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小哥买38㎡房子，拾荒为生：我获得另一种自由（组图）

80后的王子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在7平米的胡同大院里长大。

从2004年清华大学毕业至今，他已有17年没工作，

尝试另一种低成本的生活：

不贷款、不网购、不点外卖、不网约车，

偶尔靠卖画维生，

在街头拾荒中，获得一种自由。

——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边缘人，他心知肚明，

但丝毫不后悔。

2008年，他在北京次渠

申请了一套38m²的经济适用房，

10年后交房，倾尽所有买下，

用一万块钱，亲自上阵装修，

房子看起来通透、清简，没人相信只有38m²。

立夏那天，

一条来到王子白在六环的家，

和他聊了聊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撰文 陈沁 责编 陈子文

近6环，亦庄和通州交界的地方，脚手架与高楼错落成片。日头照得人昏昏欲睡，街边几乎见不到人，我们穿过蓝色隔板间隔开的施工工地，驶进一个小区。

“房子是一座监狱”，但人总得有个家。2008年，王子白申请了一套38m²的经济适用房，2018年底才拿到手。二楼顶头的一间，已经是整个小区最大的户型。其他“监狱”，只十几平米。楼道昏暗逼仄，穿过两扇咯吱作响的推拉门，才走近他的家。

家门上边，挂着“老中医王栋”的牌匾——王子白一贯的戏谑风格，却又满含命运的巧合与无常。

小时候他住在北京胡同，老中医王栋就住对面。后来，王栋死了，王子白成了一个北京病人，“没人给我看病了”。某天夜里，王子白把这个牌匾“偷”了过来，将它挂在房门上。他们都姓王，“栋”本身就是房子的意思。他喜欢这种巧合，以及这种巧合背后，一种命运的错位感。

王子白极瘦，身体平的像一块铁板。今年38岁了，仍似一个小男孩。那副白色的镜框，戴了十几年了。眼睛里始终有神采，不停观察着身边的人与世界。

200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只做过几个月房产销售，此后再未工作过。10多年来，靠卖画维生，但已经好些年不卖画了，也不舍得卖。

十几年前，他被确诊AIDS。现在，病毒已经侵入眼球，干很少的活儿，常常眼前一黑，便瘫软在地。死亡像深渊里的马车，随时都可能朝他驶来。

在他眼里，自己就是一个“庶民”，只能做最草根的事情。

王子白拾荒已经20多年了，在街边，看到瓶子就想捡起来，“拾荒是一件特别自由的事儿”，没有任何成本。

忽然，他在街边捡起一支被人遗弃的玫瑰，闻嗅一路。在6年前的一篇专访里，他曾说，“被遗弃的东西本身就有一种悲情”。或许，这是他痴迷于拾荒的原因。

生活在38m²的经济适用房

王子白一辈子没怎么睡过正经的床。

他在北京胡同里长大，一家三口蜷缩在7平米的空间里过日子。夜里，父母搭一个板儿，把单人床接成双人床，三个人挤在一起睡觉。白日，再把木板儿收起来，不然根本无处下脚。“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树从床里头长出来。”

这套38m²的经济适用房，他等了10多年才盖好，40万左右的价格，一万块的装修费用，家具都是些“破烂”。

工人来，只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儿，砸墙、走线路，其余装修都靠王子白自己完成。白天干活时，就听听《红楼梦》，最喜欢的角色是早亡的秦钟。他性子慢，也不着急，刷墙、装灯、铺瓷砖，一点一点完成，像谈一场漫长的恋爱，一种“精疲力尽的快乐”。

1997年，下岗潮。王子白的父母从此没了工作，母亲去做清洁工，父亲则去捡废品。耳濡目染，他看到大街上的废品，都会捡回家交给父母变卖。

这个习惯持续了20多年。拾荒带来一种自由，不在世界的秩序范围之内：不用与人社交，不必面临妥协。夜风吹拂在脸上，你只是捡拾起被人遗弃的东西，就能生活下去。当然，这是一种需要降低物欲的生活。

他用经年累月收集的废品，装修他38m²的家。

一间卧室的门，是他当年住胡同时自家厨房的门，上面布满油烟渍，他拿过来做成推拉门，仍旧嫌小，又在门周围拼了一圈木条，涂上绿色再做旧了，装上去时，还是窄了，只能在门框那里，再垒一摞书。

0.8m²的阳台，放着一把绿条纹的旧躺椅。拆迁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拿着这把躺椅，向收废品的人蹒跚走去，只卖2块钱，被他立即截了下来，他拿着躺椅就跑，如获至宝。

童年，每逢入夏，胡同里的孩子们都拿着一款类似的躺椅，在胡同口躺成一排。最大的孩子20岁，最小的4岁，大家几乎一丝不挂。晚风徐来，一具一具肉身昏昏睡去，就像躺在大型洗浴中心，他怀念那个时代和一去不返的童年。

折叠桌上，摆着粉红色和乳白色的废弃信报箱。都是手工做的，留有人的余温。旧时光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信报箱，订牛奶、订报纸，每天早上按时打开，像赴一场约会。

沙发都是废品站捡的。一个放在饭厅的皮箱，是上几辈人留下来的旧物。圆形的时钟，不知挂在何处，就做成桌面，放在一间卧室里。

他喜欢宫崎骏的电影，那种纯粹的东西。《千与千寻》中，千寻到了汤婆婆那里，被抹去了姓名。从此只知日复一日卖苦力，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王子白始终希望把记忆留住。

时间，永不重来

大学时代，王子白就“走上了邪路”。

他沉迷于拍摄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用快门记录千禧年初的北京胡同巷陌：倾塌的平房，普通人困窘的生活，和荒芜颓败的家园。

大学毕业后，他的两个好哥们儿，在798租下一个小房子，打算办个小画廊，代理王子白的作品。原先，那还是一片芦苇与杂草丛生的荒地，他们一砖一砖亲手把画廊盖起来，建造理想中的乌托邦。

开张的第一天，一个法国雕塑家到访，他看到王子白的摄影，爱不释手，提出用100美元，买王子白的一张照片。几人拿着钱就去下馆子，展望着光明的前路。

王子白意识到，或许他可以做艺术。画画、摄影、装置，20年一晃眼就过去了，始终没有回头，也始终很边缘。

《如果还有时间》，可能是他最让人动容的一件装置作品：几十个逆行废弃钟表。

2017年，王子白的好友摄影师任航跳楼自杀。这组装置的第一个钟表，是任航的遗物。后来，他陆陆续续从废品站和旧货市场捡了几十个钟表，改变机芯的结构，让它们都逆时针旋转。

他始终梦想有一天，能让时间倒流——包括他自己和任航，都可以有机会重新选择生活。

这组钟表，现在放在他父母甜水园的家中。我们拍摄那天，日光很好，王子白提议将这些钟表摆到室外。他一个一个将钟表搬到天台，小心翼翼地擦拭掉薄薄的灰尘，再逐一给它们上电池。

很快，几十个钟表充盈着我们的视野。时间，令人目眩神迷的时间，张开血盆大口的时间，只能期望倒流、却永不重来的时间，在“废弃物”中纷纷逆时针旋转起来。

王子白的架上作品，有种诙谐的趣味。

一天，他走在四环一座立交桥上，看见桥底川流不息的车堵成一片，远处是高楼大厦，人都生活在一格一格的窗户里面，像被囚禁住。他就把人，置换成一些可爱的小动物。

房与车，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些物质上的基石，在他眼里，都需要用自由的生活方式去交换。他虽然尝试过一种自由的生活，但也承认自己摆脱不了对房子的需求——一个供人休憩的场所，一个在“触风雨、犯寒暑、穿过风刀霜剑”的拾荒生活后，独处的小空间。

但人对物质的需求总是无止尽的。他能做的，是放低一点。如果可以，再放低一点。

6年前，艺术家向京邀请王子白做了一场对谈。她这样描述王子白：“他是我欣赏的那种心灵澄澈的人，同时有着城市平民的狡黠。”

在那场对话中，王子白告诉向京，他不想成为一个和周围趋同的人，也不想成为自己不喜欢的人。他的确害怕活成一个“成年人”，肩负起世俗和社会所期望的责任，于是“反复逃避现实”，把自己装成一个孩子。

艺术，在他眼里近乎于一个宗教，在信仰普遍崩塌的时代，他在艺术的神殿里，用一种有限的方式，来保存自己的“天真”。

王子白花在创作上的时间，却并不多。在38m²的经济适用房里，他经常睡到下午才开始画画。剩余的时间，他用来缓慢地生活。

“我的勇气来自于我一无所有”

他几乎不网购，上一次在网上买东西，是两年前为装修房子买的物料，电锤、切割机、腻子粉、多层板、乳胶漆……之后就再也没网购过了。

对吃什么，他没有要求。自己擀皮、和馅，一顿饺子，10个就心满意足。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让别人把食物打包送到家里来，所以也从没点过外卖，更愿意花两个小时去一个餐馆吃饭。

途中，看到街边的一片树叶落下来，或者一只七星瓢虫在肩头爬过，“都像一次艳遇”。

身上穿的衣服，是死去的恋人留下来的。“虽然天人两隔，但所有留下的衣服，我还要再穿起来。让它有一个温度和气息，可以延续下去。”

这种低成本的生活，已经持续20多年了，他觉得自己的断舍离，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更多的是人际关系。

但他骨子里，是个多情浪漫的人。

时至今日，每次去外地，到了火车站或者机场，他都会忍不住痛哭流涕。我们问他，每一次都哭吗？他说，每一次。因为他意识到，每一次的旅程，都必然是一个孤独的旅程、一场流放。

王子白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边缘人，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没有丝毫后悔过。他的勇气来源于他一无所有，他又补充道，“我没有什么东西，因为你一旦拥有的东西多了，就是一种负担。”

但他身上又有一种极度的复杂性。如果生活的形态就是如此，为何期望时间倒流，为何期望重新来过？

后来，他把这种重新来过的可能性，指向了身体的疾病——确诊AIDS已经十几年了，他“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

留给王子白的时间不多了。

对于未来，他没有什么计划。对于世界，他也没有什么期许。

在38m²的经济适用房里，第二天能够醒来，看到太阳照常升起。还能坐在北京的树荫下，看到明净的云空，闻见槐花的香味，对他来说，就可以了。

不出门的时光，就窝在房子里画画，消磨消磨时间。他只希望，保住现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