只有这样一位领导人的到来，才能揭示出：似乎永远铭刻在不朽之石上的东西最终取决于那些脆弱的准则，以及这些规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舆论。它们的消失暴露了总统的真正权力。法律先例可以通过击键删除；执法部门独立于白宫是可选的；三权分立是一个君子协定；透明的谎言比确凿的事实更有说服力。在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前，政治阶层对这一切都不清楚。

但这些成年人最大的误判是高估了自己，尤其是他们相信其他美国人把他们看作是无私的公仆，他们的地位源于对国家利益的崇高承诺。

当特朗普上台时，他认为这个政权是他的，是他合法获得的财产，在他手下工作的200万平民（其中大多数默默无闻）对他忠心耿耿。他深深怀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秘密策划要毁灭他。他必须使他们就范，才能牢牢掌握自己的权力。这并不容易，因为永久性政府藐视其他领导人，并且比他们更持久。由于缺乏经验和鲁莽，而这正是他的支持者所喜爱的品质，他早期就犯了错误。他任命了不可靠或无能的政委来管理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则继续独立运作。

但一个简单的直觉在特朗普一生中一直推动着他：人类是脆弱的。他们有他们的幻想、欲望、虚荣、恐惧。他们可以被恐吓、腐化、或者压垮。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这是制宪者卓越设计中的缺陷，但特朗普学会了如何利用它。残骸开始堆积起来。他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把他的政府扭曲成一个为自己服务的工具。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他对美国民主的损害将不可逆转。

这是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在中途疲软，失去了完整的勇气，并自取灭亡的故事。这个故事是通过政府官员之口讲述的，如果换了其他总统，这些官员的名字都不会为人所知。他们不想出名，但当特朗普打算破坏他们的名声时，他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

1.“我们不是纳粹”

艾丽卡·纽兰在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个夏天去了司法部工作。她当时29岁，带着精英制度的最高祝福来到这里——她获得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位和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法官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的助理职位。奥巴马总统最近提名加兰德进入最高法院，而且他永远也不会需要参加参议院听证会。纽兰成为了法律咨询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的一名律师顾问（attorney-adviser），该办公室是美国司法部的智囊团。在这里，有关总统行为的法律问题将得到解答，答案通常是对总统有利的。该办公室批准了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内最极端的战时权力，包括使用酷刑，后来又废除了其中一些。纽兰是一位公民自由主义者，她对广泛的总统权力持怀疑态度。聘用她表明，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欢迎异端观点。

11月的选举改变了她，让她重获自由，而她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一点。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获胜，纽兰很可能会继续以一个雄心勃勃、厌恶风险的政府律师的身份平步青云。她会因不与新上司对抗而倍感压力，因为华盛顿的精英律师们总是在其他人的生活中周旋——这些人将是她未来的看管人，而她想要在联邦政府中获得升迁。但大选之后，她意识到她的新老板们不太可能成为她事业的赞助人。他们甚至可能视她为敌人。

她决定在特朗普手下工作。她喜欢自己的工作，也喜欢办公室里二十来位职业律师的同事，他们都以友善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彼此。和所有联邦雇员一样，她曾宣誓支持宪法，而不是总统，并“良好而忠诚地”履行职责。这些爱国职责包含了某些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让她无法离开。在她看来，他们并没有让她成为“深度状态”的阴谋家。她不会试图阻止总统的政策，只会让他们遵守事实和法律的高标准。她怀疑是否有任何替代者会做同样的事。

在特朗普就职几天后，纽兰的新老板、法律咨询办公室代理主任柯蒂斯·甘农（Curtis Gannon）对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旅行者实施禁令表示了赞同，而这一禁令即使不是非法的，也是偏执的。那个周末，办公室里至少有一名律师去杜勒斯机场抗议。另一个人在关着的办公室门后哭了一天。其他人则认为，判断总统的动机不是政府律师的职责。

行政部门的员工为总统工作，他们工作的核心是执行总统的政策。如果他们出于良心不能这么做，那么他们应该离开。与此同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推迟选举的结果。与执政党一起轮换的公务员制度，将是对19世纪政党分赃制（译者注：即spoils system，指以政治背景进行公职任命。特别盛行在已发展政党政治的19世纪的美国，因选举而政权政党轮替之际，不分中央地方的公务员悉数变更为新政权政党的人物。也称作猎官主义、党人任用制。）的回归。19世纪臭名昭著的腐败导致了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的产生，该法案创造了现代以才能为基础、在政治上不受影响的公务员制度。

在特朗普上任的第一年，大批人开始离开司法部，包括纽兰的一些同事。有些人诚实地认为，他们再也不能代表他们的客户了。该客户在twitter上发布的冲动言论，比如禁止变性人参军，成了办公室里的事情，用来为自己辩护，但他们基本上没有说出自己的理由。几乎所有的考虑（未来的工作前景、与前同事的关系、职业官员长期处于匿名状态）都不利于一个公正的退出。

纽兰没有参与旅行禁令的制定。也许这种距离让她坚信，如果她待在家里，仍然可以获得一些好处。她的所负的是对国家、对宪法的义务。她觉得自己是在努力维护司法部的信誉。第一年，她看到她的备忘录和争论改变了结果。

等到第二年，情况变得更糟了。法律咨询办公室的工作似乎有一半以上涉及限制非公民的权利。公开讨论的氛围消失了。高层的获政治任命者中，有些人在上任之初就对某些政策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但他们更愿意为特朗普找借口，对他的捏造之词采取“既有疑点，利归某人”的态度。恐惧之情开始出现在职业官员中。他们看到了FBI同事们的遭遇，他们在调查俄罗斯选举干预期间越过总统，之后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声誉都一落不起。对于那些有安全许可的人来说，大声说出来，甚至是恶狠狠地翻个白眼，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撤回安全许可（译者注：安全许可是一种官方决定，个人可以访问由美国政府分类的信息。安全许可是分级的；每个级别都授予持有者访问该级别及其以下级别的信息的权限。审查过程需要背景调查和签署保密协议。对任何特定信息的访问都需要“需要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这个要求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一些机密信息是在安全网络上广泛发布的。在其他情况下，有一个正式的“需要知道”的确定。除了这样的决定外，特殊的访问程序和敏感的隔离信息可能需要对潜在的许可证持有人进行额外的调查和裁决。）的门槛很低。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史蒂文·恩格尔（Steven Engel）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他在没有经过太多协商的情况下就做出了撤回安全许可的决定。纽兰的同事们发现，如果他们知道这个观点会被否决，那么为此而进行说理的情况就变的越来越少。人们开始闭嘴。

2018年5月的一天，纽兰走进餐厅，手里拿着一份打印的白宫新闻稿，标题是“关于MS-13（译者注：“MS-13”起源于二十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内战不断、暴力活动频发的中美洲北部小国萨尔瓦多。当时的一些萨尔瓦多游击队成员后来成为难民进入美国，并逐步发展壮大了这一极端暴力组织，对境内治安构成重大威胁。）的暴力动物，你需要知道什么”。几天前，在一次关于中美洲黑帮的会议上，特朗普曾用“动物”一词来形容无证移民，而面对批评，白宫正在采取行动。在简短的声明中，动物出现了10次。纽兰想知道她的同事们是怎么想的。

八名左右的律师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他们都是职业人士，此刻政客们还没有来吃午饭。纽兰把打印出来的东西递给其中一个，他又马上把它递了回去，似乎不想让人看见他拿着它。她把纸面朝上放在桌上，另一位律师把它翻过来，似乎是为了保护纽兰：“那样的话，如果史蒂夫走进来……”

纽兰又把它翻过来了，“这是白宫的新闻发布，我很乐于解释为什么它困扰我。”谈话很快变得尴尬起来，然后就没了声音。私下里和纽兰一样感到沮丧的同事们现在都保持沉默。这是她最后一次和他们一起去餐厅。

没有人想冒着被解雇的危险。没有人愿意成为特朗普推特上攻击的目标。危险可能是平庸的业绩评估或糟糕的推荐信。“在办公室里站起来没有任何好处，”纽兰最近告诉我。“那些可能会庆祝的人并没有亲眼目睹。你不能谈论它。如果你想让部门里的每个人都滚蛋，那你就没办法出去”找到一份好工作。

她讨厌去上班。在司法部大楼的大厅里，纽兰必须从一幅巨大的总统画像下走过。每天早上，当她进入大楼时，她都避免看特朗普，或者她会使用侧门，这样她就不会面对他的脸。到了晚上，她睡不好觉，饱受悔恨的折磨。她应该在法律问题上更加努力吗？她应该加入她的同事中，再次在餐厅用餐吗？她怎么能忍受行政命令和其他提案（甚至是法律提案）的残酷和偏执？她又生气又痛苦，她的朋友们叫她离开。她继续寻找留下来的理由，包括对取代她的人选的担心，在紧急情况下不弃船逃跑的决心，爱国主义精神。在201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一直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继续留在这一工作岗位上，她还是可以有所成就的。

1968年，曾在肯尼迪（Kennedy）和约翰逊（Johnson）政府任职的亚洲问题专家詹姆斯·C·汤姆森（James C. Thomson）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为何发生？》（How Could Vietnam Happen？）。汤姆逊给出的理由之一是“效率陷阱”——官员们认为接受现状通常是最明智的选择。他写道：“在伟人面前保持沉默或默认的倾向是压倒性的——活到第二天再战，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以便在以后的问题上‘有效’。”这个陷阱是诱人的，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原则性强、意志坚定，而不是怯懦。保持“效率”也成为永不放弃的理由。

随着行政命令和其他申请办公室批准的文件堆积如山，其中许多文件的合法性令人怀疑，纽兰的一位主管开始说：“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他说这话时并没有讽刺的意思，只是想提醒大家，“我们为总统工作。”他曾对纽兰这么说过，她看了他一眼后，他又说：“我知道纳粹是这么说的，但我们不是纳粹。”

“总统说过，他们当中有些人非常好，”纽兰这样提醒他。

“司法部长塞申斯（Sessions）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这位主管回答说。“史蒂夫从没这么说过，我也从没这么说过。我们不是纳粹。”她还可以和主管进行这样的交流，这本身就像是一个不离开的理由。

但身为犹太人的纽兰有时会问自己：如果她和她的同事在上世纪30年代是德国的政府律师，他们每个人会是什么样的官僚？有理论家；有真正的信徒，比如克拉伦斯•托马斯的门徒；有机会主义者，他们会走到前面去；有几个沉默的反对者。但办公室里的许多人只是埋头苦干，以求生存。“我想我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纽兰告诉我。“我一开始会留在纳粹政府，然后逃走。她认为自己应该是那种努力推动纽伦堡种族法（Nuremberg Race Laws）法案的官员，至少要保留只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德国人的公民权利，她会觉得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好，这证明一开始就在这个政权里工作是有道理的。

纽兰和她的同事们正在把特朗普从他自己的谎言中拯救出来。他们利用自己的法律技能来洗白他的虚假陈述和法律诉讼，以便让总统命令符合宪法。当她读到《学徒》（The Apprentice）节目的制作人为了让特朗普的决定显得条理清晰而不得不修改剧集时，她意识到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律师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对总统的忠诚等同于合法性。她告诉我：“政府的其他部门几乎不受尊重：不受下级法院的尊重，不受国会的尊重，当然也不受官僚机构的尊重，不受专业主义的尊重，不受事实或真相的尊重。”“腐败是一个恰当的词。腐败不一定要花钱去玩乐。这是对誓言的违背。”

2018年秋，纽兰得知，她和五名同事将因2017年在行政命令方面的工作而获得司法部长杰出服务奖（Attorney General’s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这消息使她感到反胃，尽管她的办公室可能认为她会为这个奖项感到荣幸。她惊异于政府的行为是如何正常化的。但她也怀疑，部门高层利用职业人士来为旅行禁令等政策辩护。至少，人们会这样看待这个奖项。纽兰和另一名律师没有出席10月24日举行的颁奖典礼。

10月27日，一名反犹太极端分子在匹兹堡的一个犹太教堂杀害了11人。在枪击事件之前，他在网上痛斥犹太人让“入侵者”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就在同一周，法律咨询办公室正在制定一项命令，以应对一大批中美洲人通过墨西哥向北行进所构成的“威胁”，因而暂时拒绝了南部边境的所有庇护申请。纽兰可以想象在犹太教堂里被枪杀的情景，她觉得自己部门的工作就是支持了那些激发大规模杀手的言论。

三天后她递交了辞呈。到了感恩节，她走了。在新的一年里，她开始在一个名为“保护民主”的非营利组织工作。

庇护禁令是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的最后一项公共法案。中期选举后，特朗普立即解雇了他。赛辛斯回避了有关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因为他曾经作为特朗普竞选活动的顾问与俄罗斯官员交谈。而纽兰认为，赛辛斯关心的是保护一些民主权利，但保护对象仅限于美国白人。他最终被以智慧和能力著称的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取代。但巴尔很快就把塞申斯塑造成了正直的典范。看着他管理她以前的部门一年之后，纽兰对自己曾经在里面供职感到很奇怪。

2.赚钱

华盛顿一直存在腐败现象，而权力又无处不在。但随着游说行业的兴起，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腐败开始制度化。那段时间席卷首都的腐败是金钱上的，而且大多是合法的，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问题，看人们是否愿意从事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罗伯特•凯泽（Robert Kaiser）是《华盛顿邮报》的前编辑和2010年出版的《钱可通神：游说的胜利和美国政府的腐坏》（So Damn Much Money: The Triumph of Lobbying and the Corrosion of American Government）一书的作者，他在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身上找到了一个早期的警示信号，那就是“每个人都想让他当上前总统，并从中捞到油水，因此他们报名参加每一个讨厌的工作”。套现（一度被称为“出售”）成了反复进出政府的常见途径。“这里有一个禁忌结构，”凯撒告诉我。“你不会从司法部的高级职位转到劳埃德·卡特勒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然后再回去。这是一次单程旅行。那个禁忌已经不复存在了。”

前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成了说客。退休军官与国防承包商共进午餐。司法部官员在高薪的律师事务所大捞一笔。前外交官们以游说者或公共关系战略家的身份代表外国利益，从中大捞一笔。在司法部工作几年就可以转化为私营部门数千万美元的收入。国会山那些不起眼的助手成了百万富翁。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很早就放弃了他的参议员席位，以便赶在新的限制之前开始他的游说生涯。前总统发表了六位数的演讲，并签署了八位数的图书协议。

随着党派之争愈演愈烈，赚钱仍然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可以一起做的一件事。华盛顿变成了一个高档餐馆的城市，聪明的年轻人进入政府做一些好事，然后就可以变得富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的前幕僚长卢克•阿尔比（Luke Albee）学会了避免雇佣那些他可能会很快失去的助手。他告诉我：“我想知道18个月后谁会加入公司，谁又会离开。我想更新他们的联系方式，以增加对他们的聘用人数。”旋转门（译者注：指高层雇员从公共部门转到私营部门，反之亦然。）并不一定会诱使个别官员背弃他们的誓言——他们可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成为忠实的公务员。但是，在更深层次上，金钱使政府与富豪政治结盟。它还让公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变得愤世嫉俗。随着公众对机构的信任下降，官僚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特朗普抵达华盛顿时，这片沼泽已经在波托马克河和阿纳科斯河之间淤积了三、四十年，他发誓要把它抽干。这句口号成了他最有力的口号之一。弗雷德·沃什米（Fred Wertheimer）是非营利组织“民主21”（Democracy 21）的主席，也是尼克松总统以来追求良政（good government）的积极分子。他谈及特朗普时这样说：“当他发现许多人都认为政府受到操控对他们不利，认为政府已经被金钱腐坏，认为政府是游说家们的游戏时，他就已经领先于许多国内政客了。而特朗普一生都在玩这个游戏，直到他开始反对这个游戏。人们希望有人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到那时，联邦政府的免疫系统已经严重受损。特朗普以根治的名义，开始传播一种毁灭性的传染病。

对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片沼泽里满是身穿单调乏味的华盛顿特区办公服，政变策划者隐藏在“深层国家”（译者注：指非经民选，由军队、警察、政治团体等所组成的，为保护其特定利益，秘密并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首都华盛顿内的办公桌前、餐厅里、和周围的慢跑小道上这样显眼的地方。一位名叫迈克•洛夫格伦（Mike Lofgren）的前共和党国会助手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和两年后的一本书中，把这个短语引入了政治血液。洛夫格伦指的是公司、银行和国防承包商之间的联系，他们获得了如此之多的金融和政治控制权，而这正是华盛顿腐败的根源。但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其他地方的保守派人士开始把这个词用在执法和情报机构的职业官员身上，他们指责这些人是民主党人，与自由派媒体勾结，先是阻止特朗普当选，然后又破坏了他的当选。就像假新闻和腐败一样，特朗普把深层国家变成了对付敌人的武器，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敌人。

自特朗普入主白宫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与自己的官僚机构展开了一场巨大的斗争。他必须粉碎它，否则它会毁了他。他那愤愤不平的、掠夺性的大脑皮层迫使他去寻找一个可以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官员，以警告那些可能想要违抗他的人。特朗普找到了一个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默默无闻的人。

3.“你的妻子还好吗？”

安德鲁·麦凯布（Andrew McCabe）于1996年加入联邦调查局，当时他28岁，比艾丽卡•纽兰（Erica Newland）进入政府部门时小一岁。他的父亲是一位公司高管，他成长于郊区，毕业于杜克大学，是新泽西州一家小公司的律师。调查局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调查可以发现人性的戏剧性，这些故事来自于横跨两种生活的人，既有麦凯布从小到大所过的安全稳定的生活，又有法律之外的黑暗世界的生活。他的妻子吉尔（Jill）当时正在接受儿科医学培训，她鼓励他去申请。于是他接受了降薪50%的待遇，加入了这个部门。在匡蒂科，对他来说，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纪律严整、无私奉献的探员，几乎是一种乐趣。

麦凯布专门研究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在公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他在局里迅速升迁。他以智慧和沉着而闻名，是个天生的管理者。在2016年初，那时麦凯布年近五旬，头发因参加铁人三项比赛而修剪得整整齐齐。他的短发已经花白，他的眼镜上面已经磨损变黑但下面擦拭得干干净净。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将他从华盛顿外勤办公室主任提升为副主任，这是该局最高的职业职位，负责监督该局的日常运作。在平常的日子里，FBI的二号人物一直不为公众所知，但麦凯布的新工作让他得以监督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私人邮件服务器的调查工作，而此时2016年的总统竞选正进入重要阶段。到今年夏天，联邦调查局（FBI）也会深入调查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今年7月，科米决定宣布结束这起电子邮件的调查事件，称希拉里的行为“极其粗心”，但并不构成犯罪。麦凯布支持这一不同寻常的偏离正常程序的做法（联邦调查局对调查不予置评，尤其是那些不会导致起诉的调查），因为希拉里邮件门事件在竞选中期登上了头版，一点也不正常。科米是传达道德正义性的大师，他会超越舆论的喧嚣，站到他的制高点，让美国人民相信调查是公正的。

但是科米的声明引起了左派和右派的愤怒，并严重损害了联邦调查局的信誉。麦凯布对科米的决定和他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感到后悔。“我们相信美国人民相信我们，”麦凯布后来写道。“FBI不是政治机构。”但是他应该知道。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后，他曾处理过严重夸大的班加西事件，“揭露了懦弱的政治姿态已经走向的超现实的极端”，并导致了同样夸大的电子邮件事件。

麦凯布在一个等级森严的机构里当了20年正直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他不明白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他手无寸铁，对即将发生的事毫无准备。

儿科急诊室医生吉尔·麦凯布（Jill McCabe）曾在2015年作为民主党人竞选弗吉尼亚州参议院的一个席位，以便为贫困患者扩大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 expansion）。她输掉了竞选。2016年10月23日，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两周，《华尔街日报》透露，希拉里的竞选团队从弗吉尼亚民主党和州长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的政治行动基金收到了近70万美元。麦考利夫是希拉里的朋友，曾鼓励她参加竞选。标题上写着：“希拉里协助FBI官员妻子竞选”，但更多的是影射而非实质内容。麦凯布很好地把自己与竞选活动隔离开来，他对捐款一事一无所知。联邦调查局道德官员已经允许他监督克林顿事件的调查，直到吉尔的竞选结束几个月后他才开始做这件事。两件事之间毫无关系。但特朗普在推特上发了有关《华盛顿邮报》的故事，并于10月24日在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发表了一则杜撰的新闻，称克林顿通过“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的配偶——协助监督对克林顿非法电子邮件服务器的调查人员的妻子”，贿赂了FBI，从而让她逃出了监狱。这条新闻激怒了那里的一群人。特朗普咆哮着，眯起眼睛，抿紧嘴唇，摇着头，厌恶地离开麦克风，人群中爆发出对克林顿和被操纵的体制的憎恨。

这是特朗普第一次提到麦凯布。他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现场让人不寒而栗。

几天之内，《华尔街日报》准备刊登第二篇关于FBI和麦凯布破坏性信息的报道。根据报道，这一次，麦凯布告诉特工们“退出”对克林顿基金会的秘密调查。消息来源似乎是FBI纽约办公室的高级特工，他们公开表达了反克林顿的情绪。但这个故事是错误的：麦凯布想要继续调查，只是遵循司法部的政策，不让特工采取任何可能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的公开步骤，比如发出传票。在一周内，他的正直第二次在公众面前遭到了不公正的诽谤，而这是一个官员的命脉。他授权自己的律师丽莎•佩奇（Lisa Page）和FBI首席发言人迈克尔•科尔坦（Michael Kortan）纠正这一报道，向记者披露了麦凯布与司法部一名官员之间的一段对话。他认为这一授权是恰当的，因为这不仅符合他的利益，也符合FBI的利益。

这次泄密无意中证实了对克林顿基金会的调查的存在，这让科米感到不安。FBI主任对吉尔·麦凯布竞选活动的曝光已经很不高兴了。他准备命令麦凯布回避对希拉里邮件的调查。10月28日，也就是大选前11天，FBI重启了对希拉里邮件的调查。科米后来声称，当他问麦凯布有关泄密的事情时，麦凯布说了类似“我不知道媒体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麦凯布后来说，他已经告诉科米，他授权了这次泄密。）

这一事件在那几个月的大戏中无足轻重，却引发了一系列对麦凯布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件。

特朗普获胜时，麦凯布夫妇认为，新总统可能会放弃关于吉尔竞选活动的阴谋论，停止对他们的攻击。“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她最近告诉我，“所以也许他现在会放过我们。有一段时间，我是这么想的。”

就在特朗普准备上台之际，俄罗斯对他周围的人展开了调查，从他选择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开始。弗林在与俄罗斯大使通电话的问题上对FBI特工撒了谎。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希望FBI放弃对弗林的调查，保护白宫不受越来越严格的调查圈子的影响。在白宫的两人晚宴上，新总统告诉他的FBI局长，他想要忠诚。科米诚实地答应了。特朗普接着问麦凯布是否“对我有意见。在竞选期间，我对他和他的妻子很粗暴。”科米称麦凯布是“一位真正的专业人士”，并补充道：“FBI的人，不管他们的个人观点如何，一旦进入他们的工作岗位，他们就会脱离个人的身份。”

但特朗普不想要真正的专业人士。不管你是忠诚的还是不忠诚的，抽干沼泽意味着除掉那些不忠诚的人。他对人类动机的理解告诉他，在他的“非常粗暴”对待之后，麦凯布不可能是忠诚的——他会想要报复，他会通过调查来解决。在随后与科米的谈话中，特朗普不断回到“麦凯布那件事”上，仿佛在念叨他在自己的联邦调查局中制造了一个敌人。

“我们知道我们注定要失败，”吉尔·麦凯布告诉我。“我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到5月时，我们知道它可能真的会可怕地结束。”

2017年5月9日，麦凯布被叫到街对面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办公室，塞申斯告诉他，特朗普刚刚解雇了科米。麦凯布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

那天晚上特朗普想见他。科米告诉了麦凯布特朗普的忠诚要求，特朗普试图干涉俄罗斯的调查，以及他对麦凯布本人的怀疑。麦凯布完全预料到有一天他会被解雇。当他被领进椭圆形办公室时，他发现总统坐在他气派的办公桌后面，他的高级顾问们，副总统、幕僚长、白宫顾问，顺从地坐在他面前的一排小木椅上，麦凯布也坐在他们中间。特朗普问麦凯布，他是否不同意科米在7月决定结束克林顿的邮件事件。麦凯布表示否认并说他和科米曾密切合作。特朗普一直在追问：联邦调查局的人真的对这个决定不满吗，对科米的领导不满吗？麦凯比说，一些特工不同意科米对克林顿一案的处理方式，但他还是很受欢迎的。

“你唯一的问题是你犯了一个错误，”麦凯布后来回忆特朗普说。“你妻子的事。这一个错误。”麦凯布什么也没说，特朗普接着说：“这是你唯一的问题。我在竞选期间对你很严厉。克林顿的朋友给我的钱，这让我很辛苦。我在竞选时说了你妻子很多坏话。”

“我知道，”麦凯布回答。“我们听到你说的话了。”他告诉特朗普，吉尔是一位敬业的医生，竞选公职是她帮助病人的另一种方式。他和他们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完全支持她的决定。

“哦，是的，是的。她很棒。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说她很棒。你支持她是对的。大家都说她是个了不起的人。”

第二天早上，当麦凯布与他的高级幕僚开会讨论俄罗斯调查时，白宫打来了电话，而电话那端是特朗普。这本身就令人不安。总统不应该给联邦调查局局长打电话，除非是关于国家安全的事情。为了防止水门事件揭露的那种政治滥用，自70年代中期起，司法部指导方针就划定了执法部门和白宫之间的一条狭窄的沟通线。特朗普一再表明，他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乎。

总统对麦凯布在允许被解雇后的科米乘坐联邦调查局的公务飞机从洛杉矶飞回感到失望。麦凯布解释了这个决定，特朗普暴跳如雷：“这是不对的！我从来没同意过！”他不希望科米被允许进入总部，进入任何FBI大楼。特朗普怒火冲天。然后他问：“你的妻子怎么样了？”

“她很好。”

“当她在选举中失败时，那一定非常难受。她是如何面对失败的？输了后感觉艰难吗？”

麦凯布说，输掉竞选后很艰难，但吉尔又回到了急诊室照顾孩子们。

“是的，那一定很艰难，”总统告诉他的新任FBI局长。“失败很难。成为一个失败者很难。”

当麦凯布拿着电话时，他的助手发现他神色紧张了。特朗普迫使他陷入了无法为妻子说话的尴尬境地。这是一种黑手党式的行动：坚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情感勒索他人。

“它提升了这种忠诚观念的压力，”麦凯布最近告诉我。“如果我真的可以侮辱你的妻子，而你仍然同意我的观点，或者无论我想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同意，那么我就能彻底支配你了。我已经把丈夫和妻子分开了。他先是想把我和科米分开——‘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对吗？’他还试图把我和这个机构分开——‘FBI的每个人都很开心，对吧？’他把你逼到角落里，试图让你接受并享受他所兜售的任何狗屁东西，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知道你和他在同一阵营。”

麦凯布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谈话中，问自己是否应该告诉特朗普从哪里开始。“我真的不需要和美国总统进行个人撒尿比赛。”

麦凯布绝不是特朗普黑暗想象中的政治阴谋家，在紧张的政治氛围中，他是一窍不通的。当特朗普要求知道他在2016年投票给了谁时，麦凯布震惊了，他只能含糊地回答：“我胡乱投了一票。”这句蹩脚的话让麦凯布很尴尬，后来他跟特朗普澄清了一些事情：他一生都是共和党人，但因为FBI对两位候选人的调查，他在2016年没有投票。这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只会加深特朗普的怀疑。

但是，让麦凯布暴露在特朗普欺凌下的职业精神，让他在那一周的重大事件中接管了FBI。“吉姆被解雇后，安迪的专注和决心相当惊人，”时任FBI总法律顾问的詹姆斯•贝克告诉我。麦凯布有两项紧急任务。第一个是向他手下的3.7万名员工保证，调查局一切都会好起来。5月11日，在参议院的一次电视听证会上，有人问他，白宫有关科米在联邦调查局不受欢迎的说法是否属实。麦凯布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对科米局长怀有绝对崇高的敬意。”“我还可以告诉你，科米局长在FBI内部享有广泛的支持，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他是在对这个国家和他自己的人民说他不能当面对特朗普说的话。

第二项任务是保护对俄罗斯的调查。科米被解雇，而白宫谎称原因是克林顿邮件事件，当时所有证据都指向俄罗斯的调查，这让人们担心司法公正会受到阻碍。5月15日，麦凯布会见了他的高级助手，贝克、丽莎·佩奇（Lisa Page）和其他两位助手，并得出结论，他们必须对特朗普本人展开调查。他们必须查明总统是否与俄罗斯合作，并掩盖事实。

该案是在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的指导下进行的。特朗普曾用罗森斯坦的备忘录来证明解雇科米是合理的，但麦凯布不相信罗森斯坦能够顶住白宫要求停止调查的压力。他敦促罗森斯坦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接手此案。这样它就会超出白宫和司法部的能力范围。如果特朗普想要扼杀此案，全世界都会知道。麦凯布向罗森斯坦施加了几次压力，但罗森斯坦一再推诿。

5月17日，麦凯布通知一小群参众两院领导人，FBI将对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可能与俄罗斯合谋的行为展开反情报调查，并对他进行妨碍司法公正的刑事调查。罗森斯坦随后宣布，他将任命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作为特别检察官接手此案。

那天晚上，麦凯布被专车送到了他位于维吉尼亚州杜勒斯机场外郊区的家中。吉尔在做饭，而他们的女儿在厨房岛做作业。麦凯布脱下夹克，松开领带，打开一瓶啤酒。自从科米被解雇后，他就觉得自己在朝着一个目标冲刺，即让对俄罗斯的调查既安全又透明。“我们已经做了我们需要做的，”他说。“总统一定会让人尝到苦头，而我就将成为那个人。”

“你完成了你的工作。”吉尔说。“这很重要。”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麦卡布的情况变得糟糕时，吉尔会提醒安迪那天晚上在厨房里的情景。

7月25日，这条推特又突然恢复：“问题是，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希拉里调查负责人安德鲁·麦凯布从H那里得到了70万美元的妻子费！特朗普现在知道麦凯布的名字，但吉尔永远是‘妻子’。第二天，又有更多的推文：“为什么A.G.塞申斯不接替FBI代理局长安德鲁•麦凯布？他是科米的朋友，负责克林顿的调查，却从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代表那里为他妻子的政治竞选获得了70万美元。抽干沼泽！”

这些推文让麦凯布蒙羞。他没有办法在不引起更多注意的情况下回答这个错误的指控。他走进总部，拿当天的新闻开了个蹩脚的玩笑，试图让自己和他的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同时知道他遇到的每个人都在想那些推文。贝克也成为了特朗普推文的目标，他向我描述了这些推文的影响。他说：“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公众形象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迷失方向的、奇怪的经历。”“你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生理反应，比如紧张、出汗。这很可怕，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突然人们开始谈论你，你觉得自己被曝光了，而且不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

特朗普发推文的目的不仅是惩罚麦凯布启动调查，他还要抹黑这个案子。吉尔说：“他攻击别人，让他们觉得他的罪行可以忍受。”“如果安德鲁腐败，那么调查就是错误的。所以他们需要尽一切努力来证明安德鲁·麦凯布的腐败和谎言。”

7月28日，在推特恢复发布三天后，麦凯布被紧急传唤到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们在调查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时发现，麦凯布的律师丽莎·佩奇和该局王牌调查员彼得·斯特佐克（Peter Strzok）之间有数千条短信。他们两人都是克林顿和俄罗斯事件的核心人物；斯特佐克现在为穆勒工作。在竞选期间，佩奇和斯特佐克对特朗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还发生了婚外情。佩奇和斯特佐克是麦凯布最亲密的同事，佩奇是他信任的朋友，这对他来说都是可怕的新闻。

律师们连珠炮似地提出了有关文件的问题。由于麦凯布是检察长调查克林顿一案的对象，他事先告诉律师，如果没有他的私人律师在场，他不会回答有关他参与的问题。尽管如此，他们的问题突然转向了《华尔街日报》的第二篇文章，文章暗示麦凯布被克林顿收买了。其中一名律师想知道“CF”在佩奇的一篇文章中是否提到了克林顿基金会。“你知道吗？”他问麦凯布。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或者一个代号？”

 “我想不起来了，”麦凯比说，“但这件事，就好像，就在对我的指控中间，所以我真的不想和你讨论这篇文章。因为我们似乎有点越界了。”

“在此期间，她曾被授权对记者讲话吗？”一位律师问道。

“据我所知没有。”

这不是真的。麦凯布本人已经授权佩奇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采访。但是他已经不再注意律师的问题了，这些问题本不应该出现的，他想结束这些问题。他必须考虑如何处理这个新的紧急情况。这些佩奇和斯特佐克的短信肯定会被泄露，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会声称这些短信证明了FBI是一个充满偏见和腐败的粪坑。佩奇和斯特佐克将被亲自摧毁。那天在纽约，特朗普发表了关于中美洲“动物”的言论，他敦促执法人员严惩团伙成员嫌疑人。主席团必须拟订一项答复，并重申其诚信守则。麦凯布又回到了总统的瞄准线上。

麦凯布感到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不难想象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会说：“据我所知没有。”当年另一个可怕的日子，5月9日，他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当时，另一项内部调查让他对很久以前的期刊泄露事件产生了同样的疑问，让他措手不及，而麦凯布给出了同样不准确的答案。一个中规中矩的职业官员，他的正直不断受到攻击，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犯这样一个不必要的错误。

那是一个星期五。周末，他意识到他给律师留下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周二，他打电话给监察长（inspector general）办公室，要求更正。就在同一周，参议院确认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为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麦凯布重新担任副局长。在做了21年联邦探员之后，他计划在2018年3月年满50岁时，一旦有资格就退休，并进入私营部门。但已经太迟了。

12月19日，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时，麦凯布证实了科米对特朗普企图扼杀俄罗斯调查的描述。两天后，在另一个众议院委员会面前，有人问他，对联邦调查局的攻击对他有什么影响。麦凯比说：“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他描述了他的妻子——“一位出色、聪明、有爱心的医生”——如何竞选公职，帮助扩大穷人的医疗保险。“带着崇高的目标开始，经历她和我的孩子们在过去一年里所经历的事情，这是毁灭性的。”

圣诞节前两天，特朗普发布了一条威胁性的推文：“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正在争分秒秒地退休，享受全部福利。”还有90天？！！“对于总统来说，只要涉及到他视为敌人的官僚，任何人事问题都值得关注。同一天的另一条推特和圣诞节前夕的一条推特重复了关于吉尔竞选的老谎言。她不停地为家里发生的一切麻烦责怪自己。

就在假期结束后，麦凯布得知，他那部分关于克林顿邮件调查的监察长报告将另行发布。麦凯布的作品将在几个月内完成，而不是在春季的晚些时候。2018年1月，新任局长雷伊迫使麦凯布辞去副局长一职。他没有接受较低的职位，而是在3月中旬退休前休假。在二月底，检察长完成了他35页的报告，并得出了毁灭性的结论：麦凯布在有关《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有四次表现出“缺乏坦率”。职业责任办公室（The 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建议解雇他。在司法部的一些人看来，这代表了一位高级官员的责任。

麦凯布于3月9日收到了这份文件。联邦调查局的指导方针一般允许在30天内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但司法部似乎决心要赶在麦凯布退休之前让白宫满意。司法部给了他一周的时间。3月15日，麦凯布为了给自己抗辩而与一位官员见面：他因一个他早就忘记了的问题而打击地措手不及，所以当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陈述后，他决定主动去更正它。麦凯布认为他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但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三天后，在看CNN时，麦凯布得知他被自己工作了21年的组织解雇了。那时离他50岁生日还有26个小时。

在新闻发布一小时后，特朗普就在推特上表达了他的喜悦：“安德鲁·麦凯布被解雇了，这是联邦调查局辛勤工作的员工们的伟大时刻，这是民主的伟大时刻。”这是他关于麦凯布的第八条推特；从那以后到现在已经有33条了，而且还在增加。

“被联邦调查局炒了鱿鱼，还被骂成骗子——我至今都无法向你描述这让我多么难受，”麦凯布告诉我，这时已经距离他被解雇两年了。“这太无礼、太丢人、太可怕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还是像最开始一样困扰着我。我已经想了几千个小时，但我还是一样难受。”

司法部急着在麦凯布退休前把他赶下台，而总统则为他的下台拍手称快，这让政府内外的许多律师人人自危。法律专家本杰明·维特斯（Benjamin Wittes）对我说，“以这种方式推动程序，是司法部不可原谅的政治化行为。”麦凯布失去了大部分退休金，失去了工作，他的前同事们对他避之不及。最糟糕的是，司法部将检察长的报告提交给了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律师，此类案件被提起刑事诉讼的情况几乎是闻所未闻，但法律之剑在麦凯布的头上悬了两年，这是一段异常漫长的时间，而检察官没有任何行动。去年9月，麦凯布从媒体报道中得知，陪审团将对他的一项起诉书进行投票。他和吉尔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可能会被戴上手铐，房子可能会被搜查，他甚至可能会被关进监狱。陪审团开庭审理后，什么事也没发生。其实这就意味着陪审员找不到起诉的理由。麦凯布案件的其中一名检察官退出了此案，这在如此关键的阶段很不寻常；另一名检察官离开了私人部门，据报道，他对政治压力感到不满。不过，直到2月中旬，这个案子才被正式撤销。

像希区柯克电影中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所陷入的噩梦的正直的人一样，麦凯布以一种奇怪的冷静方式讨论了他的处境。吉尔比较感情外露，她把这种折磨比作一种虐待关系：每次她觉得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时候，另一种打击就来了。每天晚上，她都可以听到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谴责她的丈夫。就在最近，右翼媒体“一个美国新闻网”（One America News）的一名记者在白宫草坪上宣布，麦凯布与丽莎·佩奇（Lisa Page）有染。这是假新闻，电视台最后被迫撤回了这一言论，但在此之前，麦凯布不得不打电话给在学校上学的女儿，并警告她，她会在网上看到这个故事。

麦凯布写了一本书，他频繁地出现在CNN上，他自愿参与“无罪项目”，致力于纠正冤假错案。吉尔在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地同时继续在急诊室上夜班。但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永远不可能完全自由。

联邦调查局领导层中调查特朗普的每一名成员，连同司法部的官员，都被迫离开了政府部门，并遭到了诽谤。就连从未被指控有不当行为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也发现，自己太具争议性了，不适合受雇于私营部门。但正是麦凯布旷日持久的痛苦，为这些官员们提供了最生动的警告：如果他们的职业职责与特朗普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会是什么下场。这让法律顾问局（Office of Legal Counsel）的艾丽卡·纽兰和她的同事们感到恐惧，让国务院里的官员们感到唇亡齿寒。吉尔说，“有很多人不愿意做出头鸟，因为他们不想成为下一个安德鲁·麦凯布。”

4.目的和手段

没有什么比独立执法更能束缚特朗普了；没有什么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权力更能增强他的力量了。“独裁的领导人必须控制国家的高压机构，”苏珊•轩尼斯（Susan Hennessey）和本杰明•维特斯（Benjamin Wittes）在他们的新书《Unmaking The Presidency》中写道。“如果失去对司法部的控制，这位未来的暴君的权力就不完整。”

当特朗普提名威廉·巴尔（William Barr）接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担任司法部长时，华盛顿的法律界集体松了一口气。大约30年前，也就是布什第一任总统任期的最后14个月，巴尔担任过同样的职务。他现年68岁，在私营部门工作多年，因此很富有。他已经功成名就，不需要证明自己，也就不害怕失去什么。他被认为是一个“制度主义者”——相当保守，主张强大的总统权力；但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因为他非常聪明且富有官僚技巧，相比智力低下的塞申斯和资质不佳的临时替代者马修·惠塔克（Matthew Whitaker），他能更好地保护司法部不受特朗普的掠夺。巴尔告诉一位朋友，他之所以同意回来，是因为这个部门正处于混乱之中，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

在巴尔的提名听证会举行之前，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代理总检察长的法律学者尼尔·凯泰尔（Neal Katyal）警告民主党参议员们不要被愚弄：只要认真研究过巴尔，就会发现，他的观点完全偏离了主流保守主义，可能比他的前任更危险。

第一个是他对总统权力的观点，有时也被称为“行政一体”理论，即宪法第二条赋予了总统在行政部门的唯一和完全的权力，并拥有解释法律和发动战争的广泛自由。1989年，当巴尔成为乔治·H·布什（George H.W.）政府法律顾问局的一把手时，他写了一份有影响力的备忘录，列出了国会侵犯宪法第二条的10种方式，他说，“只有持续有力地抵制国会的这种侵犯，行政部门的特权才能得以保留。”他创建并主持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负责处理文件请求，维护行政特权。

巴尔的不满之一是总检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总检察长办公室是国会在1978年设立的，作为行政分支机构的独立监督机构。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说：“对于巴尔这样的人来说，这就涉及到‘行政一体’的核心问题了——这个机构要向国会报告。”当巴尔在1991年成为司法部长时，他尽力削减了司法部的总检察长办公室在调查不当行为方面拥有的权力。

巴尔甚至对水门事件后制定的使司法部免受白宫政治干预的指导方针表示怀疑。在2001年的口述历史中，巴尔说：“在水门事件后，认为司法部应该保持独立的观点开始流行……我的经验是，在司法部，最政治化的人是职业人士，最不政治化的反而是政治任命的人。”在巴尔看来，对执法的政治干预本身就是矛盾的。由于总统（和他们任命的人）受制于选民，他们比那些匿名的、不负责任的官僚——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更能维护司法公正。巴尔似乎并不关心总统们在选举期间会做些什么。

对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执政期间发生的“伊朗门”（Iran-Contra）丑闻的调查，贯穿了布什的总统任期。巴尔鄙视独立的法律顾问，认为他们是对行政一体机构的侵犯。在布什离任前的一个月，巴尔说服总统发布了对几位里根政府官员的全面赦免，除了一位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他已被起诉，并可能提供了对布什不利的证据。这种包庇并没有使巴尔感到不安。但六年后，当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调查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一起性丑闻中的伪证和妨碍行为时，时任企业律师的巴尔批评克林顿政府对斯塔尔的攻击可能会阻碍调查，甚至会威胁到陪审员和证人。

这里就要说到巴尔思想的第二部分：党派性。它不像巴尔对总统权力的观点那样引人注目，巴尔的党派性思想掩盖在宪法原则之下，但它从未消失。巴尔是独立法律顾问的坚定批评者——除非他们在调查一位民主党总统。当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时，他是总统权威的有力捍卫者。

这种党派性必须与巴尔思想的第三个经久不衰的部分联系起来理解：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个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徒。约翰·邓恩（John·R·Dunne）曾和巴尔共事过，当巴尔还是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时，邓恩负责司法部的民权部门。他称巴尔是“一个专制的天主教徒”。邓恩和他的妻子有一次在巴尔家吃晚饭，对巴尔的印象就是只有家里的狗不听话的传统家长。巴尔曾在反战运动最激烈的时期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他在那几年期间的感受就是：上世纪60年代，对传统价值观和权威的挑战让美国陷入了长期的道德滑坡。这一观点也是许多其他宗教保守派秉持的。

1992年，作为司法部长，巴尔在一个右翼天主教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责“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长期狂欢”导致了堕胎、吸毒、离婚、青少年犯罪、性病和普遍的不道德行为的激增。巴尔说：“现在的世俗主义者显然是狂热分子。他呼吁回归“上帝的律法”，以“上帝的律法”作为道德复兴的基础。

“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它将决定我们作为人类是谁，这个时代最终将以什么名字命名。”当时，巴尔的演讲稿撰写人之一是帕特·西博隆纳（Pat Cipollone），他现在是特朗普的白宫法律顾问，在弹劾期间是他的辩护人之一。1995年，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巴尔在当时名为《天主教律师》（the Catholic Lawyer）的期刊上发表了同样的论述，用了同样的比喻。“我们陷入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历史性斗争，”他写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启蒙运动的最终产物。”巴尔接着说，世俗主义者对宗教宣战的主要武器是法律。传统主义者会以同样的方式反击。

这种末日式的决战与宪法第二条和行政一体有什么关系？它把政治上的风险夸大。在基督教文明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信徒们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结果是正确的，那采取怎样的方式都没关系。

在布什总统和特朗普总统之间的25年，巴尔都没有在公共部门任职。他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照顾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因为她患上了淋巴瘤。巴尔和西博隆纳还一起担任Catholic Information Center（华盛顿的一家宗教书籍专卖店）的董事，该中心位于华盛顿，与圣十字架及业主社团（Opus Dei）关系密切。圣十字架及业主社团是一个极右天主教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和商业领域都有影响力。在那些年里，共和党陷入了自己道德相对主义的沼泽，并随着特朗普当选总统而跌入谷底。

特朗普的到来让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巴尔成为了一名可靠的支持者。当科米在大选前11天重新开始对希拉里的邮件门调查时，巴尔写了一篇表示赞同的专栏文章。六个月后，特朗普解雇了科米，据说是因为对同一项调查处理不当，巴尔发表了另一篇表示赞同的专栏文章。唯一始终如一的原则似乎是支持特朗普的利益。然后，在2018年6月，巴尔写了一份19页的备忘录，主动发给了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备忘录称，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不能指控特朗普在总统权限范围内采取的行动妨碍司法公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要求停下科米对佛林（Michael Thomas Flynn）的调查，然后解雇科米。在巴尔对宪法第二条的扩展观点中，特朗普几乎不可能阻挠司法公正。

对于一个前司法部长来说，在业余时间写这样一份备忘录很不正常。6个月后，特朗普提名巴尔继续担任司法部长。

巴尔就职后，他对特朗普的支持力度加大。2019年3月，当穆勒完成他的报告时，巴尔迫不及待地告诉全世界：穆勒的报告澄清了特朗普与俄罗斯通谋的事情，同时“潜在犯罪”的缺乏澄清了总统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尽管报告中还列举了10个可能的犯罪。三周后，巴尔终于在轻微修订后发布了这一报告。这额外的三周时间是特朗普辩称完全免罪的关键时刻。然后他把语言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追兵。他想让他们下台。

两项调查已经在进行中——一项是由司法部的监察长主导的，专注于特朗普竞选顾问的电子监控（巴尔称之为“间谍活动”），以及在巴尔的监督下康乃狄格的美国律师约翰·达拉谟（John Durham）的更广泛的审查。在今年5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巴尔对达拉谟的审查结果做出了预先判断，强烈暗示对通俄门的调查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他位于深的不端行为状态：“共和党已经没落了，政府官员因为自视为古罗马禁卫军而变得非常傲慢，他们以自己的政治倾向定义国家利益，觉得任何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是国家的敌人。而且，他们觉得自己知道得更多，他们就是人民的守卫者。这种思想可以转变为大多数人的一直，并奠定你作为政府官员的道路。”

即使俄罗斯案的情况确实如此，司法部长也没有必要为调查结果埋下伏笔。去年12月，监察长发布了他的报告，发现在申请监视令时存在严重错误，但在对俄罗斯的调查中没有政治偏见——没有“禁卫军”——巴尔并不满意。他宣布他不同意这份报告。

巴尔利用他的官方平台向公众宣传。去年11月，他在华盛顿向保守的联邦党人学会（Federalist Society）发表演讲时，用了六段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或许是司法部长有史以来发表的最轻蔑的党派言论。巴尔称，进步派正在执行一项“神圣使命”，为达到这一目的，采用怎样的手段都是可以的。而保守派“往往对自己的政治策略更为谨慎”。“讽刺的是，那些反对现任总统的人不断指责这届政府‘破坏’宪法规范，并对法治发动战争。当我问我反对特朗普的朋友，‘你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得到的是空洞的眼神，接着是对旅行禁令或类似事情的抱怨。”

演讲的核心是谴责立法和司法对行政当局权威的侵犯——就好像总统的权力自9/11以来并没有大幅增长，就好像特朗普在任期内的行为完全符合宪法第二条的规定。10月，在巴黎圣母院，司法部长再次重复了他关于宗教战争的论点。对于巴尔来说，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1975年，国会正在举行听证会来削弱总统的权力，而世俗的左派正在摧毁美国家庭。他正在利用自己在职的短暂时间来抵御即将到来的黑暗，如果上帝开了一个宇宙玩笑，将正义的权力授予唐纳德·特朗普这个有着根本缺陷的人，巴尔将竭尽所能来保护他：歪曲穆勒的报告；抨击司法部官员；试图通过虚假的法律论据使乌克兰告密者的投诉不被国会知晓；为白宫阻挠弹劾调查提供掩护；为总统的对手提供政治丑闻的官方渠道；以特朗普的朋友罗杰·斯通的名义，驳回了对他的起诉。

巴尔与特朗普的追求截然不同——一个是为了让政府与他的宗教权威理念结盟而发起的圣战，另一个是为了贪赃枉法地追求自我扩张。但是他们通过合作破坏联邦机构的独立性来达到彼此的目的。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公务员，甚至政府的其他部门，都可以限制总统。

“巴尔可能是我们遇到过的最具政治色彩的司法部长，”一位资深政府律师告诉我。他描述了特朗普无休止的攻击和巴尔的共谋对执法的毁灭性影响。“我从和朋友们的交谈中得知，许多职场人士对两件相关的事情感到苦恼。其中之一是他们感觉法律决定在很大程度被政治驱动。司法部不顾职业律师的意见，采取了极端立场。例如，白宫可以拒绝在弹劾听证会上提供任何证据，众议院和曼哈顿区检察官都不能获得特朗普的个人财务记录。这名律师说，另一个造成痛苦的原因是巴尔攻击自己手下的人，他和特朗普一起指责政府官员密谋反对总统。

即使在远离华盛顿的地方，士气也受到了影响。一位在美国中部的联邦检察官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们再也不能指望他们的领导人保护他们免受不公平的指控或政治干预。任何带有政治风险的案件都被认为是不可触碰的。

白宫正在推动越来越多的案件，尤其是那些与移民有关的案件。很明显，人们担心一旦受到批评，就会遭到报复。检方担心，特朗普对执法的攻击将对司法有侵蚀性作用，因为陪审员不再信任联邦调查局特工或其他担任证人的政府官员。

因此，许多检察官都在考虑离开政府部门。“我听到很多人说，‘如果特朗普能连任，我无法忍受在特朗普领导下的下一个四年。’很多人担心情况会很糟糕，但我们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我们很难渡过这场风暴。”这位检察官没有离开时因为他对他职责内的案件，对部门任务的投入，他认为“我不觉得我可以对这届政府做出改变，因为这基本不可能，但是当‘重建’来临的时候，你可以留在这里提供援助。”

当特朗普开始他的竞选活动时，人们怀疑他只是在谋取私利。他当总统的目的是让更多的高收入客人住进离白宫不远的特朗普国际酒店（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如果特朗普的纳税申报单和财务记录被公开，我们就会知道他的总统任期到底值多少钱。

但自大选以来，特朗普的野心越来越大。他并没有为了能够从自己的生意中榨取更多的钱而摧毁司法部门的独立性 。民主21（Democracy 21）的Fred Wertheimer说，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是他竞选的原因”。“但权力是一种毒品。权力是一种让人上瘾的东西——行使权力，坐着空军一号到处飞，拥有总统车队，让人们向你敬礼。他认为他就是这个国家。”

5.“没有声明”

作为一名候选人，特朗普了解到，外国可以在颠覆美国大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作为总统，他掌控着整个国家安全机构，但他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发现它的弱点——美国国务院可以像司法部一样腐败，并且可以帮助他的掌权。

2018年4月，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接任国务卿时，国务院的状况已经很糟糕了。几十年来，外交一直是美国的一块萎缩的肌肉，外交官员的地位也在稳步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助理国务卿及以上级别的职位中有60%是由职业官员担任的。到奥巴马政府执政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30%，而大使职位已经成为总统感谢背后金主的一种常见方式。奥巴马政府的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告诉我：“这不是在2017年初这届政府的时候发明的。”“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之前很久，我们就有不合资质的政治性被任命者。就像在很多领域一样，特朗普所做的事情加速了这个问题，使它变得更糟。”

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务卿雷克斯·提勒森（Rex Tillerson）榨干了这个部门。为了消除膨胀，他试图削减预算，停止人员招聘，并解雇了一大批高级外交官。C Street总部的办公室和走廊变得空荡荡的。当蓬佩奥成为国务卿时，他承诺要恢复外交上的“大摇大摆”。他开始人员招聘，提拔职业官员，并开始填补高层职位的空缺——但他带来的大多是政治任命。罗纳德·诺伊曼（Ronald Neumann）是一名退休的大使，现在是美国外交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的主席。他说，国务院的政治化代表着“自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以来的100年努力的毁灭，即把专业政府从政党分肥制中分离出来。”诺伊曼告诉我，这种破坏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它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联邦政府是充满敌意的，你必须让所有忠诚的人都担任高级职位，以控制那些混蛋——职业官僚。”在过去，主要的问题是官僚作风僵化，不够灵活，“忠诚”从来没成为主要的问题。但现在关心的却是‘忠诚’。”

在蓬佩奥的领导下，42%的大使是政治任命的，创历史新高（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这一数字约为30%）。退休的职业大使伊丽莎白·琼斯（Elizabeth Jones）告诉我，他们“被选中是因为对特朗普的忠诚”。“他们已经明白，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百分之百的忠诚。在那里，为美国人民工作的想法是不合群的。”国务院助理部长及以上的职位，只有8%是职业官员，且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只有一位驻外事务处的官员被参议院证实调往一个高级职位——其他人都处于代理位置，这种方式逐渐削弱了高级官员的独立性。许多中层外交官现在都在寻找华盛顿以外的职位，想调往总统不太可能在推特上谈论的国家。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和他的两个前商业伙伴—两位臭名昭著的乌克兰检察官，联合右翼媒体策划诽谤活动迫使大使玛丽· 约瓦诺维奇（Mary Yovanovitch）从她在基辅的岗位上离职，因为她妨碍了他们的贪污腐败。这一故事因为成为特朗普被弹劾的起源而变得广为人知。约瓦诺维奇在国务院的同事如何应对危机的故事不太为人所知。它揭示了在来自高层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下，官员们的各种行为。它展示了一个有着悠久而自豪的历史的机构是如何被自己的领导人掏空和破坏的。

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前国务院官员汤姆·马林诺夫斯基（Tom Malinowski）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经历过二战的家庭。“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纳粹占领美国会怎样，”“谁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论是出于机会主义或者甚至是认同纳粹的观点。有些人会。大多数人会保持沉默。有些人会勇敢地去做有用的事情。更少的人会做一些不计后果的有用的事情。然后一些人，会利用这种情况来帮助自己。”

玛莎·约瓦诺维奇和安迪·麦凯布一样，没有公众形象，但在同事之间广受尊敬。

1986年，28岁的她加入了国务院驻外事务处，并升职成为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驻亚美尼亚大使。在2016年，她成为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乌克兰政治和商业领袖中腐败猖獗，而她成为其中的斗士。和麦凯布一样，当一群暴徒想要毁掉她的职业生涯时，她的职业特征使她处于弱势。腐败是她在乌克兰工作的主题，也是她突然结束工作的原因。“你会认为我非常天真，”她在作证时告诉众议院，“但我无法想象已经发生的所有事情。”

2019年3月初，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黑尔（David Hale）访问了基辅大使馆。他建议约瓦诺维奇再在乌克兰呆一年。约瓦诺维奇原本计划在那个夏天结束任期，然后退休。然而随着乌克兰大选的临近，大使馆无法承受暂时群龙无首的状态。她想了一夜，同意了。

两周后的3月20日，华盛顿报纸《国会山》（The Hill）刊登了对尤里·卢岑科（Yuriy Lutsenko）的采访，卢岑科是遭到约瓦诺维奇阻挠的肮脏的乌克兰检察官之一。卢岑科指责她试图阻止合法的起诉。这篇文章还报道称，“据称这位大使曾公开批评特朗普。”特朗普转发了这个几乎全是谎言的故事。随后又有几篇文章充斥着关于乌克兰干预2016年大选，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阴谋论。这一报道的记者，约翰·所罗门（John Solomon）是从朱利安尼和他的同事那里得到的信息（他依然坚持他的报道）。所罗门来自右翼网站Circa News，该网站曾发表过一篇关于麦克卡布的相同的虚假报道，称他在两年前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特朗普。俄罗斯和乌克兰丑闻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腐败和滥用职权的单一网络，而所罗门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众多线条之一。

另一位是约瑟夫·迪杰诺瓦（Joseph diGenova），他是华盛顿的一名右翼律师，曾被巴尔任命，他同时也是朱利安尼的朋友，迪杰诺瓦曾在2016年表示，FBI特工对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结束对希拉里的调查感到愤怒。当天《国会山》报纸发表了第一个有关约瓦诺维奇的故事，迪杰诺瓦在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上露面，她表示约瓦诺维奇“在乌克兰官员面前诋毁美国总统，并告诉他们不要在意或担心特朗普的政策，因为他即将被弹劾。约瓦诺维奇应该被召回国。”“噢，她应该马上回来，”汉尼提插话道。两天后，劳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在她的节目中重复了这个故事。迪杰诺瓦的律所合伙人（也是他的妻子）、福克斯新闻的常客维多利亚·图恩辛（Victoria Toensing）给朱利安尼的一位密友发短信说：“三击出局的女巫走了吗？”3月24日，小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称约瓦诺维奇为“小丑”。

美国国务院称《国会山》最初的报道是“完全捏造”。但随着这些谎言在保守派媒体中传播，并引发一连串的攻击后，约瓦诺维奇发现自己陷入了危机。黑尔，国务院的第三把手兼高级职业外交官，向两位同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认为玛丽应该公开否认说过任何不敬的话，并重申她作为美国大使和外交使节对美国总统和宪法的忠诚。”特朗普的资助人戈登·桑德兰（Gordon Sondland）没有相关经验，却被任命为驻欧盟大使，他直接给了她同样的建议：“推特上说你支持总统，所有这些都是谎言，”约瓦诺维奇在弹劾证词中复述了戈登·桑德兰的话。“你知道他喜欢什么。积极地去战斗，赞美他。”

约瓦诺维奇觉得她做不到。和艾丽卡·纽兰一样，她也曾宣誓捍卫宪法，而不是总统。约瓦诺维奇没有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效忠特朗普，而是录制了一份公共服务声明，敦促乌克兰人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投票。她试图将这种公民责任与她作为无党派政府官员的角色联系起来。她对着镜头说：“像我这样的外交官承诺，无论美国人民、我们的同胞选择谁，都将为他们服务。”布什总统和奥巴马任命她为大使，“我促进并执行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的政策。这是真正民主的标志之一。”

无论这节公民课给乌克兰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它都无法阻止乌克兰国内针对她并希望她下台的恶性运动。美国不再是美国外交官们向外国人展示的楷模民主国家。

3月24日，由于无法正常工作，约瓦诺维奇给戴维·黑尔（David Hale）写了一封绝望的电子邮件。她希望国务卿发表声明，表示对她充满信心，她代表总统和国家发言。那天下午，黑尔打电话给约瓦诺维奇，请她把自己的顾虑写下来。于是她发了一封更长的邮件，描述了那些攻击她的人——包括朱利安尼和卢岑科——并试图解释他们的动机。

第二天，在秘书办公室举行的每周高级官员会议上，黑尔提出了约瓦诺维奇的要求。蓬佩奥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为自己的人民站起来，要么向白宫让步。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撒手不管。他说在朱利安尼、汉尼提和其他人被要求提供证据之前，不会为她发表任何声明。当周晚些时候，黑尔向欧洲和欧亚事务局报告说：“没有声明。”

约瓦诺维奇也没有得到黑尔的回复。“我们基本上放弃了，”黑尔在弹劾调查的证词中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停止了研究——至少，我停止了研究那个问题。我并没有参与其中，所以我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它。”他同时表示，对约瓦诺维奇的支持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有一种观点认为，总统本人可能会引发大众对于大使的反应。”

比黑尔低好几个层级，负责欧洲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乔治·肯特（George Kent）是代表被围困的大使进行斗争的。肯特是基辅大使馆的二把手，乌克兰的腐败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他知道所有乌克兰球员都参与了反对约瓦诺维奇的运动，他对那些诽谤感到愤怒，这些诽谤也开始诋毁他的名声。他强化了国务院对《国会山》的第一篇文章最初的反应，加入了“完全捏造”这一措辞。当对约瓦诺维奇的攻击加剧时，他对黑尔说，国务院需要支持约瓦诺维奇。尽管作为一名即将晋升到高级职位的中层官员，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但他还是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像这样的时刻考验着人们，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品质。”马林诺夫斯基这样说，他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的成员，在弹劾调查期间听取了前同事几天的证词。“在正常时期，很难知道谁会这么做。”肯特的第一反应是阻止美国政策在基辅和华盛顿的腐败。黑尔处于一个更有权的位置，然而他把官僚等级制度和他自己的安全放在首位。结果就是约瓦诺维奇的领导们，没有一个人向她强调这件事的紧迫性。

“我认为，道德上的勇气比物理上的勇气更难。”退休大使罗纳德•诺伊曼（Ronald Neumann）告诉我。“我在越南当过步兵军官。一些在战场上非常勇敢的军官变成了非常谨慎的官僚。“在战斗中，物理上的勇气因为速度、肾上腺素、同伴的陪伴而变得更容易。“道德上的勇气——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孤独的行为，”他说。“你充分意识到这对你的职业生涯的潜在影响，因此道德上的勇气更难。其实这不应该更困难——你不会被杀死——但事实就是这样。”

事情平静了几个星期。4月21日，以反腐败为竞选纲领的沃洛迪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乌克兰总统。白宫立即通知蓬佩奥，特朗普想让约瓦诺维奇离开。于是媒体风暴又开始了。4月24日晚，约瓦诺维奇主持了一场使馆活动，以纪念一名年轻的乌克兰女子。她是一名反腐败活动人士，死于硫酸袭击，其谋杀案至今仍未破案。午夜过后，国务院打来了电话：约瓦诺维奇将搭乘下一班回家的飞机。她询问了理由，但是除了对她安全问题的答复之外，她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约瓦诺维奇于4月26日返回华盛顿。就在那一天，蓬佩奥大张旗鼓地公布了他的“民族精神”倡议（“Ethos”），其中包括一份新的使命宣言，国务卿本人在数百名外交官员面前背诵了这份宣言：“我是美国外交的捍卫者……我将以毫不妥协的个人和职业操守行动。我对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在言语和行为上，我对我的同事和所有与我并肩作战的人都表现出无限的尊重。“蓬佩奥在草率地召回约瓦诺维奇之后，从来没有与她会面，他也没有为她公开发言。其他官员告诉约瓦诺维奇，她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不知怎么地“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国务院为她在乔治城大学找到了一个临时教职，但她作为外交官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为她感到难过，”肯特在弹劾调查中表示，“因为在事情发生的两个月前，我们要求她——副国务卿要求她再留任一年。”5月下旬，朱利安尼又开始了他的谎言行动，他对乌克兰记者说，约瓦诺维奇和肯特受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领导，是索罗斯针对特朗普的阴谋一部分，但这次国务院没有反驳朱利安尼的谎言。黑尔说，肯特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低调。肯特取消了在华盛顿智库的几次露面。

那时，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已经脱离了国务院的常规渠道，落入了“三个朋友”（Three Amigos，1986年美国西部喜剧电影）——大使戈登·桑德兰、库尔特·沃尔克和能源部长里克·佩里的手中。乌克兰问题特使沃尔克希望安排泽伦斯基与特朗普会面。7月，沃尔克告诉肯特，他将与朱利安尼会面，讨论乌克兰对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家人以及2016年大选的调查。肯特后来说，当他问沃尔克为什么要这么做时，沃尔克回答说：“如果那里什么都没有，那调查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那里有什么东西，那就应该进行调查。”肯特告诉他，“出于政治原因要求另一个国家调查起诉，这破坏了我们对法治的倡导。”但即使这一原则曾经在特朗普政府中流行过，它现在也已经不流行了。

7月25日，乌克兰议会选举后，特朗普给泽伦斯基打电话并要求“帮个忙”——对拜登夫妇的调查相当于乌克兰对美国的总统竞选进行干涉，以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私人会晤。一两天之后，肯特接到了白宫乌克兰问题高级专家亚历山大·文德曼（Alexander Vindman）中校的电话，他与蓬佩奥一样在监听范围内。文德曼告诉肯特，特朗普称约瓦诺维奇是“坏消息”，谈话已经进入高度敏感的话题——敏感到文德曼无法与他的同事分享。肯特没有试着去了解更多。尽管他直言不讳地为约瓦诺维奇辩护，但肯特并不是那种想“处于风暴中心”的官员。在他的弹劾证词中，他从来没有提到要写一篇反对意见，也没有提到要和检察长谈话。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媒体。

外交事务官员们的职业守则使得特朗普与泽伦斯基的交易一事得以保密。汤姆·马林诺夫斯基说：“向公众公开不是他们的天性。”除非当一个官僚——吹哨者——向美国人民揭露特朗普与泽伦斯基的交换条件。9月9日，这一指控浮出水面。本来泽伦斯基在几天后会与CNN的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进行讨论采访。在采访中，泽伦斯基可能会宣布特朗普希望进行的调查。

9月25日，白宫公布了7月25日特朗普和泽伦斯基的通话记录。特朗普在电话中说，“前美国大使，那个女人，是个坏消息”，“她将经历一些事情”。在弹劾调查期间，黑尔用官僚化的语言解释说，“这个意见没有任何实质性含义，也不可能被执行。”

在国务院，美国大使麦克尔·麦金利（Michael McKinley）宣读了这份通话记录，他的反应几乎是出于本能的——惊骇。麦金利是蓬佩奥的高级顾问，他从巴西被调回美国，充当国务卿和外交部门之间的桥梁。他和黑尔是国务院领导层中唯一的职业官员，但他从未进入蓬佩奥的政治任命核心圈子，这个核心圈子内还包括蓬佩奥之前的商业伙伴。在9月25日之前，麦金利还没有怎么关注乌克兰事件的脉络。现在，他发现特朗普的话已经间接说明了乌克兰事件。

第二天，麦金利接下了肯特去年春天中断的工作。根据他的弹劾证词，他去见蓬佩奥，问道：“发表一份关于约瓦诺维奇的声明不是很好吗？” 蓬佩奥听了后说：“谢谢你。”麦金利和蓬佩奥的谈话持续了大约三分钟。

在9月的最后几天里，麦金利不断要求发表一份声明，赞扬约瓦诺维奇的专业精神和勇气。他有八到十名同事表示，面对一场丑陋的总统攻击，国务院保持沉默是令人泄气的。9月28日，他给包括黑尔在内的五名资深同事发了电子邮件，坚称司法部需要说点什么。四人回信表示同意。黑尔没有回复；黑尔告诉一位同事，他认为麦金利的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几个小时后，蓬佩奥的发言人通知麦金利，为了不让约瓦诺维奇受到过分的关注，国务卿不会发表声明。

第二天，麦金利告诉他的妻子，在外交部门工作了37年之后，他必须马上离开。尽管在弹劾调查期间被传唤到众议院之前，他从未公开发言，但他的离开是如此突然，以至于有一种辞职抗议的意味。蓬佩奥以脾气暴躁和恃强凌弱著称，他从欧洲给麦金利打了20分钟电话，这通电话对麦金利而言非常难熬。后来，国务卿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撒谎说，关于约瓦诺维奇的事，麦金利本可以随时来找他，但麦金利自己不来。

在离开之前，麦金利拜访了黑尔（麦金利和黑尔都是外交部门的官员），并告诉他，国务院的沉默对士气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黑尔坚决不同意——他断言士气高昂。之后，黑尔会见了蓬佩奥，并表示麦金利的消极对士气会有影响。

在弹劾调查期间，麦金利对众议院说：“我是单枪匹马。”“我不知道交战规则是什么。但我知道，作为一名外交官员，此刻我会感到非常孤独。”于是他联系了约瓦诺维奇，他们之前就认识；麦金利又联系了肯特，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认识。麦金利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他惊讶地得知，自己是第一个就乌克兰通话的文字记录与他们联系的高级官员。当麦金利联系到肯特的时候，肯特正在弗吉尼亚和他的妻子摘苹果。通话过后，肯特还是在谷歌上搜索才知道麦金利是谁。肯特在他的弹劾证词中说：“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正正派的人，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情。”

10月初，在众议院委员会发出传票要求提供文件和证词后，国务院下令国务院工作人员不得合作。蓬佩奥致信国会，称这些要求是“恐吓、欺凌和对国务院杰出专业人士的不恰当对待”。他还公开表示，国会阻止外交官员与国务院的律师交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务院的律师们不愿与肯特交谈，因为肯特收到传票后愿意出庭作证。让肯特感受到威胁的不是国会，而是他自己工作的机构——国务院。

10月3日，美国国务院欧洲和欧亚事务局开会讨论如何回应传票。当肯特表示国务院不愿对国会作出回应时，一名律师当着肯特15名同事的面把肯特叫到了大厅。他警告肯特不要合作。肯特写了一份关于这次会面的备忘录，然后把备忘录交给了麦金利，麦金利把备忘录发给了黑尔和其他人，然后这份备忘录和其他所有国务院拒绝交给国会的文件一起消失了。

不管怎样，职业人士都作证了。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公开的审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社交媒体和右翼网站上遭到频繁的攻击。他们都面临着高昂的律师费。（以前的同事建立了一个法律基金，筹集了几十万美元。）蓬佩奥和他的国务院仍然没有为他们辩护。即使面临着这么多困难，他们依旧选择出庭作证。

听证会召开时，玛丽·约瓦诺维奇的母亲刚刚去世，但即使众议员亚当·希夫（Adam Schiff）大声朗读特朗普刚刚发的一条关于她的恶毒推文，她也没有失去冷静。乔治•肯特（George Kent）戴着领结，戴着配套的口袋方巾，仿佛回到了伟大外交的时代，他苦笑着说：“要想推动反腐行动，你就一定会激怒腐败分子。”脸色苍白、言语简洁的戴维·黑尔也出庭作证。在听证会快结束时，来自华盛顿的民主党众议员丹尼斯·赫克（Denny Heck）恳求黑尔说，约瓦诺维奇是一位勇敢的爱国者，她身上发生的事情是错误的。当他回答时，黑尔的声音颤抖着说：“我相信她应该能够留在岗位上，继续做那项出色的工作——”

赫克打断他：“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是错误的吗？”

“对，”黑尔说。

“谢谢你澄清事实。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您的话，她能到哪里去澄清事实呢？如果不是您，她又能到哪里去恢复她的好名声呢？”

汤姆·马林诺夫斯基听取了他的前同事们的意见，认为他们的证词反映了国务院的一些情况。“有很多被压抑的愤怒和创伤，这次听证会是一个发泄的出口，”他说。“这些人们也在为他们的同事发声，而不是仅仅在谈论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在弹劾调查期间，官僚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公众赞扬。但听证会留下了误导性的印象。乌克兰的故事，就像之前的俄罗斯的故事一样，并不是一个真相和荣誉顶住了诽谤和腐败，占了上风的道德故事。约瓦诺维奇走了，接替她的小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 Jr.）也走了。麦金利和其他人也是如此——2月初，文德曼中校被赶出了白宫——而蓬佩奥还在那里，总统也在。事实上是特朗普获胜。

在特朗普执政的第四年里，他基本上成功地让行政部门为他个人服务。他并不是通过操纵官僚权力的杠杆来达到这一结果，而是通过任命与他有着共同政见的领导，通过把民众风潮转化为政府行动。他通过惩罚自己认为的敌人，拉拢懦弱的盟友，驱逐有能力和正直的职业官员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其结果是，在受到恐吓的官僚机构之上，是少数的政治忠诚者。

司法部和国务院显然是特朗普的目标，但行政部门的其他部门也在向他的意志低头，尽管不那么明显。特朗普政府每14名政治任命者中就有一名是说客；他们主要负责国内政策。特朗普最大的资助者现在可以很轻易地接触到机构负责人和总统本人，因为他们增加了特朗普连任的资金。在被弹劾的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特朗普筹集了近5000万美元。他对权力的腐败是美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对权力的腐败只会使原本就很严重的金钱腐败更加严重。

在联邦政府内部，职业官员正在外部就业机会与他们的养老金计划以及他们加入政府时的承诺之间权衡。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超过1000名科学家离开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和其他机构。国家食品和农业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近80%的员工已经辞职。美国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大幅削减了安全检查员的人数，全国范围内的工人死亡人数大幅增加，不安全消费品的召回数量也有所下降。改变法律和法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特朗普政府只是摧毁了政府内部的专家，使得其基本功能枯萎，没有能力但人脉关系发达的人飞黄腾达，留下的人保持沉默 ，直到有一天当他们面临和麦凯布、约万诺维奇同样的选择：要不然帮特朗普做肮脏的工作，要不然就被其摧毁。

四年只是“紧急状况”，但八年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马林诺斯基说：“第一个任期结束时，一切都还可以，但如果还有另一个四年，一切就分崩离析了。”“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离开。怀着留在那里帮助部门重建的希望，把你人生的四年交付给一个机构是一回事，但是在那里待八年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甚至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