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封城下的外卖骑手如何与城市艰难共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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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问题：我们也吃不上饭……物资就发过一次，一箱茄子完了什么都没有。公司从疫情第一天开始，就没有管我们，公司对我们很不负责任的。这是卖命赚来的钱。”

这是一名上海的速递小哥（外卖骑手）小武（化名）向BBC中文吐露的心声。来自山西的小武与许多同事今年三月来到大上海，加入兴盛的外卖行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刚到这里不到一个月，便遇上了封城。

新冠变种病毒奥密克戎（Omicron）在上海爆发后，原本政府宣布的五天封控，至今已超过一个月。小武与超过2500万上海市民生活在严格的封控政策中。疫情中，平常只是匆匆来去的外卖速递小哥（也有许多女外卖员），现在成为了市民眼中需要倚赖的人。

BBC中文访问了几位身在上海的外卖小哥及社会学者，了解封城下的这个特别群体。

“这是血汗钱”

晚上八点钟，正在暂时休息的小武，好不容易拨出时间与记者通话。从上午11点上线到半夜2点钟下线，他的工作时间因为这场上海封控，不断的延长。

上海的外卖骑手现在在岗人数达1.8万人，每日约有180万张订单。

小武与同事本来住在城市外围，公司提供的宿舍。疫情爆发后，邻居担忧他们的工作性质会把病毒带回社区，便将他们赶了出去。他们于是与另外10位骑手一起，在上海某区租了一个很简易的住处，工作比较方便。但这样一来，房屋租金及食物，公司都没有协助，至今只有一箱茄子分给大家。

小武说自己已经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这是（挣的）血汗钱。”

小武现在每天收入比过去增加了几百元，一天平均大概可以有1000到1200人民币的收入，确实比起其他打工族好多了，但因为是跟着公司，不可能再高了。针对网上传出有外卖骑手一天可以赚到一万元的说法，小武说，估计这是极少数，而且是跑“众包”（亦即电商外包给跑单帮，非正式聘用劳工）的骑手。而且这些骑手都明白，疫情过后，这样的收入将瞬间消逝。

他们在封控期间仍有许多特别花费，比如为了赶单，他们要每天去做排队时间少的自费核酸检测。

上海一解封就离开

另一位骑手，小武的同事宏伟（化名），今年29岁。来自中国中部某省。他本来在江苏打工，因为看着上海的经济发达，疫情管控得宜，在三月初来到上海。但不到几周就遇到封城。至今还看不到尽头的封控，将他的上海梦敲碎。

宏伟在访谈中，先用对“好像对一个小孩的成长或未来很悲观”来形容上海。访谈结束前他强调说，“现在上海就像个癌末的病人”，表达他个人对这座城市的束手无策之感受。

“我前几天经过闵行区，经过机场上面，我看到满满的飞机停在那边，你看这一天是要损失多少钱。还有东方明珠（周边），那些市中心的办公大楼都空了，现在一天是要损失多少钱。”

宏伟告诉记者，他与许多同事决定，只要上海一解封，他们就会离开。即便现在接单多了，他并没有太多想法，现在就是等待封控结束的那一天。

“现在就是吃面包喝点水。90%做核酸都要钱，每天都要花钱的。”他说，食衣住行，还有车子电瓶充电费，加上反覆自费核酸检测，一个月下来，自己也花上了一万多元，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此外，外卖骑手的安全问题，也引发关注。4月22日署名帐号@superpeur 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一名快递员深夜在上海延长中路撞上路旁树木，在血泊中等待救护车。这段视频迅速被转发，但很快遭到删除。

“光靠政府是不够的”

在各方压力下，上海政府正挣扎着与各大外卖电商合作，解决物资运送的问题。根据中国新浪网报导，至四月底统计，现在上海的外卖骑手在岗人数达1.8万人，每日约有180万张订单。

研究中国新冠疫情下社区活动的上海纽约大学（NYU Shanghai）社会学助理教授缪佳告诉BBC中文，在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她的团队便发现，社区的“凝聚力”对于协助人们度过危机。而所谓凝聚力的长成，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及互助。

同样生活在上海的缪佳说：“在面对重大的公共卫生灾害面前，光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我们还是需要，而且是极大的需要动员社区的力量，譬如速递小哥们......他们是这个城市停摆后重要的人，可以说就像城市的血管。”

缪佳解释说，外卖骑手在疫情之前就很重要了。她刚在北上广深四个中国一线城市做过一个平台经济的调查，调查全中国有多少人以平台（互联网）经济维生。研究发现，快递行业为这四个城市贡献了2.5％的就业率。仅美团一家旗下注册的就有300万外卖骑手。

“在疫情之前，他们就是我们生活中，还有为经济做出贡献的重要人群。疫情中他们对我们生活更重要了。”

小武跟宏伟也说，在封控期间会收到一些求助的电话。有许多同样是外地人，才刚到上海，意外被困住。或是当地贫穷的人家，三餐不继，实在是饿昏头了，央求骑手们可以分点东西给他们，他们也尽量协助。

宏伟举例说，虹口区有个老先生烟瘾太大，实在撑不下去，说倾家荡产有5000元积蓄，要他帮忙买几条平时抽的香烟，他帮忙寻找很久，结果也无能为力。

缪佳告诉BBC，根据她的研究，有些外卖骑手们本来是因为封城走不了，发现自己可以在危机下，协助运送医疗药品或物资帮助到许多人，因此越做越多。她认为，这些都是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社会凝聚力的展现。

她认为，这种力量需要延续下去，因为人类不仅面对Covid-19，将来在气候暖化等问题下，恐怕还有许多自然灾害的问题要面对，届时社会互助团结的凝聚力仍是度过危机的关键。

譬如，在上海工作多年的Peter，刚与大楼邻居完成一次团购，他苦笑着告诉BBC说，美式炸鸡现在在上海每次团购要3000元人民币起跳。Peter强调，若没有快递员，他跟妻子将无法获得在上海已成为奢侈品的种种生活必需品，譬如食物或药品，“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自行车上装满了物品，他们现在是这座城市的命脉。”

上海民众团购的炸鸡等食物

不过，上海也陆续有传出外卖骑手的负面消息。一些外卖骑手在送达食物后，要求收取昂贵的跑腿费用，和买家发生争执，民众因此报警。

根据港媒《头条日报》周一（5月2日）报道，上海公安机关也开始加强对外卖骑手检查力度，查获了591名“黑骑手”（无牌外卖员）并处罚。报道称，有公安民警查获了一名“黑骑手”人员，后者妻子因为住院医院打吊针，他因此利用等待妻子打针的跑外卖，在配送物资时被民警拘捕。

尽管如此，外卖骑手对上海市民的重要性还是没有任何削减。缪佳告诉记者，现在政府虽然要求一些医院要开放，但是仍然需要快递小哥们去帮忙送药。现在上海有些小区会把做好的饭，放到社区门口让小哥自己取用。

缪佳认为居民和骑手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很重要，“居民会这样做，肯定就是因为他们接受到小哥们的帮助。所以他们才愿意去做。外卖小哥和居民的良性互动产生了凝聚力。而凝聚力现在很重要，它就是一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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