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联邦大选在即，哪些因素将影响墨尔本华人选民投票？（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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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时漫步于墨尔本博士山（Box Hill），会发现这个通常熙熙攘攘、充满活力的区明显有些不对劲。

“这种气氛——嗯，新冠疫情这种气氛。没法庆祝了，对吧？”郑旭东（Steven Zheng）说。

通常，郑旭东的餐厅在午餐时段常常都是人满为患。

但当我们坐下来，认真翻阅颇为诱人的菜单时，郑旭东显然在担心怎样让餐厅的厨房继续运作下去。

“现在已经不封城了，但病例数量这么多，要找到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上班的员工还是很困难，”他说。

与博士山地区的许多生意一样，郑旭东的餐馆在两年来的疫情期间一直苦苦挣扎，甚至还有一名曾在他的餐厅上班的厨师因新冠去世。

这位友善的生意人没有寻求政府在财政方面提供的纾困，但渴望能有协调一致的计划来帮助餐馆在日后生存下来。

“这个[计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当领导人，对吧？他们必须拿出解决方案，”他说。

“在全球危机中，这可能是领导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但从结果来看，他们做的[工作]似乎还不是特别好。”

奇瑟姆选区值得关注

农历新年代表着复兴和希望，这个时候，社区中便四处都是恭祝健康兴旺的祝福。

但是，澳大利亚依然笼罩在新冠疫情的巨大阴影之中。疫情迫使绝大多数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取消或推迟。

疫情还愈加凸显了一些长期存在的选举问题，领导人承担着勾勒出愿景的压力，更重要的是，需要重建这个极度疲倦、士气低落的国家的计划。 

2022年是虎年。老虎是一种象征着力量、权力和领导力的动物，国家的各位领导人都希望公众在竞选期间看到自己身上带有老虎的这些特征。

博士山的主要商业街位于墨尔本的奇瑟姆选区内。这个选区的席位在全澳范围内最具多元文化性。 

奇瑟姆选区也是联盟党在今年选举中风险最大的选区，该党在这里仅占有0.5%的微弱优势。屈指可数的一些选票可能就会改变奇瑟姆的选情。目前，首次任期内的自由党众议员廖婵娥占据了奇瑟姆选区的席位。 

“从我在[2019年]投票支持的领导人的情况看，我的确是根据疫情导致的结果对他们做出判断的，”郑旭东说。

史超（Richard Shi）参与了博士山地区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的组织工作，但不得不做出推迟春节活动的艰难决定。

“前几年，大概有6万到10万人参加活动，你知道，新冠疫情期间搞这种活动可不是什么好事，”他说。

但是为春节活动进行策划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想，我们在一天内打了200个电话，问有没有人在活动中摆摊位卖食品，但那些做生意的人中有70%的人都破产了——仿佛是一去不回头了，”他说。

史超是白马市商会（As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Whitehorse）的一员，他说当地经济已经毁了。

“有的店主已经在这里经营了20年。我已经看到有商家倒闭了，这些店是最早一批开在博士山购物中心（Box Hill Central），”他说。

“所以，这种情况真是让人难过，这个时候真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难过。”

史超坚持认为，所有政府都可以发挥作用，为小生意提供帮助。

“我们住在澳大利亚，我们住在维州，我们在白马市做生意，”他说。

"我认为大家应该一起努力，只是需要为小生意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不能只是发钱，我明白这一点，但你知道必须有某种类型的折中。”

社区服务极度紧张

尽管空空荡荡的店面和街道告诉我们疫情在经济方面造成的损失，但我们也承受了高昂的社会损失。 

“封锁限制稍有放松时，对我们服务的需求量就大量增长，特别是那些家暴和虐待老人事件的受害者，”东部社区法律中心的贝琳达·罗（Belinda Lo，音）说。

在二十年的工作实践中，贝琳达·罗看到全澳围绕家暴和妇女待遇的对话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去年，对联邦议会恶劣工作文化的指控让这个问题直接进入政治领导人的视线。

然而，她并不相信真正的解决方案已经摆在桌面上。

“我认为，人们是善意的，但有时可能看起来会非常冲动，”她说。

“听到家庭暴力与特定的家庭或特定的个人社会动态有关系时，我个人真的很沮丧。其实不是这样的， 发生家暴是因为社会的形成方式在性别之间存在不平等。

“对我们中亲身经历过家暴的人来说，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这些在反家庭暴力部门工作的人，这绝对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投票的情况。”

住房可负担性在选民的投票因素选择中名列前茅

奇瑟姆的竞争虽然激烈，但只是151个众议院选区中要争夺席位的选区之一。这些席位中，几乎有三分之一选区的竞选差额在6%以下。

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飙升和租房市场房源的短缺，寻找可负担住房这个因素影响了澳大利亚大多数地区的选票。

在布里斯班的格里菲斯选区（Griffith），工党的特丽·巴特勒（Terri Butler）以2.9%的优势占据了该选区的席位，诺姆·奥莱利（Noam O'Reilly）则是正在为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而奋斗的年轻租房人士。 

“我已经租了10年房，10年里我住过9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说。

“有人告诉我们，租约在三月到期，还告诉我们，业主想把房子放到房市上。我估计这是因为目前市场表现很好。”

奥莱利在疫情期间失去了艺术行业的工作，回到大学学习法律。

事实证明，兼顾工作、学习和找房子是一项挑战。

“你要尽可能多地去看房，去看房时有一大群人也在看房，-一次有50到100人在看房，”他们说。

找房子的同时，她也在寻求有政策来帮助处于类似状况的租房者。

“我认为，我们讨论住房负担能力的方式可能存在问题；而且这也造成我们与他们，房东与租户，千禧一代与潮人造成鸿沟，”他们说。

气候变化是持续至今的问题

与澳大利亚疫情肆虐的地区相比，塔斯马尼亚州风景如画的塔玛尔谷（Tamar Valley）让人感到恍若隔世。这里郁郁葱葱、连绵不绝的山谷是当地人、游客和政界人士都梦寐以求的。

巴斯选区（Bass ）覆盖了塔州东北角的大部分地区，是该州最边缘化的选区，执政的自由党只占有0.4%的优势。

当地的酿酒师大卫·费尔德海姆（David Feldheim）表示，要让国家走出新冠疫情的低谷，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但他警告说，也需要解决与病毒无关的事情。

近年来，塔斯马尼亚和更远地区发生了大型林火，产生的烟雾让他的葡萄受到不良影响。

“这真是令人震惊，但[政界人士]对林火完全没有反应，还有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好气味，作为一线务农者，我目睹到这些情况，”他说。

“我看到雨水更少了，温暖的天数更多了，作物成熟的更早了。”

费尔德海姆表示，妻子家族的几代人都在酿酒，但如果不对气候采取适当的措施，他的孩子可能就难以继续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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