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美斯坦福性侵案：受害华裔女生首次自曝身份（组图）

2020-09-25 来源：新京报原文链接评论5条

在你眼中，一位性侵受害者会是什么样？最常见的形象大概是披散着头发，面目不清，为了保护隐私，五官打了马赛克，她可能衣衫不整，至少不会打扮得时尚精致，她会缩在角落，带着哭腔小声回答媒体或律师的提问。

但是香奈儿·米勒会打破你既定的想象。作为曾经轰动全美的斯坦福性侵案受害者，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有着一头精心打理的黑色卷发，身着红色无袖连衣裙，双手叉腰，表情坚毅，仿佛准备随时向你喊出：“知晓我姓名！”除了香奈儿·米勒这个名字，拥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她还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张小夏。

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1/2中国血统，中文名张小夏，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文学学士，目前居住在纽约。2019年，因出版《知晓我姓名》被《时代》杂志评为“未来百大影响力人物”，两度当选时尚杂志《Glamour》年度女性人物。

为了起诉，米勒经历了15个月的漫长庭审。在此期间她丢掉了工作，变得敏感多疑、时常在噩梦中惊醒，不敢独自走夜路，还要面对外界舆论的恶言相向。但与此同时，米勒也强打精神坚持写作，让自己从消极、自责、绝望的情绪中逃脱。

近日，《知晓我姓名》一书的出版，有望帮助读者了解香奈儿·米勒的内心世界。在这本书中，除了以更敏锐的观察和更细腻的情感讲述案件的经过，米勒还穿插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目睹的、所经历的暴力和伤害，分享了自己从自责、羞耻、绝望到愤怒、勇敢、战斗的心路历程，更质疑了美国冰冷、繁琐、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借助这本书的出版，她首次向公众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香奈儿·米勒最近在纽约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视频采访。采访时间是纽约时间晚上十点半，她刚刚结束上一个来自英国的采访，手上在准备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个展，还有一本新书在筹备之中。

《知晓我姓名》，[美]香奈儿·米勒著，陈毓飞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

媒体最早关注到这起性侵案件，不是因为米勒，而是因为案发地点斯坦福大学，和被告犯下性侵的布罗克·特纳——一名曾参加过奥运会预选赛、有望代表美国出战奥运的游泳新星，一名被名校斯坦福大学录取的高材生。而事件的受害者，在新闻报道中根本没有姓名，只有她被警察发现时的细节——她倒在垃圾桶后的地上，文胸被扯了出来，裙子被拉到腰部，内裤皱成一团被扔到一旁，她的长发乱蓬蓬的，插满松针。

除此之外，人们还得知，她当时23岁，已经毕业，陪同妹妹参加斯坦福大学的兄弟会，在聚会中大量饮酒。

于是攻击的言论如浪潮般汹涌而来，在人们知道她是谁之前。“一个23岁的大学毕业生在兄弟会派对上干什么？是她勾引的大一新生吧？”、“她当时喝醉了，一个检点自爱的女士会在派对喝那么多酒吗？”、“她为什么要穿裙子去兄弟会派对？她难道不知道那儿多危险吗？”……

在警察建议下，米勒决定起诉特纳，让案件进入法律程序。但做出这个决定时，她并不知道这将意味着长达15个月的诉讼期，和出席庭审时不得不面对的一系列攻击、责问、曲解和质疑。而她遭受性侵后警方取证拍摄的裸体照片，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出现在公开庭审中，出现在她和她父母家人以及在场所有人的面前。

斯坦福大学校园。2015年斯坦福性侵事件之后，校方决定在事发地点设立铭牌以示警示和反思。

在这漫长的15个月中，她丢掉了自己亲手参与创业的工作，她变得敏感多疑、时常在噩梦中带着满脸泪痕惊醒，她不敢在夜晚独自出门上路，她对陪伴身边不离不弃的男友心怀愧疚，却又忍不住将在法庭中累积的怒火迁怒于他。但与此同时，她也强打精神学习绘画、坚持写作，让自己从消极、自责、绝望的情绪中逃脱。

一年多的庭审之后，案件终于临近宣判。艰难的长跑即将到达终点，她回溯了整起事件的经过和遭遇性侵对自己产生的巨大影响，写下了一份长达7137个单词的《受害者影响声明》，准备在法官裁决前宣读。

但是她的积极面对被法官解读为“已从伤害中良好恢复”，她希望被害人能吸取教训、痛改前非的请求被法官当作是“从轻判决”。因此，尽管她最终获得胜诉，布罗克·特纳所受3项重罪指控成立——根据当地法律，他将面临2年以上、14年以下监禁——但法院考虑到“米勒本人的意愿”和特纳“游泳健将”的身份，将量刑从轻判为6个月监禁和缓刑，即实际只需服刑3个月。

绝望之中，米勒的好友建议她通过一位值得信赖的记者，在BuzzFeed网站上发布这篇《受害者影响声明》，米勒同意了——反正事情不可能更坏。

但事情却变得超乎想象。判决宣布的第二天，米勒在痛哭中入睡后又醒来，发现自己的声明已经被大量传播转载，短短20分钟就有1.5万人阅读。随后，《纽约时报》等主要新闻媒体也转载了这篇声明。在发表后4天内，它被阅读了1100万次。

在这封声明中，米勒写道，“经受性侵的痛苦已经足够。而有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否认这种痛苦的严重性和正当性，目睹这些更加令人痛苦。”

而这一次，舆论站在了米勒这一边。米勒甚至收到了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的来信：“我看到我们对未来的梦想寄托在谁的肩膀上……我相信，你将拯救生命。”

随后，人们开始质疑案件的判刑法官亚伦·珀斯基渎职。当地9.5万人联名上书弹劾珀斯基。案件判决两年之后，珀斯基在2018年6月被选民撤职。特纳提出上诉后也在2018年8月8日败诉。

判决宣布之后，不少学生自发在斯坦福校园抗议判决有失公平。

讽刺的是，在珀斯基广受批评时，包括他的律师在内的一群人仍未消除对米勒的质疑。他们认为，这封《受害者影响声明》，“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文笔太老成了，”暗指米勒拥有枪手。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受害者不会写作。受害者不聪明，不能干，也不独立。”米勒对此这样回应。随后的三年时间，她借助自己“老成的文笔”，写出了《知晓我姓名》一书。借这本书的出版，她向公众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把“知晓我姓名”作为书名。此前，她在公众心中，一直以“埃米丽·多伊”的化名存在，没有身份，也没有面孔。

这一次，没有人再质疑她拥有枪手。

此外，米勒的亚裔身份和她创作的自述动画《我和你在一起》也引起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注意。他们邀请米勒为博物馆绘制一幅巨大的壁画。这幅壁画名为《我曾经是，我现在是，我将来是》，以亚裔美国人被边缘化的痛苦为主题，目前正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之中。

今年，香奈儿·米勒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首次个人的艺术展。

新京报：这段时间你一定很忙很累吧？

香奈儿·米勒

（以下简称米勒）

：实际上我每天凌晨三点多才睡。我刚刚还接受了一家英国媒体的采访，所以我在和三个国家的人共同工作，简直忙疯了。不过我很喜欢比较不同人提出的不同问题，所以我还挺享受采访的。

新京报：一遍又一遍讲述自己的故事，会让你感到厌烦吗？

米勒：可能会有一点。但我会提醒自己，在我孤独无伴时，人们的倾听和支持给予了我多大的帮助，因此每一个愿意聆听我的故事的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机会也是宝贵的。我也希望我的采访能给更多人带来方向。我想，这就像是把种子撒在风中，你不知道它们会在哪里落地生根，但是它们是有用处的。

我也必须时刻铭记，就在不久之前我还是一个从未公开真实身份的人，我根本不能想象会坐在这里和你见面聊天。但事实却是，我现在面对采访已经泰然自若了。这真的难以置信，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自己会永远躲在公众视野之外、藏在受害者的身份之下。

新京报：在你公开身份之前，你曾经很担心，甚至害怕遭到报复，你还做了大量准备，包括在家门口装上摄像头之类的。在你公开身份之后，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和你预想的不太一样？

米勒：对，完全出于我的意料。特别有趣的是，在我没有公开身份之前，有些评论真的很刻薄。我不得不在接受心理治疗师告诉我的咨询师，向她寻求帮助。她问我：“你有在实际生活中听到过这些言论吗？”没有，从来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网上的评论和活生生的人是不一样的，在网上随意叫嚣太容易了。就像在一个体育场，球场上比赛的人们冲锋陷阵、扛下了所有的压力，而看台上的观众除了大喊大叫，什么事都没干。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是真正参战的人，我是出席法庭的人、是为自己作证的人、是在公众面前落泪的人、是不停斗争的人。对于坐在看台的人，我做的一切可能很简单，他们甚至可以轻易指责我做得不够好。但是真正身处其中才能意识到，横亘在我面前的是多大的困难。因此我开始为自己感到骄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己见、不懈努力的。但我却坚持下来了。那些对我指指点点的人可能根本做不到像我这样面对。

新京报：所以你干脆给自己的书取名《知晓我姓名》，看起来你从公开身份这件事中得到了力量？

米勒：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公开了身份，那么除了新闻报道，我不可能出现在其他任何地方，不能在世界各地演讲，不能分享我的写作，而正是这些给了我力量、让我变得强大。尽管案件判决拖了两年，从性侵发生至今快六年了，但是人们没有放弃，没有忘记我。2016年我发表受害人影响声明时，有人告诉我，你应该趁着热点还没过去，赶紧公开姓名，否则大家会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儿。但是当时我没法作出这个决定，等到2019年才下定决心，但是人们仍然关心我、仍然支持我。

在这本书签售的时候，读者们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小纸条上夹在书里，然后排队找我签名。这样我就可以在书的扉页写下他们的名字。签完我会把写有他们名字的纸条放在一边，等签售结束之后，我的桌上就会出现一大叠纸条，像一堆树叶。通常会有工作人员来想帮我扔掉，但是我把它们全收起来了。我留着这些名字，我想就是这些名字的主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他们从一开始就陪着我，我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

香奈儿·米勒

新京报：所以是什么让你最终下定了决心？你的家人支持这个决定吗？

米勒：做这个决定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家人们担惊受怕了很久，我的父母也希望保护好我，他们觉得说不定一直隐瞒身份会更好，这样他们就可以照顾好我。但是他们也意识到，让我躲在小小的专属受害者的房间里，会扼杀我所有的快乐。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的世界变得极为狭小，就连说说话的人都很难找到。我把时间精力都花在了隐瞒自己的身份上，没法和别人聊我的写作、聊我真正关心的事情。如果你都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关心的是什么、自己热爱的是什么、自己每天都在做什么、自己真实的感受是怎么样的，那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没法像这样过日子。一段时间后这样的生活就无法忍受了。

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决定，按自己的节奏慢慢来，而不是被别人推着被迫向前看。如果有人一直怂恿你、甚至逼迫你下定决心，这件事会变得很可怕、很艰难。如果你的家庭像过去一样支持你，你会觉得力量百倍。

此前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和这起性侵有关系，因为我对此感到羞愧。我把遭受性侵看作我失败的标志。如果别人知道我遭受过性侵，我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他们会觉得我很“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我的错，应该带着羞耻感过一生的是那个强奸犯，而不是我。此前我被困在这起事件里，但现在我受够了，我知道除了这个黑暗的、逼仄的、属于受害者的空间之外，我的人生还有更广阔的天地，除了这起糟糕的、讨厌的性侵经历之外，我还有无数件有趣的、精彩的事件可以谈论。我们不该拿遭受性侵定义一位受害者，或者把这看作她的全部人生。我们需要把她当成一个完整的人，并用对待一个“人”的方式和她交流沟通。

所以我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没错，是我，我遭受了性侵。但是关于我的人生，还有好多可以聊的。

新京报：在案件最初，布罗克·特纳的身份吸引了大量媒体报道。他们提到，特纳是一位世界级的游泳运动员，一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而你却是匿名的、隐形的，没有任何关于你身份的信息，只有你遭受性侵的细节和你妹妹的真实姓名。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米勒：这对我来说很难接受。当一个人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时，社会更容易忽视他们，甚至很难意识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

你提到了我妹妹，我自己的遭遇很艰难，但这段经历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家人要陪着共同遭受这一切，我没法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我愿意拼尽全力去尽快结束这一切，好使他们尽可能好受一些。

而对于特纳，让我深感困扰的是，他认为他的成就可以保护他免受惩罚，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你是谁，你都要遵守和他人一样的法律。他认为自己有特权，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到案件最后，他都认为只要花足够的钱请个足够好的律师，就可以帮他摆脱刑罚。我想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他自信的来源。他一点都不感到羞愧。我真的很想看看他到底有多自信，为什么他可以请律师代理这样一起糟糕的诉讼，还能在晚上安然入睡？

而我呢？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我接受的教育却要我厌恶自己，为自己感到羞愧。为什么这些男人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还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一丝内疚？我又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严苛？我应该建立足够的自信，我值得被更认真地对待。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更努力地战斗。

2016年，外媒对当时斯坦福性侵案庭审的相关报道。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你的外祖父对于这件事一无所知，你们一直想方设法瞒着他。在你公开身份之后，你是怎么和外祖父、和你的朋友们解释的？这个过程艰难吗？

米勒：呃……其实我至今都没有和外祖父聊过这件事，我还是希望保护他，不让他受影响。说来也好笑，我身边最初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超过10个，即便全世界都知道斯坦福性侵案，我的朋友们却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受害者。他们会像聊新闻一样和我聊起这起案件，聊到那份受害者影响声明，表达他们的担忧，却不知道我就是新闻的主人公。这简直太魔幻现实主义了。

另一件好笑的事情是，在他们面前我一直表现得阳光、开朗、随和、好相处，我经常开怀大笑，好像我非常享受生活、热爱生活。当他们知道我是性侵案的受害者时，会感到困惑——这和我认识的香奈儿真的是同一个人吗？因为真正的我，其实没有那么无忧无虑。他们需要认识到，外表开朗的我和内心受伤的我，其实是同一个人。许多人其实都很擅长掩藏脆弱，把事情埋在心里。就像我，即使饱受折磨，也能表现得情绪高涨，我想不少受害者也像我一样，在私下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还要装作没事人一样去上班、工作、参加聚餐。

我想，既然我能强撑着表现出乐观，那么一定还有许多人在心里藏了其他的痛苦。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每个人都不是像他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快乐，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全部的故事。即便你的朋友们看起来很坚强，你也需要关心他们是否真的没问题。

许多性侵受害者不得不表现得坚强，假装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实上，我们过得真的不好。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受害者”这个称呼？你不害怕这辈子都要和这个身份绑定在一起吗？

米勒：一开始，我真的很讨厌这个称呼。我很担心，一旦被称为“受害者”，在他人眼中你就是弱小的、无力的。但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并不是这样的，即便你再强大，也不可能避免所有意外的发生。我遭受性侵，不是因为我很弱小，我也不必为此感到尴尬。事实上，能说出我的故事、表达我的情感，就证明了我很强大，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随后我也发现，身为受害者，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去走进其他受害者的内心。这种经历非常宝贵。尽管我承受着痛苦，但我意识到不只是我，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后，都有无数受害者和我承受着同样的痛苦。这种痛苦像是一种讯号，当我倾听它，我可以明白世界各地的女性们正在遭遇什么。我能通过写作、演讲来传递这种讯号，我要挑战过去既定的文化、挑战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暴力。我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不应该遭受这种痛苦，不应该是我们遭受这种痛苦，不应该是我们被局限在受害者的人生中担惊受怕时刻注意自己的“安全”。

所以，对我而言，“受害者”不再是我人生失败的标志。我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俱乐部”的一员，遭受性侵的经历是我入场的门票。这里有如此之多的受害者站出来、为自己作证、让自己向前。我很骄傲我是其中的一员。

新京报：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看待大众对于“完美受害者”的想象的。比如针对你的批评，你不应该喝酒，不应该穿裙子，不应该独自一人，你在法庭上既不能太情绪化也不能表现得太冷静。

米勒：所以我认为所谓“完美受害者”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只是欺骗自己去相信有这样一个人。即使你把我从这起事件中拿出来，换上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也能从她身上挑出其他的毛病。我们总能被挑出毛病的，因为我们是人，人无完人。但事实却是，你在这一天被性侵了，因为有人决定侵犯你，不管你怎么做，他都会侵犯你。

人们总是错误地相信，你只要遵循一定的行为守则，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安全”，希望意外的发生是可控的。意识到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完全是随机的、不可控的，意识到我们和孩子们在生活中多么容易受到侵害，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太可怕了。所以他们更愿意简单地认为，因为你做了蠢事所以受到了伤害，你只要聪明点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了。他们只是希望借此安慰自己。

新京报：所以应该被要求遵守各种规则的应该是性侵犯，而不是受害者。另一方面，我发现性侵受害者通常会表现得悲伤和痛苦，却很少有人表现出愤怒，大众似乎也从不认为受害者应该“愤怒”。但在你的书中，我时常能感受到你的“怒火”。你在对什么感到愤怒？

米勒：确实在书中我提到了在许多场合我都感到愤怒。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庭上时我很注意不要让自己表现出愤怒，否则人们会认为你疯了、你太情绪化了、你的作证不可信。因此我不得不控制自己的怒火，即使对方的辩护律师对我充满敌意，我也必须保持冷静，让陪审团对我保持良好的印象。这真的很困难，因为愤怒不会消失，我只能把它带回家，发泄到我的家人和我的伴侣身上。尽管他们不该承受这种情绪。

但我认为受害者有权利感到愤怒。这对我尤其重要，当受害者开始表达愤怒时，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因为一开始我只为发生的一切感到沮丧、难过，但我意识到，为什么我要懦弱地接受这一切呢？就好像有人打了我一拳，我却默默接受不反击。当我感到愤怒时，也就是我要起身捍卫自己的权利、作出反击的时候。我让愤怒成为我支撑下去的燃料。

2019年，香奈儿·米勒被《时代》杂志评为“未来百大影响力人物”。

新京报：你提到在法庭遭到了对方辩护律师的攻击。出席庭审其实对你造成了一种二次伤害。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你觉得最让你失望的一点是什么？

米勒：我很高兴你把它称作“二次伤害”，因为这种二次伤害实在太普遍了。当你一开始遭受伤害时，虽然很痛苦，但如果有人出现在你身边，给你安慰，给你帮助，而不是用审问一次次刺痛你，你的感受也许会好得多，也更容易从中恢复。但更痛苦的是二次伤害。如果第一次伤害更多体现在生理上，二次伤害则是心理层面的。

当我出席庭审时，比起探究真相，我更觉得自己在参加一个复杂的智力竞赛。对方的辩护律师不停地、迅速地向我抛出各种复杂的问题，好让我“露出破绽”。我不是在作证，而是在接受拷问。

在长达一年半的庭审过程中，我没有感受到过任何同情和理解。但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大多数受害者和我一样，我们不是希望性侵犯下地狱或者在监狱里待一辈子，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错误的行为、为此感到抱歉、并承诺永不再犯。

新京报：没错，即使性侵犯接受了法律审判，也不意味着受害者的痛苦就能够得到治愈。这种影响可能伴随终身。在你看来，有更好的法律流程或者社会体系能帮助受害者更好地恢复吗？比如说，让性侵犯向受害者真诚地道歉，或者在事件发生地安装更多的路灯以防性侵再次发生？我知道你始终没有得到特纳的道歉，你对于斯坦福大学建造的纪念花园也并不满意。

（斯坦福大学同意在米勒遭受性侵的垃圾桶处建造一座纪念花园，但是对于花园里竖起的青铜牌子上应该雕刻怎样一句话，他们拒绝了米勒的所有提议，认为这会“引发情绪波动，让人心烦意乱”，她可以找一句“更振奋人心、积极肯定”的话。）

米勒：斯坦福大学的做法，最让我不适的一点是，他们想把我塑造成一个鼓舞人心的人，或者说他们只愿意承认案件中带来希望的部分而隐藏案件中黑暗的部分。但在我看来，不认可黑暗，你就无法展现光明。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它欺骗了公众，让他们以为受害者完全是强大的、优雅的、充满力量的。但实际上，即便现在我仍有感到非常脆弱的时候。

我感到沮丧，我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也不认为我应该感谢斯坦福大学的施舍。一段时间后，我也意识到，我不会得到特纳的道歉了。但我决定放弃，不再对他有所期待。

现有法律体系的尴尬处境是，它处处传递出受害者“存在问题”的信息，她遭遇了性侵，她需要出庭作证。但事实上，她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她要的不过是继续自己的人生，但她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段糟糕的经历。我们必须试着帮助受害者理解，这不是她的问题，我们要帮她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

有人会认为，这只是性侵幸存者自己的事情，就像认为我这本书，只是写给和我一样的性侵受害者的。但事实上，这也是写给父母、写给所有男人的，所有人都需要知道，怎样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更加安全。这不单单是受害者之间的事。

新京报：你发表受害者影响声明之后，激起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也造成了一定的改变。比如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珀斯基被请愿罢免。你怎么看到个人的力量和公众舆论的力量？

米勒：你提到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在书中也写到，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一切都可以改变。但很多人忘了这一点，比如看到某人被侵犯，觉得事情就是发生了，却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发生、完全可以避免发生。再比如如果一个法官没有恪尽职守、履行职责，那他就不应该拥有作出判决的权力，我们完全可以不接受他的工作。是人民赋予了他这种职权，人民也有权利撤销他的职权。这是对所有权力的一个小小提醒吧。

但我也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惊讶。因为在遭遇了性侵和随后发生的一切之后，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即使我大声呼喊，也没人听得到我的声音。但是在发表受害者影响声明之后，我发现突然全世界都在倾听我的声音。人们把话语权交给了我。我想这是在提醒掌权者不要自鸣得意，也不要低估任何一个受害者。

因为我是亚裔美国人，对方可能认为能以更小的代价逃脱惩罚，哪怕我的愤怒也造成不了任何后果，或者在他们看来我根本不会抵抗。但是他们错了，他们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亚裔美国人，我们很强大，我们很自信。

香奈儿·米勒

新京报：你提到了亚裔美国人，你怎么看待这个身份？当一位法庭工作人员擅自把你标注为白人时，你看起来挺生气的。

米勒：因为亚裔美国人的身份是我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的母亲。她从中国来到美国，费尽千辛万苦才在加利福尼亚生下了我。亚裔的血统构建了我的家庭，是我身份和自尊的重要组成。这也是我公开发声的原因之一，我想让大家看到我的脸，明白我是亚裔美国人，而不是法院工作人员写在表格上的“白人”。

许多人认为我是白人，我觉得这很可笑，人们把“白人”当作默认值。这个默认值让我们其他人种活得像一只不被看见的小老鼠。我们在美国媒体中的影响力很小，也没有代表性。我在电视屏幕中看到的亚裔和我在生活中认识的亚裔完全不同。我认识的亚裔性格奔放、热爱艺术、喜欢挑战不同的事物，而大众传媒中的亚裔总是温和甚至懦弱，很少表达观点，甚至没有存在感，这是他们对亚裔的定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标准答案并不总是正确，我想要站出来，被看见。我受够了被无视、被定义。以前我对于自己的身份没有明确的感知，但是现在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定义，我想自豪地向世界宣告。

新京报：我听说在你公开身份之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找到了你，你现在正在那儿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这个机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米勒：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新闻中看到过你，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故事了”，但他们找到我，告诉我，“我们想知道其他更多关于你的故事。”我认为每个受害者都值得被这样对待。当她们讲述自己遭受性侵的经历时，人们往往认为这就是她唯一的故事。但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人们却问我：你还喜欢什么？你想创作什么？你有什么梦想？你想怎样实现？是他们帮助我迈向了人生的下一个篇章。

他们在旧金山的博物馆中给我提供了一堵巨大的墙，足足有70英尺长

（约21米）

。透过博物馆的玻璃落地窗，即使在大街上也能看到我的创作。就好像这堵墙完全属于我，我可以在上面画任何我想画的东西。这简直难以置信。因为过去这几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把自己藏起来，属于我的空间非常小。但是现在，我有了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大的机会。

不过既然他们告诉我，“你值得这么大的空间，我们希望你在这里尽情发挥”，那我就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创作更大的绘画作品，要求更多更多更多的空间。他们教会我，要为自己争取更多。所以我也希望其他女性，尤其是亚裔女性，能像我一样，理直气壮地要求自己本该占据的空间。

香奈儿·米勒的画作《我曾经是，我现在是，我将来是》。

新京报：你确实值得这么大的空间。看起来，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写作和绘画带给了你极大的安慰。对于其他遭受性侵的女性，你会给她们什么建议来帮她们更好地走出伤痛？

米勒：我只想说，即使你一辈子都无法释怀，也没关系。也许能让这份经历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这不一定是消极的，甚至可以给你带来积极的改变。它给了我一种全新的经历、全新的体验，尽管让我痛苦不安，但也让我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也是通过这段经历，我学会了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

我很感谢其他女性选择找到我、信任我、和我交流她们的困惑。这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对于任何受过伤害的人，我希望你意识到，无论能否释怀，都不容易，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你不需要表现得坚强，也不必在乎他人的看法，你只要每天按时起床、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不要接受任何人的贬低，也许他们的谩骂和批评会让你一时怀疑自己，但是当夜幕降临，躺在床上时，你要想到，任何他人的看法和偏见都无法改变“你是谁”这个事实，而这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得多。所以一定要质疑那些负面的声音，不要让闲言碎语干扰到你。

新京报：你有为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过遗憾吗？如果你不是女性，你可能就不必经受这一切。

米勒：我从没这么想过。我觉得身为女性非常美妙。需要改变的是这个社会对待女性的方式以及对女性的期望。作为女性，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困难、促成了这么多改变，但是我想要的更多。我希望能走夜路而不感到害怕，我希望能随时随地感到安全，这不应该成为一种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