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上海:等解封了,我怕我已不敢踏出小区大门了(图)
“解封了,解封了!”睡得昏昏沉沉的时候,瞄了眼手机,发现小区楼栋群里一片欢腾。我从床上惊起,有些懊恼,心想自己怎么错过了这么大的上海节点性新闻。
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我乌龙了,隔壁楼栋解除了“7+7”的七天禁足令,可以下楼了,而已。
但这已经足以引发群众奔走相告了。
我想了想,除了做核酸的难得放风机会之外,我们全家已经近一个月没出过楼栋了,每次做完核酸,我还想在楼下多赖一会,让孩子在楼下跑两个来回,但屡屡被大白劝阻,每当我想“斗争”的时候,想到在他们的面罩背后也是邻居,那张脸应该也是疲惫不堪的,也就按捺住冲动灰溜溜地上楼了。
就像电视剧《开端》一样,几乎每周都有新的阳性在我们楼栋里出现,我们就一次次的在等待“7天后无阳性解封”中循环,从充满希望到绝望,至今已经循环了四五轮。
最让我破防的一次是,好不容易等到第七天,在距离“解封”只有两个小时之时,居委会通知“你们楼栋又发现一例”,于是又自动开启了新的“7日循环”,一切回到原点。
原来这就是“无限流”啊。
能够下楼,已经很幸福了。
4月的一处上海街头(图/网络)
不知从何时起,“解封”这个词在上海有了新的内涵:能够下楼,可以在小区自由活动,是为“解封”。
3月28日至今,很多上海人或许像我一样,始终没有获得“下楼”的权利,麻木地看着楼里的邻居接连中招,他们在方舱中活蹦乱跳,我们在家里呆若木鸡;或许有些人下楼了几天,就又重新陷入7天禁足循环,这或许比我更惨烈,初尝了自由的青木瓜味,又被无征兆的剥夺走,这更强化了人生的跌宕感和无常感。
我是多么多么羡慕那些早早解封,可以在楼下自由活动的人们啊。我只能和孩子打开窗户,在窗口看着楼下叽叽喳喳的人们,这更多是我的想象:因为我们是阳性未解封楼,很多小区居民其实是绕着我们走的。
我看着他们,会由衷地觉得:自由真好。我想,那些可以在小区自由活动的人们,看着大门被封住的我们楼,也会有同感吧。
但荒谬的是,解封的含义就这么被默默改变了。解封不是小区解封,我们可以冲出小区,自由的去菜场,自由的去餐厅,自由的去迪士尼;当然更不是城市解封,被困在这座城市里的外乡人可以自由的回家,心急如焚的商务人士可以自由的出差,堵在路上的快递可以畅通无阻进入城市,我可以回扬州看妈妈。
解封的意思就是楼栋解封,可以下楼,在小区里闲逛,而已。
在我们小区群里,除了前两周,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有人讨论“解封”的原始意义了,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人谈论走出小区遑论走出上海了。大家谈论的解封,期待的自由,就是下楼。
令我沮丧的是,自命清醒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一个月,我的底线正一步步的被调低;我对“正常生活”的预期正一步步的趋向卑微;我对自由的理解正一步步的“内循环化”,从全球到国家,从国家到城市,从城市到小区,从小区到楼栋。
能够下楼,我就觉得解封了;能够下楼,我就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
甚至我六岁的女儿也是如此。封控的第一周,她畅想的解封是去迪士尼看公主,去扬州看奶奶;第二周,她畅想的解封是去小区门口吃必胜客,去小区附近的盒马吃糖葫芦;到了最近,她畅想的解封是下楼,去玩楼下曾经被她嫌弃太短的滑滑梯,去捡小区的落叶,去小区里骑自行车。
孩子这么小,就开始懂得如何随遇而安,如何向生活妥协,如何自适,如何接受打折的自由和打折的快乐。我一开始对此极为心痛,现在也释然了,但这种“释然”让我更心痛和震惊:我连孩子生活的被改变被降级,竟然也能接受了。
我曾经以为很多事情,我都决然不能接受,现在都安之若素了。这种底线的下滑既是悄无声息的,随风潜入夜,苟日新日日新,日退一卒无有尽;也是风驰电掣的,不就才一个月么,我和很多上海人一样,就这么完成了解封新解的心理建设,感激涕零的将下楼视作自由的降临。
我很疑惑的想,如果有一天真的真的解封了,我会不会看着小区大门不敢迈出,觉得外面太危险,我还是在小区里享受解封的自由之乐吧。
图/网络
《肖申克的救赎》有两段被引用过无数的话。一段是悲观的:“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一段是乐观的:“你知道,有些鸟是注定不会关在牢笼里的,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我们很多人曾经满以为自己是“有些鸟”,但这段时间我才悲哀的发现,我与小区的那些墙已经愉快和解了,我无比希望自己能够被赋予小区内的自由行走。
我以为我已经解封了,我会与这样的解封,这样的我长期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