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还是对话？美国当前对华政策与共识究竟为何？（图）

即将卸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其告别信中说，美中关系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历史选择。”拜登政府推动美中高层对话的最新举动是否意味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将出现变化？

美中恢复高层接触？

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Bonnie Glaser)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拜登政府巩固了与印太和欧洲的盟友的关系后，接下来会把焦点转向中国。

她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顺序问题，美国首先与我们的盟友接触。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的QUAD（四方安全对话）上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最近拜登总统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接触。在加强跨大西洋联盟并将我们的努力更多地集中在中国之后，我认为（美国）将与中国接触。”但葛莱仪也强调，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只是拜登政府整体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拜登政府对华策略的改变。“我认为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计划，正如我所说的，首先是与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伙伴接触，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进行评估，并由此制定一个战略。我认为该计划一直是与中国进行对话，并在我们利益重叠的有限领域进行一些合作，但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已经到位了。”她说。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Ali Wyne)表示，尽管美国政界对中国给美国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已形成高度共识，但在具体的对华策略上仍有分歧。美国需要在与中国的竞争、合作和对抗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国正在对其关于中国的思维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调整，但我认为，正如所有的重新调整一样，它们需要时间来巩固，它们会经历曲折和变化。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种重新调整的开始阶段。我认为，美国正在试图弄清楚在竞争、对抗与合作之间的恰当平衡是什么样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共识？

美国国内包括政界、知识界和公共舆论在中国的立场上，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即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威权主义模式正在给美国构成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和威胁。

曾两度参选美国总统的资深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近在美国知名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不要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而应专注于自身。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20年里，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0年里，从过于乐观的一个极端转向过于鹰派的另一个极端，而这种快速形成的共识，即将美中关系视为一场“零和的经济和军事斗争”是“令人不安和危险的”。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曾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何瑞恩(Ryan Hass)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确实同意（对华政策的）钟摆曾摆得很远。而我不认为它现在已经回到了它自然的位置上，所以我预计钟摆还会在某个时候向中心回摆。

何瑞恩是《更加强大：在相互竞争的时代调整美国的中国战略》(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一书的作者。他认为，美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和优势仍能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占据上风，包括美国有友好的邻国，相对良好的人口结构，世界上最广泛的联盟网络，创新文化，高效的资本市场，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弹性和适应性强的政治机构。他表示，中国不具备上述有任何一点优势。

“我们应该专注于培养我们自己的优势，如果我们这样做，我认为我们会没有问题。”他说，“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以证明哪种社会经济和治理模式最能释放其人民的才能并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美国越能证明它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我们的地位就越强，因为威望最终将来自于表现。而表现最好的体制将是处于更强地位的体制。”

沿着特朗普的对华路线走下去？

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葛莱仪则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不是变得太快，而是太慢。她也认为，美国应制定更为有效的战略。

她说：“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太过于渐进的变化。而且确实早该如此，因为来自中国的一些挑战真正开始于10多年前。而中国对其邻国的强硬姿态肯定是在十多年前开始的。而我们只是看到了这种加速。我认为美国的反应实际上是太慢了，而且不够充分。因此，我认为现在是美国制定一个更有效的战略来影响中国政策和中国行为的正确时机，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并说服中国，它走错了路，它所追求的政策不符合它的利益。”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最终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的冷暖将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所作所为。

“要不要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这不是美国决定的，”他说，“关键在于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中国政府还是采取目前对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进行严厉的打压，那你跟他再讲和平，中国政府也不会改变这些做法。我们跟中国政府讲贸易要均等，要停止对美国大面积的工业和军事技术的盗窃，讲了几十年，费了多少嘴皮，都基于一种幻想，就是我们对他友好，他好像就会改变他的行为。这是不现实的。”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对华政策，在某些领域对抗中国的力度甚至更大。比如，拜登总统6月初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把更多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使禁止美国人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达到59家。在那之后，拜登签署的另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两款应用程序TikTok和WeChat的禁令。但分析指出，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制定更好的应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机制，以便后续出台的禁令能够经受住司法挑战。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明显在延续甚至扩大美台高级别官员的实质性互动。而且，美国将在这个月底启动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TIFA）。在涉及人权的新疆问题上，拜登政府继续称中国政府对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余茂春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给予了肯定。但他表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础上的，其基础是美国上下已经形成的广泛的对中国的共识。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实做的还可以，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给他定了一个调子，我们给他定了一个方向，”他说：“但我们只不过是根据另外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去执行下来，那就是美国人民的意愿。对华政策的基调就是美国的全国上下形成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对中共各种做法的如梦初醒。”

布鲁金斯学会的何瑞恩则认为，尽管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做法，但仍有一些显著的不同。首先是不再有美中全面经济脱钩的讨论。其次是，拜登政府不再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或美中无法共存的问题。相反，他们谈论的是合作竞争或竞争性共存或竞争性相互依存。而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转变。第三，拜登一直把中国说成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第四，这届政府中没有人像上届政府那样试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制造分裂，而在气候、阿富汗伊朗和其他问题上已经恢复了直接外交。

他说，北京方面仍然寄希望于拜登政府会大声地、公开地否定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这是不会发生的。“如果北京的人们错过了正在发生的转变，那么他们就会对美中关系的现状做出错误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