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抗疫路线之争与路径依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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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路径依赖”理论，再观察中美的抗疫政策，就会发现过去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决定着未来可能的选择。

新冠疫情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国家的官僚机构，政治文化都在全面经受着考验，以适合自身政治体制和文化基因的方式来抵御病毒的袭击。中国的威权体制，中国人的谨慎小心和较服从的民众可以使当局采取清零政策，而一旦这个路径成功，就很难改变。

就像在美国，从最开始致命的病毒到现在的奥密克戎变种，强制戴口罩对于“不自由，毋宁死”的国民来说永远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抗疫政策，而且也很难限制旅行与人际交往。甚至很多大规模的聚集都并不随着疫情的增强而取消。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100万人与其无法改变抗疫的路径也密切相关。

路径依赖理论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W.Brian Arthur提出，他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一种具有较其他技术更优良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于恶性循环，甚至“锁定”在某种被动状态下，难以自拔。

而真正让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诺斯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演进。

他认为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经济和社会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

借鉴“路径依赖”的理论，再来观察中美的抗疫政策，就会发现过去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决定着未来可能的选择。病毒减弱，中国还是一直坚持零容忍政策。而即便疫情再呼啸而来，美国也很难强化口罩令和隔离措施。

其实，不仅仅是抗疫措施，疫情中的经济刺激方案一样存在着路径的依赖。美国经济一直是由消费支撑。在疫情来临时，美国应对疫情和挽救经济衰退的累计财政支出高达5.54万亿美元，这5.54万亿美元主要是用于个人，家庭，企业的救助和消费。

和现在美国政府直接发钱不同。大萧条时，罗斯福总统利用时机推出基础建设“以工代赈” 推出了公共事业振兴署，几乎囊括了所有能想到的对公众有益的项目：高速公路，养护环境，水利设施，维护公共卫生，再造森林，防控洪灾等。在解决了失业问题的同时也给受助者以工作的尊严。

但是现在美国经济已经习惯以消费为驱动。即便是在拜登上任时特朗普政府已经进行了五轮的刺激方案，而美国的基础设施亟需改造，这也是唯一两党能达成共识的议题，拜登还是将推出1.9万亿美元的救助方案作为首选。

美国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纽约三大机场都破败不堪，纽约火车站Penn Station更是如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曾经写道，如果单从Penn Station和柏林的中央火车站对比，你会怀疑到底是美国还是德国赢了二次世界大战。而在今年1月28日，就在拜登前往钢铁城市匹兹堡讨论基础设施几小时前，该市一座积雪覆盖的桥梁坍塌。

2013年，美国土木工程协会就估计，仅仅妥善维护现有的基础设施，美国共需要投入3.6万亿美元资金。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17年的时候就说过，美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仅仅相当于桥梁、道路、机场、铁路、管道等的损耗费用，净投入几乎是零。

但即便是这样，面对疫情后百年难遇的财政支出机会，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都还是将消费而不是基建作为经济刺激的首选路径。在刺激消费的5.54万亿美元之后，拜登政府才推出了1万亿美元的基建方案，其中新增加的基建支出也不过才5500亿美元。

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由高投资的基础设施拉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又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方案投入基建。中国已经拥有完备发大的基础设施体系，高铁改变了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与不断翻新的公路和机场形成了完善高效的产业供应链。基建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路径，似乎也是必由之路。

消费者支出一直是经中国济发展的短版，疫情期间个人，企业遇到极大困难也确实需要帮助。

2020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杨伟民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王志刚就撰文指出，居民消费率持续降低，既是疫情影响，更是中国长期性的结构性之殇。文章指出，居民消费率近年来持续降低，而疫情强化了这一趋势。2020年一、二季度全国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9.4%、65.2%，虽然二季度好于一季度，但仍分别比去年一、二季度低5.8个和5.2个百分点。

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以基础设施驱动的路径已经很难改变。即便是面临疫情的特殊困境，尽管基建设施已经相当完备，个人和企业迫切需要援助，消费需要刺激，但是经济刺激方案依然在继续以往的路径：以基建投资为主，而不是发钱到消费者和企业手里。

在去年12月召开的决定2022年发展方向的会议上，中国高层领导人号召提前布局基础建设投资，以帮助缓解经济减速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4月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8.3%，较一季度增速有所下滑，但仍是当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4月中旬，习近平参加了讨论加速基础设施投资的计划。

德克萨斯大学经济学教授Liebowitz, Stanley对路径依赖理论颇有研究。他对我表示，在市场竞争中， 如果一个企业执着于过去的发展路径，那么面对其他企业的竞争就有可能会破产， 也就使得企业不会过分出现路径依赖，必须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发展策略。

“但是在政治和国家治理中并不是这样，” Liebowitz, Stanley说，“路径依赖会长期存在。即便是一个国家走上了非理性，低效，浪费的道路，也很难去改变。最终，如果这个国家长期处于低效的道路，就会走向衰落甚至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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