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迎欧洲首个台湾代表处 立陶宛打什么算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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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台湾亲绿媒体《自由时报》独家披露，台湾将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台外交部门事务人吴钊燮亦于当日证实此消息，表示“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即将成立，是继“台湾驻索马里兰共和国代表处”后，全球第二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
台湾将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蔡英文称这是“重要外交突破”，台湾和立陶宛密切展开各面向的合作，双方互相设处，两国的友好关系将更上一层楼。（Facebook＠蔡英文）
如此动作，自非台湾一意孤行可成。早在2021年3月，立陶宛便曾透露，将在2021年底前至台设立经贸办事处，并于6月22日宣布赠台2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如此举措，虽一度遭“应台要求捐赠”的疑云笼罩，进而引爆“政府自导自演”等系列丑闻，却仍被民进党的大内宣剧本吸收，与成立代表处的消息交织共融，将“台立友好”叙事推向全新高潮。
虽说就台立的经贸合作量体观之，成立代表处应是象征意义多过实质进展，却依旧是对“一中原则”的擦边球，自会引发中国关注。7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互设“代表处”。然而回顾过往，这已非立陶宛近期首次杠上北京。
台湾外交部7月20日宣布台湾将以台湾为名，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台湾外交部门事务人吴钊燮表示，这是第一个在欧洲国家，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 （截自YouTube @ 中华民国外交部）
欧洲的贬华先锋
2021年2月9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召开，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等6国，皆未派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别官员与会，彼时便已引发些许争议；3月则传出立陶宛有意退出中国与中东欧“17+1”合作机制的消息，立国即将来台开设贸易代表处的新闻，也由此发酵。
4月22日，立陶宛议会举行“新疆问题听证会”，并于5月20日发表涉疆决议，决议中既敦促联合国调查所谓的“集中营”，更要求欧盟委员会审查与中国的关系，同时呼吁中国撤回港版国安法，可谓同时挑动了新疆与香港两大敏感议题。此项决议虽不具法律约束力，却为西方媒体提供了报道与宣传素材，立陶宛更成为继美英与加拿大后，官方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国家。
台湾外交部门感谢立陶宛援助台湾新冠疫苗。（Facebook＠台湾外交部）
5月22日，立陶宛宣布正式退出“17+1”机制，接着便是诸如“代表处”等一系列台湾牌出场，显然有意加大刺激北京的力道。
要而论之，在经贸层面，立陶宛对中国几乎没有反制话语权，所为也至多是退出自己并未深度参与的“17+1”机制，以及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机场使用中国同方威视生产的行李安检设备；但在政治层面上，立陶宛的行动乘载了某种风向意义，从退出“17+1”会否带动中东欧退群潮，到在台成立“代表处”能否引发骨牌效应，外界难免要度量小国的每一步意味深长，同时预测背后大国的博弈风向。
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Matas Maldeikis）和台湾驻拉脱维亚代表黄钧耀共同录制短片，称台立双方将持续深化关系。影片最后以珍珠奶茶代酒，举杯庆祝台立友好。 （截自facebook @ 驻拉脱维亚代表处）
反共与反俄情结的催化
平心而论，自中国与立陶宛于1991年建交起，如此剑拔弩张还是第一遭。
2017年11月，中立两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18年11月，立陶宛时任总统格里包斯凯特（Dalia Grybauskaitė）专程访华。长年以来，中立虽非各自主要的贸易伙伴，立国却也不至于对中国拒斥嫌恶，之所以在近期剧烈转向，深层的驱动因素，还是对俄罗斯的地缘恐惧，以及对美国承诺的不安全感。
自1944年苏联重新占领波罗的海后，立陶宛便开始了近10年的游击队反抗运动，虽说此举未能推翻苏联统治，也无阻当局持续将政治犯流放至西伯利亚，却有助形塑一代立陶宛人的反苏记忆。
2017年8月11日，时任立陶宛总统格莱布斯卡特（Dalia Grybauskaite，第一排左3）亲自前往该国境内的北约军营视察。（Getty Images）
而在独立后的对外政策中，立陶宛与俄罗斯虽有外交关系，却相当疏远淡漠。2009年格里包斯凯特担任总统时，曾有意加强与俄罗斯的务实交往，甚至于2010年赴赫尔辛基同普京（Vladimir Putin）会晤，却终究没能撑过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冲击，“反俄”由此重回立陶宛的政治正确核心。
2014年5月，格里包斯凯特表示，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已是立陶宛的“生存威胁”；2015年，立陶宛宣布恢复已在2008年终止的征兵制，好抵御“俄罗斯入侵”；2018年6月，格里包斯凯特称，西方只有遭受俄罗斯入侵后，才能真正“苏醒”。如此氛围也影响到民众的投票行为，2020年10月，立陶宛举行议会选举，中右翼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人党主导的执政联盟上台执政，“反共反俄”的对外立场，自会比过往鲜明。
2021年7月6日，因突发难民危机而紧急前往立陶宛调研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右一）在该国总理西蒙特（ Ingrida Simonyte ，右二）陪同下考察立陶宛-白罗斯边境现状。（Getty Images）
中美博弈下的投名状
在此境况下，确保美国的安全承诺，成了立陶宛政治的重中之重。
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时期，美国与西欧在军费、贸易等问题上龃龉不断，外溢的战略红利改由中东欧承接，北约在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的军力部署皆有所提升。然而拜登（Joe Biden）上台后，美国与西欧大国的协调合作再成重点，华盛顿对中东欧的重视度自然下降，不仅未落实特朗普政府对“三海倡议”（TSI）的投资承诺，更在“北溪二号”等关键问题上同中东欧国家唱反调。
2020年白罗斯总统选举引爆示威后，立陶宛民众曾在两国边境筑成35公里人链声援。 （Getty Images）
而在克里米亚入俄、乌克兰东部持续冲突外，中俄的持续交好亦让立陶宛如坐针毡，虽说中国不至对其构成地缘与经济威胁，“共产政权”的既视感却唤起部分立陶宛人的反苏情感，并为有心政客提供了炒作借口。故自2021年起，立陶宛开始了对美国的竭力示好，响应拜登的围堵中国政策，摇身一变成了抗华急先锋。
从退出“17+1”机制、炒作新疆与香港议题，到转打“台湾牌”，立陶宛的转向迅猛而急，为的便是提升自己在美国战略规划中的角色，好换取更多资源挹注。
台湾虽视其为“天外飞来的盟友”，将“代表处”渲染为“外交突破”，但整起事件归根结柢，台湾只是立陶宛的手段、而非目的。而有鉴于其国家量体，上述种种亦无法对中国造成巨大伤害，能否换得美国重视与承诺，仍在华圣顿的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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