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计划都泡汤了”：香港防疫新规引发隔离噩梦（组图）

谭雅·昆茨(Tanja Cunz)在上个月登机飞往香港开始新工作之前，确定自己已满足政府所有的严格入境要求。34岁的昆茨是一名来自瑞士的博物馆策展人，她做了新冠病毒检测，付了在政府指定的酒店进行两周隔离的费用，做好了半个月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的心理准备。

但是，当她的飞机在圣诞节的早晨降落在香港时，从扬声器里传来通知：政府一夜之间将隔离期从两周延长到三周，立即生效。旅客在离开机场前，必须另外预定一周酒店。

昆茨大吃一惊。她不仅要多支付一周的隔离费用，而且还不得不将她的工作开始日期推迟一周，这也意味着损失了工资。

“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昆茨在酒店房间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从那里，她能看到她未来在维多利亚港的办公室。

自从香港政府突然推出为期三周的隔离政策以来，无论是贫是富的旅客，还有酒店和航司，都手忙脚乱地调整计划。在全球旅行已经受到无数种干扰的时候，香港的政策由于时长以及导致了困惑显得尤为突兀。

一些已经预订了两周酒店房间的旅行者说，他们试图延期，但最终只能取消整个预订。还有人试图取消旅行，结果发现他们的酒店预订无法退款。

一些家政工人——大多是低收入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女性，约占香港人口的5%——可能会无限期失业，因为他们的雇主不愿意为21晚的住宿付费。

政府承认了这一政策带来的混乱，上周宣布它“非常关注”酒店哄抬物价的做法。尽管如此，它还是为该政策辩护，认为这是防止病毒高度传染性变体传播的必要措施。香港之所以能够基本避免那种给世界各地带来破坏的大规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其严格的隔离制度。

如今，全球旅行者无论走到哪里都面临着繁杂的规则——政府试图极力阻止病毒新变体的努力使其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大陆要求在政府指定的场所进行两周的隔离，然后再进行数天的居家隔离。然而，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最近将建议的隔离时间从14天减少到10天。

一些科学家质疑香港延长隔离期的做法，因为该病毒的隔离期被普遍认为是14天。研究估计，在新冠病毒患者中，有1％到10％的潜伏期超过14天。香港政府承认此类案件“非常罕有”，但表示采取预防措施是必要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生教授汉娜·克拉珀姆(Hannah Clapham)表示，尽管进行为期三周的检疫“也许会稍微减少输入性感染病例的数量”，但政府应权衡其微小的潜在收益与该政策的高昂代价。

香港大学分子病毒学家金冬雁说，21天的规定“只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过，他也表示：“我认为他们做得太多了。”

不仅昆茨感到措手不及，那些有更多时间重新考虑旅行计划的人，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受雇于爱尔兰物流行业的彼得·林(Peter Lam)决定取消他的返港探亲计划。他负担不起额外的一周。他还担心政府可能会突然要求隔离一个月，占据他计划行程的所有时间。

但当他联系酒店时，酒店告诉他预订不能退款。33岁的彼得·林向香港消费者委员会、香港旅游发展局和他的信用卡公司投诉。他说，三天后，酒店说会给他提供退款的特殊待遇。

其他人则遇到了相反的问题。咨询师埃德温·埃德温(Edwin Edwin)在荷兰探亲后返港，询问他的隔离酒店能否再预订七天。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到第三周时，酒店已经客满，所以他的所有预订都被取消了。

他花了半天时间拼命联系其他酒店。唯一能找到的一家却索要两倍的价钱。

最后，埃德温去了台湾（他也是那里的居民），并按要求在那里隔离两周。最后他将从那里返回香港。来自台湾的入境人员可以居家隔离。

“包括隔离在内，整个行程应该是一个月，”他说。“当然，把这一切加起来，时间会更长。”

还有人别无选择。这项政策对外籍家政工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雇主家里生活工作，从事清洁和照顾孩子等工作。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秘书杰·塞南德(Jec Sernande)说，这些工人本来就面临着低工资和歧视，隔离规定更是加剧了其中一些问题。

塞南德说，一名家政工人被雇主要求今年不要返回菲律宾，以避免回国后支付隔离费。（上个月，政府开始要求雇主支付家政工人的隔离费用。）还有一些人被困在菲律宾，没有工资，因为雇主将他们的合同开始日期推迟到香港检疫要求放宽后。

“她在菲律宾没有工作，”塞南德提到其中一名工人时说。“她只能等待。”

即使对酒店业来说，这项政策也带来了令人头疼的问题。自圣诞节以来，香港机场的入境人数从去年11月的平均每天1300人锐减至每天几百人。代表旅游业的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许多酒店的入住率在30%至40%之间浮动。

姚思荣说，政府指定的36家隔离酒店中，有一些已经询问过退出该计划的问题。隔离酒店不能接待其他客人，比如长期居住者或想在本土度假的香港人。

姚思荣说，较便宜的酒店很快就客满了，但每晚收费65美元或更高的酒店却举步维艰。政府已经承诺，如果酒店入住率达不到50%，将给予补贴。姚思荣说，这可能适用于大多数价格高于65美元这一门槛的酒店。

不过，尽管有抱怨，但实际上还没有酒店真的退出这个项目，姚思荣说。

“收入来讲，不做这个也不行，”他说。

38岁的香港居民邓卢恩（音）很清楚香港政策的独特性。邓卢恩在物流行业工作，即使在大流行期间也需要出差。他已经被隔离三次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没能像他上个月从伦敦回来后那样挤进一家经济型酒店，并且在那里多住上一周。在他可承受价格范围内的酒店都没有空房。无奈之下，邓卢恩设置了每小时一次的提醒，给政府热线打电话，最后一位官员告诉他，他可以在一个郊野公园附近改建为隔离中心的娱乐设施完成隔离。

“我经常出差。我了解不同国家是如何处理这些规定的，”邓卢恩说。“全都跟香港不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