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重整同盟反制中俄 拜登当局的底气与盲区（组图）

近日举行的首届线上慕安会成为拜登（Joe Biden）当局履新以来重整跨大西洋盟友体系的首秀，期间，这位白宫新主展现出了对华府重整宏图的十足自信，并底气十足地发表了如下豪言壮语。

乍看之下，这段“复盟宣言”似乎显得掷地有声，欧美双方看起来确实在核心价值观与战略利益方面有不少重合之处：于内，双方高举自由主义民主大旗毫不动摇；于外，双方在维系自由国际秩序方面有着无需言说的默契。

然而，如果细究跨大西洋联盟形成与运作的内在机制与历史轨迹的话，以拜登为代表，志在重整该体系的华府建制派精英却存在着半无心半有意的认知盲区。

这一认知盲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联盟形成基础过度浮于表面的认知，其二是对当前联盟重整困境基于某种意识形态执念而不愿直面根本问题的矛盾态度。

就前者来说，以拜登为代表的华府建制派精英一致先验地认为大西洋联盟的基础牢不可破，而鲜有人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过深入探讨。

一个“冷血无情”的事实是，如果从地缘利益的角度出发，跨大西洋联盟断然不应成为华府的优先战略选项。相反，作为离岸霸权的美国应该与毗邻欧洲的域外强权联手遏制欧洲崛起的任何可能。

事实上，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之争，在外交上奉行地缘实用主义的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当局曾经一度试图如此行事。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Joseph Stalin）之间已就此达成密约：在会后诞生的雅尔塔协定中，彼时百废待兴的欧洲被划定为美苏两大洲际强权的跑马场。

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的冷战铁幕，很大程度上挽救了欧洲彻底沦为霸权附庸的命运：华府以近乎大包大揽的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计划全力扶持欧洲经济复兴和政治重建，并通过防务安全领域的北约组织以及经贸领域的关贸总协定两大支柱逐步构建起了日后为华府建制派精英习以为常的跨大西洋联盟体系。

正是在上述政治经济领域全面交融的前提下，大西洋两岸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才逐渐出现了“相通之势”。换言之，现在被多数欧美主流精英挂在嘴边,并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并非长期根植于大西洋两岸——尤其是西欧地区的“本土理念”。

在冷战铁幕开启之前，这套源自英美盎撒精英层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大陆鲜有附和者。无论是法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抑或是德国的强人威权传统都与之格格不入。只是出于应对彼时苏联“赤色洪流”威胁的迫切需求，华府才有机会将自由主义民主理念半强迫半自愿地植入自己的西欧盟友之中。

从上述历史轨迹中不难看出，苏联威胁是维系跨大西洋联盟体系的最坚实基础。为了应对“红色幽灵”，西欧只能选择暂时屈就于华府的“意识形态同化”大棒之下。然而，当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上述维系盟友体系的压舱石已出现了根本性动摇。

如今的“偏科巨人”俄罗斯更是难以在欧洲盟友中激起华府期待中的“同仇对俄”的氛围，事实上，除了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这样的“具有深厚仇俄情结”的成员以外，华府很难在其他欧洲盟友中找到愿意为其“反俄大计”冲锋陷阵的“勇士”。

总而言之，拜登试图重整跨大西洋盟友体系是华府重塑对外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从其复盟宣言中暴露出的认知盲区来看，前景依然难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