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经济抵制经常是民族主义的爱国手段，那时中国政治混乱、烽火遍地、民不聊生，缺乏有力的中央政府与厚实国力同列强周旋，往往只能以拒买拒用外国商品的朴素行动，来展示不屈于外力侵逼的意志，举凡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都曾是被抵制的对象，其中尤以侵华最烈的日本被抵制次数最多。
兴许很少人知晓，早在1908年，中国人民便因日本商船“二辰丸”向澳门走私军火遭扣、日本反过来要求放船致歉与买下军火的无理行径而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不少商行不是自焚日货，就是贴出“日货欠奉，买日货者勿进”的告示，一时之间颇影响日本对华贸易。尽管最后由于该运动乃地方自发缺乏统筹、以及清朝在日本威逼下弹压抵制运动，使得这场中国历史上首次抵治日货运动失败，但却象征近代民族主义的觉醒：爱国，是可以大过于爱个人、爱财货的。
接着每当日本再进一步欺凌中国，中国社会总会又有一次浩浩荡荡的抵制日货运动。比如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廿一条要求”，造成中国人民愤怒地再度发起抵制运动，日本当年的对华输出额骤降13.4％；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权益交给日本，又逼出呼喊“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不少城市激昂地罢工罢市罢课又烧毁日货。但可惜的是，由于彼时欧美各国尚未自一战的创伤恢复，令日本商品在华的优势暂时无人可替代，因此对华输出不仅猛增数倍，且对华出口总额占比日本出口总额高达38.2％，这种经贸依赖，注定了日本往后对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击的态度，以免伤及自身利益。
还有1923年日本拒绝依约归还旅顺和大连，再度引发规模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迫使日本对华出口额骤减约31％。且抵制范围不仅止于拒买日货，《上海总商会月报》还呼吁：“既云经济绝交，则不仅禁止购用日货而已，实含有与日人断绝一切社交之意味。既云断绝一切社交，则凡日本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公司聘雇，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买日本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均是也”。此举令日本蒙受的损失极大，光是汉口与下游各埠的进口日货就减少了十分之六，逼得日本在三个月内连发三次照会，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严厉取缔排日运动与赔偿日商损失，日本民间甚至威胁称该派军舰赴华和强迫中国割让旅大云云，足见军国主义的猖獗。
1927年日本伙同英、美炮击南京、阻挠国民党北伐，又引起了新一轮抵制日货运动，致使日本对华出口额又骤降20.8％，光是在日本大阪不能输出至中国的棉纱就积压到50万包之多，迫使日本纱厂减产。而1931年因“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一连串侵华惨剧，更使中国人民排日的情绪达到沸点，日本对华出口额锐减得更剧烈，光是棉制品就在1932年下跌56％、1933年更猛跌76％，令不少日商叫苦连天。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掀起新一波中国人民抵制日货的风潮。（Getty）
损失惨重的日本指控国民政府指导各地的抵制运动，并向国际联盟提交《中国的对外抵制运动》，变相甩脱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责。日本首相犬养毅（1855─1932年）还向李顿调查团声称“中国政局混乱，尤其是排外运动无视与诸国条约之利益。帝国政府采取之各种举动意在矫正此不正常事态”，有意裹胁同样靠不平等条约享有庞大在华利益的列强一道施压。
尽管最后《李顿报告书》认可中国人民抵制日货的动机是因主权受损之故，称“抵制行为本身是一种面对强国军事侵略的合法防卫武器”，但又矛盾地表示“本委员会亦认为在不久之将来应考虑所有国家于本问题（抵货运动）上之利益，通过国际约定进行约束”，迎合了日本的“抵制日货属非法”的论调。毕竟，欧美列强与日本俱是依恃资本主义与工业优势榨取利益的帝国主义国家，自然不希望第三世界国家有任何反击。
而今，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的中国已非当年那个分裂的弱国，军事与经济成就均取得傲人成就，也不必再让民间以艰苦零散的抵制手段来抗议外力干预。但是在这回官方媒体主动表态的抵制行动里，却虎头蛇尾地无疾而终。何况去年NBA金州勇士队总裁瑞克‧威尔茨（Rick Welts）曾对抵制行动隐含轻视地声称过六个月后，“就不会像今天看得那么大”，NBA迄今也未就支持香港暴乱的态度致歉。所以对比起过去，不少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块招牌似已被资本利益腐蚀的现状，不免有种笑不出来的酸楚，悲然发出“主权有效期限只有一年”的讥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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