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万亿级消费补贴，稳住中国经济大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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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超预期下滑或造成经济“失速尾旋”风险，只有尽快出台万亿级别的大规模消费补贴政策，才能稳住中国经济大盘。

4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调查失业率超过6%，年轻人失业率达到18.2%。消费的超预期下滑有可能引发恶性循环：疫情防控导致消费减少→企业营收下降→员工收入减少→紧缩消费……就像飞机因为速度过低而陷入了“失速尾旋”风险。

5月25日，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除了学界越来越多专家呼吁稳消费。不久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消费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在促消费以稳增长正逐渐成为各方面共识的情况下，应尽快克服决策上或执行上的体制惯性，克服对稳消费缺信心、不放心的传统决策观念，深化对消费引领作用的认识，及时出台足够力度的万亿级消费补贴，才能避免消费失速带来恶性循环风险，以千钧之力扭转中国经济下行势头。

一、投资驱动效应递减，消费乘数效应是投资的若干倍

在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投资自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在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结束以后，厂房设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这三大类投资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维护性投入阶段，不可能继续维持巨大增长规模。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不可避免，同样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少，其边际效应越来越低。

以河北省为例，2012年以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左右下降到了5%左右；到2014年以后，还出现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超过全省GDP总额的情况（2017年以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再未发布）。当然，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计算GDP口径的新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间还有差额，但从这个趋势已经可以看出，每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GDP创造能力已经明显下降至1以下。

图1 河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总额对比

在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的同时，消费的边际效应却在递增，从相关学者的测算来看，根据1990-2015年数据计算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乘数大约为3，农村居民消费乘数大约为5，而根据1992年到2014年的数据计算的中国的投资乘数也只有1.59，如今投资消费乘数小于1的省份恐怕不只河北。就全国而言，消费的乘数效应和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早已明显强于投资。

在特定的阶段，只有消费能够将潜在的生产能力激活成为现实的经济活动，就像那个“萧条小镇”案例所说的：原本一个陷入经济萧条的小镇，有一天来了一个旅人，这个旅人拿了100 块钱去旅馆住宿，店主把收到的 100 块钱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 100 块钱用来理发，理发师又把这 100 块钱买了衣服……在外来的100元消费能力注入后，萧条的小镇就这样复活了，这就是消费 “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有研究指出，1953-2018 年间，美国GDP年均实际增速为3.0%，个人消费支出的拉动率平均为2.1%。也就是说，过去66 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中，70%是由居民消费所贡献的，普遍高于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更加明显，从1971年到2020年，美国个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在75%到85%之间波动，2020年最终消费占比，德国达到73.13%，加拿大达到79.81%，日本达到74.48%，印度也达到71.08%。

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2000美元，逐步向高收入国家靠拢，在走过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后，在需求侧更多地靠消费拉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整体来看，后工业阶段的经济体大都是以消费为主的增长动力结构，消费才是对经济循环发挥牵引带动作用的因素。2020年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82%（2021年支出法GDP数据尚未公布），2021年中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4%，二者未来必然都将逐步提高到70%以上。

图2 2020年美国等国家与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的对比

二、居民收入增长受挫是中国消费下滑的根本原因

面对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取得了特定的防疫效果。但以限制人员流动、建立病毒传播的阻隔机制为主要手段的防控办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正常消费，今年4月以来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所采取的封控和隔离措施，更是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严重受挫，收入预期持续恶化。

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对比来看， 2022年一季度与2021年一季度相比，收入增速下降了8.6个百分点，而支出增速下降了11.9个百分点，呈现收入增长放缓带动消费下降的特点，二季度这一情况更加严重。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项来看，2022年一季度与2021年同期相比，工资性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下降了5.8个百分点，经营性收入增速下降了14.1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增速下降了10.9个百分点，转移净收入增速下降了3.7个百分点。经营性收入增速下降幅度最大，这表明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业主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而财产性收入主要以股市、债市、房租收入等为主，代表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所受的严重影响。从四、五月份的情况看，二季度居民收入下滑情况将远远大于一季度。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21疫情以来，住户部门人民币存款一直处于高增长态势，从2018年底到2021年底，住户部门人民币存款累计新增额分别为7.2万亿、9.7万亿、11.3万亿和9.9万亿元，基本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21年有所下降。2022年4月累计新增额为7.12万亿，高于2021年3月的5.11万亿、2020年3月的5.67万亿和2019年的5.45万亿元，储蓄倾向再度上升，意味着消费倾向的明显下降。

上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反映到2022年一季度，而二季度以来全国性奥密克戎变异株多发疫情的冲击尚未体现，那些多次实施全域管控措施的城市，以及长期处于高压防疫状态的边境地区城市，以及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旅游、餐饮、娱乐等行业，居民收入下滑的实际状况还要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居民收入端发力，扭转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才是真正促消费。

三、稳消费应从居民收入端发力

2009-2012年间，中国曾出台过一系列消费刺激政策，主要措施是购置税减征，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加快老旧汽车报废等针对性刺激政策，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的消费补贴政策等。放在当下，由于耐用消费品基本普及，这些主要针对汽车家电等“大件商品”消费的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比当年，再加上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减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意愿进一步降低，这些措施更难发挥以往的效用。

近期中国也出台了一些“促销费”政策，比如要求抓紧落实已出台的餐饮、零售、旅游等特困行业纾困政策，鼓励地方加大帮扶力度，稳住更多消费服务市场主体；其次是放开和增加现有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如对汽车消费的限购放松和央企汽车贷款等，又比如要求培育壮大智慧产品和服务等“智慧+”消费，支持社会力量补医疗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供给短板……。这些名为稳消费的政策显然主要针对供给主体，而不是从居民收入端发力。

在居民消费能力严重受损，消费意愿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从供给端发力其效果远远不如直接补贴消费者，只有让消费者瘪下去的腰包不再那么“羞涩”，恢复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才能使厂家和商铺有充足的订单和客流，让市场主体开业就能有收入、有利润，才能真正的“保市场主体、保就业”。而扭转消费下行趋势，让消费发挥牵引带动作用和持久拉动力，关键在于迅速改变居民收入下滑势头，必须转变观念，从收入端入手，从消费端发力，而不是打着稳消费的旗号，继续推行“重生产、轻消费”的老一套。

在推进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掌握了促进投资的一整套观念、机制、政策和投入，从中央政府到地市政府，从财政部门到发改部门，早已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投资促进机制，用于投资的资金每年达到数十万亿。这一整套观念、机制、政策，与投资本身的集中性高、可执行性强、稳定一贯性相配套，只要中央决策，各系统、各地方闻风而动，如臂使指，非常高效。而在那些习惯于刺激投资的专家学者眼中，消费行为本身就具备分散性、自主性、多变性的特点，政府很难规定人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花多少钱，买什么东西，因此他们主观上靠想象认为建立促消费机制和政策的难度要高于投资政策机制和政策。但实际上，从欧洲、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的经验来看，从收入端补贴居民，直接提升消费能力，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是立竿见影的。而我们的有关部门认为对投资掌控力更强，发消费补贴后，对老百姓花不花费、怎么花费，政府缺乏掌控力，这样的认知观念本质上还是陈旧的计划经济思想作祟。只有相信市场，相信消费者，用过去三十年稳投资的决心和力度来稳消费，尽快建立起稳消费的有效体制机制，推出及时有效的政策措施。

四、以万亿级的大规模消费补贴，重启内循环

在稳投资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决策和执行能力远远不如中国，不但决策缓慢，而且也缺乏自上而下的选项目、审项目和上项目等机制，不过在促消费方面，这些国家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在疫情后迅速推出了针对居民和中小企业的补贴计划，带动本国消费迅速复苏，且在补贴结束后，消费增速业务也保持在较高水平，对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2020年以来，美国政府出台了至少六轮财政补贴计划，其中三轮以上针对家庭部门、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了包括带薪休假、税收抵免、食品援助、失业救济等形式的补贴、补助和资金支持，拉动美国居民收入快速上行。据专家测算，2020年4月至12月，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月均增速达到8.4%，4月增速更高达17.2%。其中，政府福利转移支付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疫情前的18%大幅上升至25%左右，约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97.2%。2021年1月美国居民收入同比增速达到13%，2021年3月升至30%以上。居民收入的增长迅速带动消费增速上行，2021年3月以后，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由于消费占美国GDP的比重超过80%，消费的快速恢复带动美国经济迅速复苏，2021年美国GDP实际增速达到5.7%。

对于大规模消费补贴的政策，很多人还在担心钱“打了水漂”或引发通胀。实际上，只要做好政策设计，这样的担忧是不必要的。首先，当前消费引擎面临着因收入锐减、预期恶化而熄火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财政补贴将现金直接发到居民手中，越困难的家庭，边际消费倾向越高的，对稳经济的乘数效应越大，绝对不会“打水漂”。其次，目前中国经济的情况是，不论商品还是服务，有大量的“闲置”产能和服务能力在承接这些新增货币，只要控制好发放的规模和节奏，短期内引发全面通胀的风险是可控的。

2020年疫情发生以后，各地逐步都有一些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的实践，从前期部分地区的实践来看，都取得了好的效果。有学者对2020年3月至5月28个省市自治区的170多个地级市发放了190多亿元消费券进行调研后发现，消费券发放两周内核销率多在6-7成，关联消费倍数（关联消费金额/消费券核销金额）在3.5-17倍之间，说明消费补贴政策得到了消费者较好的参与和使用，并且产生了明显的超额消费乘数效应。如果借鉴深圳等地的经验，将消费券与现金补贴方式相结合，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大。

因此，建议尽快推出万亿级别的大规模消费补贴，可以现金为主，辅之以消费券，补贴发放应当注意节奏和可持续性，按月发放，逐批发放，同时监测对各类物价的影响，避免对物价形成集中冲击。假设向六亿中低收入人口发放人均5000元消费补贴，规模为3万亿元，小于2022年新增专项债3.65万亿元，也小于中央、地方财政合计赤字3.37万亿元的规模。从消费补贴的资金来源上，既可以把原计划用于稳投资的预算部分转移为消费补贴，也可以要求国有企业分红或转让部分国有股权来筹措稳消费资金。

总之，面对消费超预期下滑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失速尾旋”风险，只有尽快出台万亿级别的大规模消费补贴政策，以消费引擎重启内循环，才能稳住中国经济大盘，增强国民凝聚力，引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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