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国的民主为何总是缺乏可持续性？（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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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缅甸发生政变，由民主政体退回威权政体。缅甸军方宣布拘留昂山素季，将权力转移至军方，并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

其实，在“威权政体进化为民主政体，再由民主政体退回威权政体”这个路径上，缅甸并不“孤单”，非洲许多国家也是这样。譬如，1961-1962年，塞拉利昂实现民主，但1967年重归非民主国家，1996年重新实现民主，但次年又重归为非民主国家。中非共和国1993年实现民主，2001年退出民主国家之列，到2005年又加入，但2008年再次退出。利比里亚1997年实现民主，2001年重归非民主国家，2005年再度回归民主。布隆迪2005年实现民主，但2010年重归非民主国家。这些国家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同属于世界银行所归类的“低收入国家”，即穷国。

那么，像缅甸这样的穷国，其民主为何不具有可持续性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亨廷顿曾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波》里做过回答。他说：“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引自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0页。）事实上，就这一问题，学界已做过广泛的讨论。马克斯•韦伯就曾表达过近似观点。他说，轮廓清楚的现代民主只可能出现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为验证这一假说，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使用了各种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数，如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与教育普及程度，并计算出当时欧洲大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讲英语的非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拉丁美洲有一定程度民主的国家的平均值。

根据这些广泛的信息资料所做的全面统计检验对比，结果显示：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其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程度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数就越高。反之，民主程度越低的国家，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程度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越低。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李普塞特指出，以财富、工业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为指标的经济发展程度，形成了一个与民主相关联的主要因素。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人民的政治参与度。

李普塞特观察的是1945-1955年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那么他的观点在以后的时间维度里，是否依然站得住脚呢？博伦（Kenneth A. Bollen）和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于1985年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回答。在一项针对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中，他们也发现：“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这篇题为《20世纪60年代政治民主的经济与非经济决定因素》的论文里，他们进一步指出“人均国民收入（GNI）也是一个主要的解释性变项”。

他们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得到了亨廷顿的继承和响应。在他们的基础上，亨廷顿将一国经济程度的指标，从李普塞特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项指标简化为人均国民收入（GNI）一项。在他看来，与人均国民收入（GNI）高低相对应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以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对各国加以分类，先后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进行考察。他发现，20世纪80年代符合“高收入国”条件的国家比20世纪70年代有所增长，由23国增长为24国。其中除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属于非民主国家外，其他国家均属于民主国家。也就是说，民主国在该经济发展层次国家中的占比高达83%。而另一个极端，即那些符合“贫穷国”标准的国家，则多达42个，其中只有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过相对广泛的民主经历，其他的均属于非民主国家。此外，在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也只有23个国家属于民主国家，5个可归入从非民主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其余的25个仍然处于非民主状态。

基于上述研究，亨廷顿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该国的民主程度相应地越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该国的民主程度相应地也越高。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贫穷国家就不能搞民主，而是说在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是不稳健、不牢固的。哈佛大学的巴罗（Robert J. Barro）基于1960年以来近140个国家跨度为30年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点。这项研究的统计结果显示，世界民主指标的平均值在1960年最高，达0.66。随后一路下滑，到1975年下降到0.44这一低点。其后，民主趋势又逐年上升，到1994年，回升至0.58。这段时间里世界民主的整体趋势，可参见下图：

虽然自1960年以来，非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民主，也出现了大幅下滑。从该地区民主指标的平均值来看，1960年该数值为0.68，到1975年仅为0.55。但很快就触底反弹，到1990年不仅回升至1960年的0.68，还创了新高，达0.69。而同期的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民主，也于1960达到顶点，这段时期该地区民主指标的平均值为0.58。但随后一路下滑，到1977年，该数值跌到0.19。后一直在0.2-0.25之间徘徊，直到1989年以0.18见底企稳并逐步回升。到1994年，该数值亦只回升到0.38而已。两个地区具体的民主走势可详见如下二图：

那么，1960年后为什么世界民主水平会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至少是1975年之后的回升之势，为什么如此之弱？巴罗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撒哈拉非洲国家民主的倒退（亨廷顿则习惯于用威权主义的回潮来形容这种现象）。那么非洲的民主为何倒退呢？博伦的解释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许多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而走向独立，并在独立之初，受过去殖民力量，或者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影响，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形式，纷纷建立民主制度。但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些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上的大部分民主国家，都逐渐演变成了一党独裁制度（即亨廷顿所指的威权的回潮）。

亚洲的情况或许好一些，但其结果同样让人失望。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裴文睿（Randall Reerenboom）的观察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试图在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的时期就实施民主化的国家通常都失败了，很多都恢复到了独裁体制。他列举了建国初的印度尼西亚、经济腾飞前的韩国以及泰国作为例证。

也正是基于此，巴罗认为：“民主和繁荣指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成为一条确凿的经验规律了。”这种规律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主程度也会更高；如果民主程度高于经济发展水平，那么最后可能的结果就是，如20世纪50年代的亚洲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南撒哈拉非洲国家一样，在没有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础的支持下，出现威权主义的回潮。

注：文中三张图表来源为，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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