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向硅谷输出高管，也出口种姓歧视，高种姓印度人频频欺凌、性骚扰低种姓同事（组图）

2002年，Maya只有21岁，当她离开印度前往美国时，她以为自己终于要逃离极具压迫性的种姓制度。

Maya是达利特人，在印度种姓制度中，他们是“不可触碰者”，俗称的“贱民”。在独立之初，印度宪法的奠基人阿倍德卡尔博士，就将消灭种姓制度视为一生奋斗的目标，他起草的宪法规定，此类行径违宪。

不得不说，在印度独立70多年后，贱民阶层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印度现任总统拉姆·纳特·考文德即来自贱民阶层，这是印度第二位贱民总统。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同样出身微寒，他父亲在古吉拉特开茶铺，属于低种姓。

这些政治领袖的出现，足以证明印度在突破种姓制度上的成绩，但种姓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依然是印度社会一道显眼的伤口。即便你远离印度，但只要身处印度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它仍然会无时无刻不提醒你，你其实依然裹足印度，哪怕是在以开放和包容著称的硅谷。

近年，“印度制造”的世界级管理者几乎有垄断硅谷之势，这个群体被视为印度软实力的一块响亮招牌。但在阳光之下，同样会有阴影。硅谷的种姓歧视，随着印度族裔的兴起，成为阳光无法投射的隐秘地带。几十年来，这种无声的歧视一直隐藏在暗处，贱民因害怕丢饭碗或是签证而不敢开口。

6月30日，美国加州公平就业和住房部监管机构起诉思科，申诉人是一名印度移民到美国的贱民工程师，他声称，受到印裔美国人经理Sundar Iyer和Ramana Kompella的歧视和骚扰，晋升的机会也被剥夺。

不仅仅是思科。根据美国贱民权益组织Equality Labs提供给VICE的数据，在对思科的这起诉讼后，来自谷歌、Facebook、Twitter、戴尔、微软、苹果、Netflix、Uber和Lyft以及硅谷其他几十家公司的250多名达利特人，都站出来表示曾受到高种姓印度人同事的歧视、欺凌、排斥、性骚扰。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达利特人的身份，而他们的上司是更高种姓。

其中，Facebook有33名达利特员工提起投诉、谷歌有20起、微软有18起、亚马逊有14起，而思科还有24起。

将思科告上法庭

“你看到了同事间隐秘的社交。他们不想和你一起吃午饭，不会对你微笑，也不会和你讲太多话。” Maya说。

保持距离，这是优雅的种族歧视。

针对思科的诉讼显示，思科的婆罗门经理Sundar Iyer向其他的高种姓同事透露，申诉人之前是通过印度的平权行动才进入到当地的一所顶级的工程院校，而当申诉人与Iyer对峙，并将此事告知思科的人力资源部门时，Iyer便采取了报复行为，剥夺了这位达利特工程师在两项技术上的领导职务。两年来，Iyer孤立申诉人，并拒绝给他发奖金和加薪，阻拦他的晋升。

思科人力资源部门也无动于衷，以种姓歧视不违法草草结束此事。另一位被告是Ramana Kompella，他在接替Iyer后，“继续歧视、骚扰和报复”原告。

虽然美国并没有针对印度种姓制度的法律，但加州公平就业和住房部监管机构利用美国《民权法案》中的第七条对思科提起诉讼。该法是颁布于20世纪60年代，是非裔美国人领导的结束压迫和种族隔离运动的成果。

这起案件最终的结果如何也将影响美国司法制度，尤其是其中对歧视行为的法律认定。

2019年，思科在《财富》杂志评选的100个最佳多元化工作场所中排名第二。但他们侥幸地忽略了种姓歧视，因为美国并没有将种姓歧视排斥纳入法律当中。而思科在印度的业务当中，种姓问题也没有出现在该公司多元化的实践中。它同样也揭示了印度IT公司无视种姓问题。

在硅谷，印度裔掌控整个团队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这里，贱民更容易因他们的种姓而受到歧视，职业发展因此止步。据Equality Labs在2018年针对美国种姓的统计报告显示，67%的贱民称在工作场所曾遭受不公待遇。

高种姓的印度裔当着有色眼睛，把在印度国内形成的歧视出口到硅谷，贱民“天生懒惰”“没有天赋”，他们自己的歧视寻找各种借口。即便是同事之间的互评，也会给贱民挖坑埋雷，因为来自高种姓同行的评价，有可能会让贱民失业，甚至签证被拒。毕竟，在美国的印度裔里，高种姓的才是大多数，贱民群体是绝对少数，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更加脆弱。

对美国的科技巨头而言，这是个新问题，因为印度族裔的兴起，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而且，也少有公司意识到这个族群的内部问题，因此，硅谷公司几乎没有规章制度，来解决种姓问题。多数公司甚至不了解这个问题有多普遍。

种姓歧视在每一家有印度人的公司都存在

Maya说：“种姓歧视在每一家有印度人工作的美国公司里都存在。” 而另一位低种姓的印度裔Samir说，他在公司中曾公开反驳过一位高种姓同事关于种姓制度的言论，Samir的种姓因此被曝光。他因此付出代价：考核不理想，再后来被调离美国，贬到印度办事处。

Maya曾有一名高种姓的印度裔上司，在公司会议上，根本不理会她的建议，直到同事们关注到这些不正常的行为。

曾在微软工作过的Vijay回忆说，2006年，他加入过一个印度人的电子论坛，该论坛从抨击平权行动中的保留名额制度到抨击低种姓人，他们声称，低种姓人不送孩子上学，声称上层种姓的人在智力工作方面具有基因优势，而下层种姓的人则擅长体力工作。

Vijay说，一位贱民同事向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投诉，他们关闭了这个论坛。

印度人并不想让自己的歧视显得很明显，所以，一般不会直接问对方是什么种姓，但他们会用更微妙的方法来确定。

有时，素食是个参考标准，有时他们觉得仅凭这点并不保险，就会继续追问：是天生素食者还是后天有意选择？长期以来，素食与高种姓的纯洁性联系在一起，因而常常被用来推断一个人是否是高种姓的因素之一。高种姓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都是素食主义者。

四年前，Mohit被任命为纽约一家跨国公司的高管。在公司午餐会上，他正大口吃着印度烤鸡，一位高种姓同事对他不是素食者表示惊讶。但Mohit早就学会了如何得体地回答这类问题，“我会吃肉，但我的父母是素食主义者”。Mohit的意思就是在暗示对方，他出生在一个婆罗门家庭。不过这是假话，他是达利特人，他的父母也不是素食主义者，这不过是他为了事业而编造的谎言。

然后他们会问你来自哪个村庄，这也是暴露一个人种姓的关键问题。另一种方法则是不经意的拍拍印度裔新同事的后背，看他们是否佩戴着神圣的婆罗门线——“Upanayana”（注：通常印度高种姓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佩戴）。

虽然大家遭到歧视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那就是硅谷以及美国普遍存在的种姓歧视问题正在恶化，而不是好转。

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大学的历史学副教授Shailaja Paik称，印度古老的种姓制度的现代化表现就像是病毒变异，当世界正在新冠病毒当中挣扎时，种姓制度更像是更危险的弊病，穿越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异。

招牌上的污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公司对计算机行业也将迎来千禧年而感到恐慌，一年之内就从印度招聘了近10万名技术人员。在科技行业内，印度人正在逐步攀升，成为熟练的工程师和编码员。

但移居美国的印度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绝大多数来自高种姓，只有少数是达利特。这些印度裔美国人通常受过高等教育，被视为是“模范少数族裔”，平均收入中位数是普通人的两倍，文化和政治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他们还填补了美国一些大公司的重大技能缺口。

在硅谷更是如此，印度以科技为重点的教育体系不断的为这些公司输送高学历人才。例如，2019年，超过70%的H1-B签证都发放给了印度人，这之中的大部分人才都输送到了硅谷内的科技公司。

硅谷绝大多数由白人男性主导，尤其是那些高级和行政级别的职位。谷歌CEO Sundar Pichai和微软CEO Satya Nadella都是印度裔，他们来自于印度最高的种姓婆罗门。

尽管印度移民成功的故事人们听的津津有味，但印度低种姓人遭受的种姓歧视却往往被忽视，根深蒂固的偏见依然存在。

虽然印度独立后就废除了种姓制度，种姓歧视也被视为犯法，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并未从人们的观念中废除。这一观念自然也跟随着移民国外的印度人。

贱民在印度人口数量中的占比能达到15%以上，但由于他们通常不能获得与高种姓印度人相同的教育机会，因此来美国的达利特人数量要少得多。

由于美国政府在发放签证时并不记录种姓，目前在美国居住的大约300万印度人中，有多少贱民，并没有可靠数据。据印第安纳大学摩利尔法学院教授Kevin Brown估算，印度来到美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高种姓的，只有约1%的人是贱民。他说：“如果被印度教徒发现他们是贱民，在美国就会受到歧视。”

然而，在进入硅谷工作之前，在美国印度人之中的种姓歧视就早已存在。Equality Labs在2016年做出的调查显示，40%的贱民学生表示，曾在美国教育机构中遭到歧视，而来自高种姓的受访者中只有3%的人遭到了同样的情况。

行业内的种姓歧视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司。大学中的研究和教学助理职位依靠推荐，也助长了种姓歧视。占主导地位的学者和高级研究人员在招聘时，也会优先考虑和他们同属同一种姓的申请人。

这种推荐模式在硅谷科技公司当中也一样，如果由在职员工推荐，那么就更有可能获得面试机会。即使绕过推荐程序被录用，歧视也会随之而来。

达利特权益活动家Thenmozhi Soundararajan向The Wire表示，贱民员工面对的是跨公司运作的上层种姓网络，并共享信息。所以，他们担心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家公司的报复，而是担心这张网会跨越公司，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前景。Soundararajan说：“这张网在贱民周围形成了看不见的套索，扼杀了他们在事业中上升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