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让人揪心，讨论探索更科学防疫路径的努力不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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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如果疫情防控产生的次生灾害不能被有效控制下去，普罗大众尤其是受疫情冲击影响严重的家庭个人生计与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等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不能尽快得到财政更有力救助，那么现在所坚持的防疫路线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质疑与挑战，两年多来因防疫成功所取得的体制信仰与自信，就可能会被逐渐动摇。

更严重的是，如果轮流封城持续发生，经济继续承压下行，国家财政又因纾困思路和财政收支等考虑继续只在供给端针对部分企业采取减免税费措施，忽视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家庭个人进行财政救助的话，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城乡家庭历经两三代人、几十年所积累的家庭财富可能就要逐渐耗空。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在不少家庭与个人身上发生，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所以，除了疫情本身，对因防控产生的次生灾害与承压下行的经济民生必须进入决策核心。在经济民生上，除了继续在供给端针对企业采取更大力度的税费减免措施，要尽快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家庭个人进行财政救助，包括减免或缓缴房贷、房租，发放限期使用的数字人民币或购物券等其它国家已经广泛采用过的、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经济民生救助措施。

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被意识形态与政治正确所困，不管是哪个国家采用过的经济民生救助措施，只要经实践检验是行之有效的，就要采取“拿来主义”，大胆借鉴。

在对经济民生的财政救助上，体制与社会需求应该尽快达成统一。要认识到，这些措施的采用不仅是在救助民生，也是在救助国家经济、鼓舞士气，是在巩固社会对国家防疫政策的支持与过去多年的扶贫努力，也是在体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价值。所以在经济民生问题上，国家财政完全可以更大胆更有魄力，如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安排专项财政赤字。

当然，要解决经济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在疫情可控范围内，尽快找到一条更好的防疫道路，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生活。西方的“躺平”式防疫之路不适合中国，像目前这种各地轮流封城的方法从长期来看也肯定不行。所以必须根据变异病毒的特点与国际疫情现状，走出一条更合乎中国人普遍要求，更能兼顾经济民生的防疫之路。像上海这么重要、有这么多人口的经济中心城市肯定不适合做防疫试验城市，但是上海在此次疫情爆发期间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接下来中国的防疫探索应该产生足够启示。

面对快速变化的疫情，舆论场应该停止那种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攻伐式二元对立，要开放性吸收对方的顾虑和建议，在有建设性的讨论中尽快形成共识，为中国防疫找到一条更科学、更有效、更能兼顾疫情防控与经济民生的道路。舆论管理与防疫决策部门也应有底线思维，要根据国际疫情发展变化早做铺垫准备，注意做好重大决策调整的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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