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情报机构发布疫情溯源报告的信号解读（图）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国际社会复杂的博弈已经明显地渗透到各国政治精英的认知中，对冲突的偏好胜过合作的偏好，大国的分裂只会增加全球抗疫合作的阻力。

8月27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要点，认为目前看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和实验室泄漏的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报告指责中国阻挠国际调查、拒绝共享信息。白宫同日就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发布声明称，中方阻挠溯源工作的国际调查，缺乏透明度，力图纠集有关国家对中方施压 。

完整的报告早在8月24日就已经送交白宫，但美国至今没有公开，只发表了一份不到两页注明“不保密”的概要，阐述了几点具体结论：四家情报机构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最初的人类感染最有可能源于人接触了感染这种病毒或与之相近的始祖病毒的动物。这些机构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为“低度”。一家情报机构认为，第一起人类感染最有可能“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相关事故，包括实验过程、动物搬运、取样等。该机构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为“中度”。概要的最后部分强调中国必须合作，外界才能就新冠病毒起源作可靠评估，同时批评中国不断“阻挠”调查过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表明，情报机构无法就新冠病毒的源头得出一致结论，也无法就新冠病毒是否由实验室泄漏达成共识，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不是一种人工研发的生化武器。这就排除了病毒是某一国家恶意研发并用于军事目的可能。

白宫在8月27日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疫情溯源的关键讯息在中国手中，但从疫情之初，中国政府就“阻扰”国际调查人员与全球公卫成员获取这些讯息。时至今日，即使确诊人数持续上升，中国仍“拒绝”外界呼吁的“公开透明”，而且“隐瞒讯息”。中国驻美大使馆则发表声明反击，认为由美情报部门主导的溯源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可言。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科学家而不是情报专家研究，况且美国情报部门过去曾有不少捏造行为，“诸如把一小瓶洗衣粉当作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自导自演‘白盔组织’摆拍所谓叙利亚化武袭击视频。”

面对美方对中国特定单位的指责，中方以同样的逻辑反击。中方质疑说，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改造，在2019年德堡发生严重安全事故并被关停，随后美国国内爆发与新冠肺炎症状相似的疾病。北卡大学巴里克团队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及改造能力，该校于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1日共报告28起涉及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安全事故，其中六起涉及包括SARS、MERS和新冠病毒等在内的冠状病毒。在一系列舆论攻防中，中美双方都从假设和现有的碎片化信息出发，而难以寻求确切的实证。

美国政府动用情报机构介入新冠疫情溯源分析并不令人惊奇。事实上，美国情报机构广泛地参与到外交事务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对竞争国家跨国公司和政商精英的调查，还是对企业间商业竞争的情报分析，美国庞大的情报机构皆可能深度介入到事关美国利益的事务中。情报机构深度介入本质属科学界研究的冠状病毒起源调查，表明美国政治精英力图通过情报机构的权力和遍布在全球的安全网络获取疫情溯源的重要信息。但事实上，新冠病毒及其变种已然超越了目前人类的认知和应对水平，溯源并非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情报机构组织力量就能完成和胜任的任务。拜登在这一决策上的欠稳妥使美国政府威信又一次减分，在以后的疫情全球合作中，美国或因此而招来被动局面。

不过，情报机构发布相对“折中主义”的报告表明，情报机构内部还是存在基本的制约与监督。尽管美国政府不少鹰派人士在没有确切依据的前提下，指责中国是疫情之源，并预备索要天价赔偿，但这一“权威”报告反而不一味追随舆论偏颇的指责，采取了“折中主义”立场。情报机构内部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在这里或许起到了作用。

这种含混的报告表明美国情报界既要将矛头他指，也要契合和尊重基本的病毒来源常识，既要符合科学规律，也要匹配本国的外交利益。但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描述新冠起源，联邦政府都须首先控制本国疫情。可以看出，在没有明确证据的前提下，中美都力图通过假设来削弱对方指控的合理性，这一过程互有攻防，结果形成对峙和分裂，这于溯源无助。

美国对中国指责依然继续。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时至今日，即使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继续拒绝要求透明度的呼声并隐瞒信息。”9月9日拜登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讨论了新冠病毒溯源一事。同日，白宫宣布新的六点计划，以抗击近几周激增的德尔塔变体病例和造成的死亡，包括全面疫苗接种要求和其他措施。拜登下令250万联邦雇员与合同工、大多数医院和健保机构的工人以及雇员超过100人的公司的任何雇员都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大型私人企业的雇员可以选择每周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以代替疫苗接种，但联邦雇员就没有这种选择。有些公司已经要求工人接种疫苗，否则将失去工作。可以看出，美国在处理手段上倾向于积极自救，争取本国疫情得以控制。

情报机构主导的报告表明了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的不信任。这种冲突情境假设下的疫情调查，其结果既让人期待，也让国际社会失望，模棱两可的周旋于科技与国家外交需要的报告，使人们更加透视了国际合作抗疫的艰难。客观讲，任何方面出台的报告都必须遵守科学性、常识性、严谨性，以对历史负责，但现实是国际社会复杂的博弈已经明显地渗透到各国政治精英的认知中，对冲突的偏好胜过合作的偏好。现实中大国的分裂，只会增加全球抗疫合作的阻力。

疫情溯源关系到全球合作以及各国对疫情的定性和认知，并可能影响到全球新的防疫合作。美国政府显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国家安全”理由下实施不完全的信息公开，但这与全球防疫的客观需要存在差距。如果从“公共物品”角度看，美国政府对这份“产品”的出台是有本身私下的考虑与保留的。这与二战后美国主动开放市场，积极提供区域性或跨国援助不同，美国在事关全球疫情防控议题上的保留更涉及到对中国竞争优势的获取。应对全球灾难性公共卫生事件，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美国再难现二战后那种“慷慨”和“自信”，“救世”使命荡然无存。

历史将会铭记人类在这一疫情上的深刻分歧和冲突。大国对权力竞争优势的偏好以及将科技分歧的“政治化”可能让后人扼腕叹息。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