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抗中保台”一言堂 台湾正在自我掏空民主自由（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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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风波虽已平息，但不禁令人重新省思“自由民主”在台湾的范围与内涵。近来台海紧张情势蔓延到网路世界，两岸民意冲撞在网路上随处可见，每当意见不合时，许多台湾网友很自然地抬出“自由民主”作为矛与盾，一方面嘲讽中国大陆没有包括批评政府官员在内的“自由”，另一方面自豪于“台湾价值”的发光发热。

然而，随着民进党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在舆论风向上也掌控了优势与制高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立场如今披上“民主”的外衣，实则党同伐异，不断侵蚀意见不同者的“自由”，形成了强凌弱、众暴寡的政治文化。台湾民众因为批评官员政策而受到压力低头道歉，徐小可夫妇并非首例。日前由于俄乌战争影响，一名在乌台湾留学生因缺少“PCR阴性证明”致使返台之路受阻，怒批台湾官方“做半套”，但稍晚他便拍摄影片向台外交部、卫福部等相关单位道歉。

“批评政府”在台湾不只面临官员和舆论压力，还可能受到法律制裁。2020年6月台湾一名赖姓男子在脸书（Facebook）贴文指陈时中“隐瞒疫情，无耻舔美卖台”，经陈时中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诉，法院最后依公然侮辱罪判该男拘役三日定谳。

在政治学意义上，“民主”与“自由”两个概念本身就是相互抵触的，因此民主社会需要个人遵守规范以成就集体自由。问题是，台湾的民主走向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弊病，例如民进党高举郑南榕“100%言论自由”的精神，又如蔡英文曾矢言“我当领导人一天，没人需要为他的认同而道歉”，或如台湾社会经常引用大陆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师的名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但实际言行是否与之相符，恐怕又是另一个值得深思和商榷的问题。

在台湾的公民教育中，政府官员的本质是“人民公仆”，其实无异于大陆惯常说的“为人民服务”。但动听的文青语言已然遮掩不住权力的傲慢，陈时中多次在记者会上动怒回呛，例如指责记者“提问态度不健康”；台内政部长徐国勇2019年也曾因被质疑政策立场转变，在立法院现场“警告”记者“讲话客气点”。这股风气又是宣称“谦卑谦卑再谦卑”的蔡政府高官带头发动的，苏贞昌多次在立院殿堂“反质询”，并放言“把官员当狗骂的时代过去了”。

这些作为不只令台湾的“言论自由”大打折扣，人们谈论公共议题时只能自我设限、自我审查，仿若倒退回威权时代的“一言堂”，还加深社会的对立与仇恨。与此同时，“抗中保台”的集体氛围，又给了执政党追杀政敌、限缩自由的绝佳理由。

4月上旬台湾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途经彰化，因警方拒绝身穿“中华统一促进党”背心的“白狼”张安乐等人接驾，双方发生冲突，台警政署长对记者表示背后是否有“红色势力”制造纷乱，“这是我们侦办的重点”。冲突的真相当然需要厘清，但台湾警界高层直接将矛头指向“红色势力”，不只左右了民众认知与判断，也是对台湾“统派”认同自由的未审先判。无怪乎此事引起台湾劳动党等多个民间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台湾民众有主张统一的权利”，并呼吁民进党政府不该将台湾民间信仰“作为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政治对抗也进入了台湾司法界。2021年2月台湾人民共产党主席林德旺等人，将印有五星红旗图案的红色口罩，戴在台南乌山头水库八与与一铜像上，并发表“日本人滚回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言论，被台湾警方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借端滋扰公共场所”移请法院裁定。台南地院法官徐安杰今（2022）年4月做出判决，指林德旺等人言论乃个人言论自由的展现，且未造成明显而立即的危险，裁定免罚。该法官在裁定书中进一步批评台湾政府为达“维稳”目的，每每以“认知作战”为名，选择性揭露资讯，加上部分媒体“自律”，使异见渐消失于无形。

徐安杰法官这番替“自由民主”正名辩护的见解，却引来绿媒与法界人士的攻击。一位不具名法官对《自由时报》表示，徐安杰裁定不罚的结果，把政治倾向带入司法正式裁定书中论述，犹如政治时事评论，不仅不妥，更让人觉得这是“政治裁判”，而非“依法裁判”。台独团体“台湾制宪基金会”也发表声明，以“违背台湾主流民意”为由，谴责该法官“纵容假资讯泛滥，更错把裁定当日记”。

可以看到，“台湾主流民意”或者是民进党宣扬的“台湾价值”，已摇身一变成为“自由民主”代名词，用来当作政治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与执政党意见一致者，就是充满“台湾价值”、也是蔡英文口中所钦定的“死忠”；而意见不见容者，则要面对“国家机器”与网路侧翼的整肃或公审。此前经济学人资讯社（EIU）公布2021“民主指数”报告，台湾排名全球第八，高居亚洲之首，而今看来更显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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