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为何延续特朗普对中国跨国公司的限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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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希望限制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减少美国资本对中国工业4.0（尤其是“军民两用技术”产业）的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其主要工作在于修正特朗普时期的一系列激进政策，积极实行国内经济改革和复兴计划，推动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自拜登上任以来，中美关系长期处于“不冷不热”的境地。在中美经贸关系这一重要双边领域，迟迟不见拜登的行动。无论是在处理高额关税还是协调直接投资，亦或是双边规范建设方面，都显示出一定的“静止”。拜登竞选胜利后，中国曾对美国新政府改善中美关系有一定期待，而中美在改善经贸关系方面的相对停滞，使得双方的企业与社会力量都表现出一定的焦虑。

6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了首次视讯会议，讨论了拜登政府计划支持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复苏，以及双方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性。然而，在中国跨国公司对美融资领域，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限制政策。近期拜登签署了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59家企业，包括一些著名的中国企业，如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美国情报机构称这些企业对中国军方至关重要。这项禁令将于8月2日生效。但投资者可以在此后12个月内进行交易以出售他们持有的证券。虽然规定没有要求美国人必须出售这些证券，但他们在一年期限后将无法出售，除非获得财政部（监管部门）的特殊许可。这其实是变相强迫拥有中国跨国公司股权或期权的人必须尽早兑换，以防止资金“沉没”。

此前，特朗普亦曾规模性地批量制裁中国企业，尤其针对所谓中国“涉军企业”，特朗普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打压行为，包括限制在美国股市融资和上市、市场准入限制等。然而这并未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持续的收购。在拜登执政后的较短时期内，中国在美上市公司数量呈现规模性攀升的迹象。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在2016年达到了超过400亿美元的峰值，之后持续走低。特朗普执政后，积极打击并限制中国跨国公司，推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改革，推动国会立法（如《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的升级。特朗普对中兴、华为、字节跳动、昆仑万维的打击、压制以及美国情报机构长期丑化中国跨国公司，使美国政治精英与社会力量对中国的投资怀有恶意甚至偏见，尤其是针对中国对“军民两用技术”产业的投资。

尽管拜登对中美经贸发展政策走向的长期态度暧昧，但各种信号已经暗示中美经济关系将进展艰难。6月初，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一份题为《未完成的工作：出口管制和外国投资改革》的问题简报中称，美国商务部在制定一份“敏感技术清单”方面动作迟缓，这些技术在出口到中国之前应当受到仔细审查。而在5月，德克萨斯州议员通过立法力图阻止一家中国公司在当地修建风电场，以防止中国“威胁”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共和党籍参议员唐娜•坎贝尔提出了“孤星基础设施保护法案”。该法案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公司涉足德州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不允许这些外国公司投资或参与建造德州的关键基础设施。此外，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犹他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姆尼等重量级议员对中国对美投资长期加以指责、批评，引发了美国国内“反对中国投资”的舆论。这是美国政府与议会对“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的坚持，旨在降低中国成为美国竞争对手的能力，对中国可能通过直接投资获取先进“军民两用技术”的渠道实施 “预阻”。

特朗普为限制中国公司投资涉入“军民两用技术”，实施了包括抓捕中国公司负责人，以行政手段强迫交易、市场排挤、舆论丑化、诉讼威胁、天价罚款等诸多手段。但这些措施始终无法隔断中美直接投资的双向流动，也无法阻止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向高科技领域和新型商业模式升级的趋势。拜登在就任后第一个涉及中国跨国公司的行政命令就指向限制中国涉及“军民两用”技术的企业在美国的融资渠道，这一点完全继承了特朗普对中国“军民两用技术”企业的融资限制政策。

拜登此举包含三个目的：其一，限制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减少美国资本对中国工业4.0（尤其是“军民两用技术”产业）的支持。其二，斩断中国军工企业向外部融资的渠道，防止中国形成任何与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相媲美的跨国军工企业。在全球化时代下，一国要塑造全球性的军工体系，必需要有跨国金融支持，实现军事装备工业的全球招标与贸易，这里较难绕开美元支付体系和融资体系。限制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军工企业的融资有助于塑造新的“政治正确”，在盟友中树立排斥中国跨国企业的新“标杆”。其三，避免出现中国在军工领域赶超美国军事工业体系的一切可能。

本周拜登将在他的首次欧陆出访中寻求团结欧洲伙伴和其他美国盟友，共同对抗他所认为的中国兴起带来的威胁。事实上，美国外交依然注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传统的以“武力”为核心的竞争路径在中美两大国的关系中依然有明显的反映。这从侧面体现了美国政治精英业已认识到，中美在产业、金融方面存在紧密联系。但是，完全以行政手段去切割市场，往往会适得其反。中美两国政府已经开启了新的经济对话，规范和信任有望重建，“和气生财”，限制政策可能最终将损害美国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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