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反制美国技术围剿 恰恰在于开放（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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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本来希望代表精英阶层利益的拜登（Joe Biden）政府能够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不过，经验地看，尽管拜登的对华政策的确从特朗普时期的高度非理性转型到了理性，但这个“理性”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或改善，反而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拜登政府对华的技术围剿

如果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对华的“全面封杀”，那么拜登政府所做的便是“精准封杀”。自执政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技术政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把中美关系界定为制度之争——即“美国民主”对“中国专制”，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削弱所谓“中国专制”的经济和技术基础；

第二，高科技领域的精准脱钩，在高端芯片等领域围堵中国，禁止高科技领域的一切形式的交流，包括留学生；

第三，建立各种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对中国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封锁。

究其实质来说，今天美国对华政策的表现较之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对苏政策要更广、更深、更狠。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的这种大趋势很难改变。因为中国的持续崛起，让美国内部遇到严峻的治理危机，美国也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可以威胁到其全球利益的竞争对手。更为严峻的是，美国民主的特征就是内部矛盾的外部化，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中国，从而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美国国内的一些敏感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可以预测，美国对中国各方面的围剿只会深化，而不会有些许放松。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仅导致了中美双边关系的恶化，更在全球范围内促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超级全球化”转向了“有限全球化”。

今天，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各国之间的技术信息流通和交流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各国的开放度也急剧下降。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人类技术的进步就会受阻，人类福利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关键的问题便是如何突破美国的围堵。中国突破美国围堵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中美关系，更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和技术体系的发展。

那么，中国如何做才能有效反制美国的技术围剿呢？一句话，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或者说，开放+创新。

“开放”是科技进步的关键

无论是中国数千年的发展经验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开放”是科技进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说，科技进步的本质就是开放性。

一方面，开放会促进多元性和多样性，而多元性和多样性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可以说，技术的进步在于开放和交流。在开放的状态下，不同的文明、文化和其它种种创新要素才会得到流动和交流，产生人们所说的“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即是创新之源。另一方面，在封闭情况下，即使最先进的技术也会衰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总结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封闭使人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对中国本身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世界历史的总结。

中国历史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来证明，开放导向进步，封闭导向落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国际层面，四大发明在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作用怎么评估都不为过。英国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在《新工具》里就明确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以至于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也指出，“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知道发明是来自中国的”。

后来马克思（Karl Marx）承袭了培根的说法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了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 （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美国学者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序言中首次明确提出“四大发明”的说法，认为“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在欧洲的流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这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的发明，大都源自中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大发明”是欧洲近代化的技术起源，但在“四大发明”在起源地的中国，情况则很不一样了。中西方学术界一个永恒争论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首先发生在西方，或者说近代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而非发生在初看起来各方面条件更为优越和成熟的中国？

且不用说中国拥有包括“四大文明”在内的先进技术（如果人们阅读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不难发现，中国当时先进的技术远不止这些）。至宋朝，中国拥有最先进的商业体系和资本主义因素，明朝郑和“下西洋”不仅展现了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更表明中国所具有的国家能力。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民间海上力量，当时所谓的“倭寇”从表面上看是日本人，但主体实际上是江南的民间海商。也就是说，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中国在当时都拥有着远超任何国家的技术能力。郑和“下西洋”远早于欧洲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更不用说之后的荷兰和英国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早于西欧而发生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呢？尽管人们可以界定出很多的因素或者变量，但明清之后的封闭政策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四大发明”自中国传到欧洲之后，欧洲国家在这些原创技术基础之上大大改进了技术，并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中国因为封闭，技术思想得不到交流，又缺失这些技术的应用场景，反而落后了。当指南针（航海技术）和火药的结合造就了英国强大海军的时候，中国民众把火药用于放鞭炮，把指南针用于看风水。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彻底得到改变。

美国和西方的崛起也是开放（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的产物。蒙古人从欧亚大陆打到欧洲，开通了亚洲和欧洲的交通，促进了两个大陆之间的交流；文艺复兴促成欧洲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来自东方的人文理性都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崛起更是开放的产物。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欧洲移民国家，它靠移民立国，也靠移民得到发展和崛起。人们发现，二战以来大多原创性技术发生在美国，这与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包容万象”很有关联。虽然美国人老是喜欢鼓吹国际层面的“文明冲突”，但是就美国内部发展来说，其本身就获益于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交流与冲撞。道理很简单。如上所述，不同性质文明和文化的交流导向无穷的创造力。

就内部来说，开放也意味着分散化和分权化。在《科学中的革命》一书中，美国科学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科恩（I. Bernard Cohen）把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放在一起来讨论，得出一些非常深刻的结论。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看似毫不相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革命类型。但经验地看，两者又是一起发生的，并互为因果。科技触动社会经济的变迁，导向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又促动科技发展。

历史地看，政治革命对科技的促进作用至少见于两种模式：第一是分权模式——西方国家大都是这种模式，政治革命导向分权，分权导向竞争，竞争有利于科技创新；第二是集权模式，即举国体制，这种方式最典型的是前苏联。

尽管从创新角度来看，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势，但经验表明，集权模式如果过于集权就很难实现可持续。这里可以用苏联的例子来说明，苏联模式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举国体制。在早期，这个模式的确促成苏联在短时期内能够动员庞大的资源，并为国家的科技进步服务，但有两个因素使得集权模式的创新很难实现可持续。

首先，这个模式与开放背道而驰，因为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关起门来”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趋向于同质化——没有思想市场，没有不同的意见，没有不同的思维。一旦同质化，创新就失去了动力。

其次，“关起门来”意味着只有内部市场，没有外部市场；或者说，只有内卷，没有外扩。很显然，技术的投入是大量的，需要从市场收回成本。没有市场，将导致技术投入没有回报，可持续性自然就是一个问题。

美国对华技术围剿不会成功

今天，中美两国的技术竞争——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美国不仅试图在高科技方面与中国脱钩，更设置各种障碍使得两国的技术交流不可能。美国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围剿中国的现代化，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不过，也很显然，美国当局的决策是建立在对中国的非科学的认知之上的。

第一，美国大大低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正如李约瑟博士在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中所表明的，中国早在西方之前就拥有了先进的科技文明，包括上述“四大发明”，只是在明清实行封闭政策之后，中国才走向落后。没有任何道理或者迹象表明，今天的中国在面临美国的围堵时会再次关上大门。

第二，美国污蔑中国“偷窃”技术，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偷窃”美国技术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从美国技术的扩散过程获得利益，但这是互利的，中国也为美国的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实际上，美国一方面通过把大量的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技术出口中国，获得巨额的利益；另一方面实现了国内技术的不断升级。较之中国，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其高科技。美国在放弃了低端技术的同时禁止高科技出口中国，结果自然是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第三，即使美国的围剿能够拖慢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也没有可能中断中国的现代化。美国冷战派企图把中国引向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但美国没有意识到，今天中国实行的是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从事创新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更是民营企业；中国也在努力实现军民融合，从而避免美国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企图。

对中国来说，想有效反制美国的技术围剿，就需要超越传统狭隘的“国家安全观”，通过深化开放政策，甚至实行单边开放政策，克服和超越美国西方反华力量的阻力，继续推进各国之间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在实现可持续技术进步的同时实现共同安全。

如果说中国和美国的全面竞争不可避免，那么两国竞争的核心应该在于竞争谁比谁更加开放，而不是谁比谁更加封闭。可以相信，未来将属于那个更开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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