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爱国者治港，香港回归后的政制改革（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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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7年时间节点的临近，《基本法》中关于修改特首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相关条文在香港引发分歧和争论，比如说“2007年以后”是否包含2007年。有鉴于此，2004年4月中国全国人大对相关条文进行了释法，指出“2007年以后”包含2007年，并进一步详细规定了修订程序“五部曲”——首先由特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进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再由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经特首同意后，最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备案。

根据《基本法》第74条，人大释法还确认：“修改两个产生办法的法案及其修正案，应由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立法会议员无权提出。”虽然立法会议员无权提出修法议案，但基于《基本法》特区政府对立法会负责的原则，立法会对于特区政府修法有监督权，最终也需要立法会通过。

与此同时，2004年1月特区政府成立政制发展专责小组，就如何修改2007年特首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向社会征询意见，由此拉开了香港第一次政制改革的序幕。经过一年多的咨询，2005年10月最终方案出炉并获得全国人大认可。该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将529名区议员全部纳入2007年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由800人增加到1,600人，立法会议席由60个增加到70个，新增加的10个议席中5个由分区直选产生、5个由区议会选举产生。

将代表香港300余万选民的区议员纳入特首选举委员会，以及立法会增加的10个议席变相由直选产生，无疑是香港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然而这一方案却在立法会以34票赞成23票反对被泛民主派否决。更戏谑的是，泛民主派认为自己阻止了政改方案是他们的一次胜利，“民主派送出的圣诞大礼”，建制派则认为由泛民主派承担阻碍香港民主发展的责任“是最好的结果”。

2007年，特区政府经过数个月的咨询并经中国全国人大批准，提出了香港政制改革路线图。即先实现特首普选再实现立法会普选，2012年不实行特首和立法会普选，2017年特首选举“可以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在特首由普选产生后，立法会议员“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根据这一路线图，2010年特区政府制定了2012年特首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特首选举委员会由800人增加到1,200人，四大组别各增加100人，第四组别增加的100人中75人由民选区议员担任；立法会议席增加到70个，增加的10个议席中，5个由分区直选产生，5个由区议会民选议员互选产生。后特区政府接受泛民主派政党民主党意见，将区议会互选的5个立法会席位，改为由香港300余万非功能组别选民直选。

其间，泛民主派政党公民党、社会民主连线为争取所谓的“真普选”，于2009年策划了“五区总辞”。即在香港岛、九龙东、九龙西、新界东、新界西，每区均有一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辞职，然后在五个议席的补选中，公民党与社会民主连线以争取“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作为选举议题，并以“五区公投、全民起义”作选举口号，以变相推行普选公投。

最终，在建制派政党杯葛补选下，五名辞职的泛民主派议员陈淑庄、梁家杰、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如愿再次当选，但全港仅约58万人参与补选投票，投票率仅17.1%。随后的政改方案表决中，特区政府成功争取到包括民主党在内10位泛民主派议员的支持，使特首及立法会选举改革方案分别以46比13、46比12通过，香港向普选又近了一步。随后的区议会选举中，五区总辞发起者社会民主连线及由社会民主连线主要成员组成的人民力量，共计90人参选仅一人当选，立法会倒是从3席增加到4席。

根据2007年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路线图，2017年将可以进行特首普选，因而早在2013年特区政府就开始就特首普选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并于2014年7月向全国人大提交了报告，正式提出2017年特首选举实行普选。8月31日，全国人大就2017年特首普选及2016年立法会选举办法做出“8·31决定”，确认2017年特首可以普选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并对特首候选人提名等问题做出了规定。

然而，就在特区政府推动政制改革争取2017年特首普选的同时，一场由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人发起的以“公民抗命”方式争取所谓“真普选”的政治风潮正在香港潜滋暗长。2013年1月16日，戴耀廷在香港《信报》“法制人”专栏发表题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号召“以非暴力之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长期占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之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受此影响，“8·31决定”公布后，2014年9月至12月间香港爆发了长达81天的“占领中环”运动，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决定”、“梁振英重新交出反映港人意愿的政改报告”，但被北京拒绝。与此同时，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也多次集体表示将否决“8·31决定”框架下任何政改方案，泛民主派在立法会恰恰拥有阻止政改方案通过的关键少数27席。

最终，包含特首普选的政改方案被28张反对票否决，香港政制民主化遭遇重大挫折。更为严重的是，香港社会被撕裂为亲北京的“蓝丝”与亲泛民主派的“黄丝”，戴耀廷所谓的“违法达义”直接动摇了香港核心价值“法治”，为2019年反修例风波中的“勇武抗争”埋下了伏笔。

“8·31决定”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后，香港政制改革陷入僵局。对于北京而言，香港实行普选并非不能接受，“8·31决定”已经同意特首普选，在此基础上按照《基本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最终达致“双普选”顺理成章，但前提是“爱国爱港者治港”，因而“8·31决定”中对特首候选人提名程序有所规定。香港泛民主派拒绝回应北京“爱国爱港者治港”关切，坚持所谓“真普选”、“双普选”一步到位，并拒绝任何妥协。

2019年，香港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再次爆发街头运动，并最终发展成暴力事件。运动中提出的“五大诉求”之一就是“真双普选”，有延续“占中”运动向特区政府及北京施压的意味。最终，反修例风波以北京强力介入制定《港区国安法》告终。北京一反常态强力介入香港，意味着香港政改的主导权由特区政府转移到北京，正如毛泽东所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北京以《港区国安法》为香港立规矩，在保障“爱国爱港者治港”之下，香港政改将再次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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