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能否在澳洲踏上复苏之路？且看业内大咖如何说

( 图片来源：《澳华财经在线》)

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3月12日讯 《澳大利亚人》3月10日的消息，悉尼知名地产开发商Medich家族将毗邻西悉尼机场的一块344公顷的土地卖给了一家鲜为人知的基金管理公司，交易价格近5亿澳元。

据报道，这家带有神秘色彩的基金公司Roberts Jones Funds Management与一新西兰知名地产商同名，却与后者毫无关联。

《澳大利亚人》在这篇报道中说，早在2017年Medich家族就试图将这幅土地出售给中国房地产亿万富翁沈玉兴（又名沈天晴）有关的公司，但后来这一交易没有达成。

土地的新东家Roberts Jones发言人表示，该集团是 “一家本地公司”，是“一个由大型金融机构组成的财团，这个财团通过债务融资帮助了这一里程碑式的收购”。

然而这篇报道也提到，Roberts Jones的主要高管此前曾在博源控股（Boyuan Holdings，ASX:BHL）工作。而博源控股正是沈玉兴控制的“佳源系”中的十几家上市公司之一。

这位发言人还说，Roberts Jones正在考虑让博源控股参与管理该项目，并将博源控股称为“我们有一定了解的主要投资者”和“本地交付团队”。

博源控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沈玉兴与购买这幅土地的Roberts Jones无关。

《澳大利亚人》报道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消息人士称，该交易目前由一个财团支持，尚不清楚（该交易）是否需要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从这笔交易的“低调”和相关的声明，不难看出，中资在澳投资仍然是一个微妙的话题。在澳洲经济从疫情中复苏的当下，来自中国的投资也能随之“复苏”吗？

“有点陷入僵局”

去年3月底，澳财长乔什·弗里登伯格将重大外资收购案的审查门槛从12亿澳元下调至零，确保在联邦政府进行审查后，可以阻止某些外资收购。

不久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又引入新的国家安全测试办法，规定财长有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任何外国人士发起的投资施加限制条件或否决，当出现国家安全风险时，财长可对任何早前在外国并购法案（FATA）框架下获批、已实现的投资施加限制条件，更改现有条件，或者，作为最终手段，要求投资者从中撤出。

与监管收紧相对应的是中资对澳投资的大幅下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对澳投资数据库显示，2020年中国对澳投资仅有20笔，投资总额骤降至10亿澳元的历史新低，比前一年下降了61%。在这10亿澳元中，86%来自中国公司的澳洲子公司，而不是直接来自海外公司。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职责是，就外国投资者在澳投资向财长弗莱登伯格提供建议。

对于试图将中国数十亿澳元的投资引入澳大利亚的律师和投行来说，FIRB已经成为一个“拦路虎”。

而那些警惕地盯着电力和港口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上的中国投资的议员来说，仍在不断批评FIRB无所作为，放行了一些不应通过的交易。

《澳洲金融评论》今年1月曾报道，联邦政府否决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对Probuild公司的竞购，Probuild公司是澳大利亚少数几家有能力建设国家最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筑公司之一。同月，联邦政府悄然拒绝了一家中国电力巨头参建新州一座投资3亿澳元的新天然气发电厂。

去年8月，中国蒙牛乳业收购日本麒麟控股澳洲子公司雄狮乳品饮料公司的交易终止，麒麟控股发表声明称，因不大可能获得FIRB的批准。

中国大使馆指责澳大利亚政府歧视和 “利用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止中国投资”。

据《卫报》今年2月份的报道，一位市场消息人士称，大约在过去的18个月里，来自中国的投资申请被列入一个单独类别，由两位财政部官员负责审核。

而另一位消息人士说，情况并非如此，但中国的投资申请还是被“区别对待”了。

也有观察人士认为，真正的变化发生在David Irvine在2017年成为FIRB主席之后，从那时候开始，国家安全就成了FIRB审查外国投资的重点。

一位向FIRB提交投资申请的律师抱怨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要想获得中国投资的批准非常困难。另一位参与过投资申请的人士则说，“目前有点陷入僵局”。

随着政府收紧规则，FIRB批准的外国投资数量暴跌，从2016年的41,000多笔下降到2019年的8610笔。FIRB尚未公布公布2020年的数据。

前任Ashurst澳大利亚中国事务部主管合伙人、现任驻北京首席代表杨端观察到，暂时搁置和延后的中国收购交易居多，交易完全放弃和取消的情况较少。详见本网明日报道《并购律师杨端：中澳关系复轨 双向投资并购有望回升》

一些中国投资项目在经过了一年多的等待之后，终于等到了好消息。杨端透露，截至三月份已有数项申请获批，仍在排队等候审批的申请也明显加快了节奏，预计也会很快获批。

财长弗莱登伯格曾这样回应媒体：“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框架在保持澳洲吸引外资，维护公众对我们投资框架完整性的信心，以及保护澳洲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取得了平衡。”

弗莱登伯格的办公室还指出，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David Irvine表示，澳大利亚执行着一个“公开、透明和非歧视性”的外国投资审查制度，“澳大利亚经济中没有哪个行业禁止外国投资，也没有哪个行业禁止某个国家的投资”。

“非常状态”能否持续

专门从事农业企业和食品投资的Clayton Utz律师事务所合伙人Andrew Hay看到，外国投资交易在澳洲仍在进行，尤其是那些“对澳大利亚经济或就业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尽管如此，Hay表示，FIRB加强审查已经抑制了一些潜在买家的兴趣，同时他注意到来自中国的投资多年来一直在减少。他预计这一趋势仍会持续。

财长弗莱登伯格今年还需要裁定中投公司是否可以与私募基金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Australia联手收购壳牌昆士兰柯蒂斯液化天然气（QCLNG）出口项目26.25%的股份，交易价值25亿美元。

《澳洲金融评论》称，澳洲政府对于中国投资参与澳洲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审批更为谨慎。

罗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中国问题专家Richard McGregor总结道，政府的明确信息是希望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限制在“交易性”贸易上。

他说：“（这种做法的）危险之一是，如果你限制投资，你就会失去未来的双边贸易增长。”

“打破僵局”自然是一些市场人士的愿望，他们呼吁回到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的状态。并且寄希望于乔ˑ拜登的当选将使中澳关系“受益”。

在一位曾参与过价值数十亿澳元投资交易的人士看来，目前的情况是不可持续的。

他说：“投资银行家、律师、游说者都需要工作。在某个时候，人们将不得不问：这一切何时才能停止？”

杨端相信，最坏时期已过去。在今年一月份之后，中美紧张关系略微缓和。“我们也明显感受到了澳财政部及FIRB对中资申请的处理陆续回到正常轨道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