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变局对撞俄乌冲突：美俄的竞相争取土耳其与沙特的周旋布局（组图）

6月22日，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此行是继约旦、埃及两国后，穆罕默德6月外访的最后一站，也是2018年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案以来，穆罕默德首度到访土耳其。

而由土方视角观之，此次访问象征土沙龃龉的暂止。在此之前，土耳其进行了不少「前置作业」，包括土国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于2020年11月主动邀请穆罕默德通话，2021年5月、2022年3月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两度访问沙特，以及2022年4月7日，土耳其法院宣布将卡舒吉案移交沙特司法当局处理，意味土方将不再过问此案，埃尔多安更在4月28日到访沙特，为土沙两国和解更进一步。

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激化两国摩擦起，土沙关系经历了卡塔尔断交风暴、伊朗与沙特交恶、卡舒吉案等诸多事件刺激，低荡长达十余年。在此脉络下，此次穆罕默德访问安卡拉，可视作对土耳其前述努力的正面回应，双方亦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有决心展开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及文化双边关系的合作新时代。

与此同时，受俄乌冲突的爆发牵引，土耳其与沙特皆在极大化国家利益的考量下，以不同形式的「中立路线」应对这场地缘风暴，其手腕超越中型国家的身量局限，更由此吸引到美俄的共同争取。6月28日，在拜登（Joe Biden）政府表态支持土耳其的F-16战机采购计划后，土耳其同意撤回否决瑞典和芬兰进入北约的决议，此外据美媒报道，拜登也将在7月13日至16日访问沙特，讨论石油增产问题；俄罗斯则在叙利亚议题上与土耳其保持接触，同时争取土沙两国的持续中立。

如今的土耳其、沙特、美国、俄罗斯四国间，存在两层复杂的博弈维度。第一层，是土耳其与沙特共同营造的中东地缘结构重整；第二层，是美俄两国对峙下，土沙身为中型国家，与两大国的周旋要价。而两层博弈维度间，又存在相互牵引的连动机制。

首先，在中东区域视角上，沙特与土耳其各有所求。

对沙特而言，推动其与土耳其和解的关键，是美国愈发明显的战略收缩。自冷战年代起，沙特便与以色列共同扮演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支点，两者的行事风格不尽相同，却秉承一个共同特征：在美国几近无底线的战略支持下，两国能比其余中东国家更强硬、更加不顾所谓「自由主义」话语标准，同时免受西方媒体集体拷问。前有以色列长期压迫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屡次对黎巴嫩、叙利亚等周边国家发起跨境打击；后有沙特发动卡塔尔断交风暴，甚至策划谋害记者卡舒吉。

然而这般优势，终随美国推动「重返亚洲」、「印太战略」等政策转向，开始了摇摇欲坠的松动。

由以色列视角观之，当美国对中东的离岸倾向愈发明显，其对伊朗等「宿敌」的焦虑便也愈加炙热，故在近期的伊核协议谈判中，其多次跨境打击位处叙利亚的伊朗革命卫队（IRGC）、造成死伤，意图激怒德黑兰强硬派，打乱美伊和缓进程，拖慢美国离开中东的脚步。

而沙特则是察觉了伊朗与土耳其的「趁火打劫」，前者积极布局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后者则在利比亚、叙利亚维持军事存在，此一趋势短期难见逆反迹象，若沙特还沉溺美沙同盟旧梦，与土伊同时交恶，便容易沦为两国的共同箭靶。

在此变局下，其转为操作地缘三角战略，既要缓和土沙关系，也要努力恢复同伊朗的对话，努力布局「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安全环境。

而对土耳其来说，沙特亦是其中东棋局的一环。就冷战后的外交传统而言，土耳其乃是定锚于西方世界的中等强国，并以其横跨欧亚的战略地位，游走在不同国家集团间。

然而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的外交路线有所生变，在遍地「革命」烽火中，其察觉到了中东的政治真空，也看到了介入契机：在埃及议题上，其借着对穆兄会的支持，涉入当地政局，虽然为此见罪日后政变的埃及军方，却也算是踏出转型第一步；在叙利亚与利比亚战场上，其先后派兵介入该处内战，并成功取得一定战果，前者使其有效隔开库尔德势力与土耳其东南境的联系，后者则让其在东地中海油气冲突中，取得了有利的地缘枢纽。

而在上述「升温」举措外，土耳其同时操作了各式「降温」，包括与海湾国家、以色列的缓和。相关动作除了2022年4月与6月，土沙两国的互相访问外，尚有2021年11月，阿联酋酋的阿布扎比王储出访土耳其，埃尔多安亦在2022年2月回访这个曾被自己抨击充满「海盗行为」的国家；以及2022年3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Isaac Herzog）亦访问土耳其，是14年来以色列首次派出高级官员访土。

上述动作在微观层次上，既有经济考量，亦包含了外交布局。埃尔多安苦于里拉崩盘多时，如今土耳其的通胀率超过70%，埃尔多安此时推动与海湾国家和解，或有机会获得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挹注、签署新的双边投资协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土耳其的经济困境。

而与以色列交好，则更多是着眼于修复土美关系，有部分土耳其官员认为，以色列能充当沟通安卡拉与华盛顿的桥梁，说服美国解除因土耳其执意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而遭施加的制裁，甚至让土耳其重回F-35先进战机计划。而从宏观层次来看，土耳其对以色列与海湾国家的和缓，乃是出自「升温又降温」的中东地缘布局，即确保自己在扩张国家利益时，不至于成为「全区域公敌」。

然尽管沙特与土耳其相继展开和解进程，却不意味中东即将进入「爱与和平」的新时代。以沙特为例，其之所以愿与伊朗展开对话，为的还是在美国宰制不了区域安全稳定的前景下，探索应对「伊朗威胁」的新方式，而非准备与伊朗共享海湾秩序，面对「土耳其威胁」亦然。

从冷战至今，决定中东秩序的便向来不只经贸互动，更有大国政治与代理人冲突，故外界看来所谓「和解」，其实还是区域竞争与冲突的延伸，只不过换上温和面貌。

而上述脉络在俄乌冲突爆发、美俄竞相国际动员下，表现得更加明晰。土沙两国的周旋布局，促使其在冲突爆发后采行「中立路线」，引发了不少舆论惊诧。

首先，对沙特来说，多极化的大国交往，是其认定的海湾未来图景。过往美沙关系之所以稳如泰山，在于石油美元与安全保障两大机制的确立，然当美国开始布局对中东的离岸操作、开采国内页岩油，双方互信便不再稳固，尤其2019年后，美国的石油出口量超过了进口量，美沙关系便更加一言难尽。

早在2014年，沙特便曾发起石油价格战，企图借着大量增产压低油价，逼死美国页岩油，彼时布伦特原油也确实一路暴跌，更在2015年末和2016年初跌到了25美元水平。但沙特未料到的是，页岩油商靠着借债撑过风暴，自己不仅战略目标未遂，还须拉拢俄罗斯实施减产，这才有了今日的OPEC+。

而此役虽未摧毁美国页岩油业，却松动了美沙的石油协调机制，华盛顿自此不再相信，沙特会为两国关系考量，而将油价维持在美国的理想布伦特价格则区间：每桶35美元至75美元，前者是美国页岩油商收支平衡的油价下限，后者是美国尚能维持国内政治与经济稳定的油价上限。

综上所述，在美国有意对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美沙两国石油协调机制不再牢固的背景下，沙特开始增加与中俄的政经互动，是其必然的战略选择。此次俄乌冲突爆发后，沙特与阿联酋酋在第一时间冷拒了美国的石油增产要求，也不肯扣押俄罗斯寡头在海湾地区的游艇、私人飞机与资产，更拒绝在安理会投票谴责俄罗斯、参与对俄制裁。

7月中旬拜登即将出访沙特，据传第一目标是与沙特达成石油增产协议，缓和国际油价与美国通胀，并希望其将俄罗斯踢出OPEC+。但由美沙近年互动观之，除非拜登政府能重新调整美国对中东的安全政策，延缓退出中东的进程，并认真看待海湾国家对美国重返伊朗核协议的担忧，否则纵使沙特能热情接待拜登，也极难与美国达成有意义的战略协议，此后还将通过与中美俄的多方互动，持续汲取发展利益。

而与沙特相较，土耳其的举止更为激进。在北约议题上，其先是「一夫当关」力阻芬兰、瑞典加入，又在拜登政府勉为其难支持其F-16机队更新计划后，宣布放行；在黑海运粮议题上，土耳其表面上充当协调者角色，实际上却与俄罗斯私下合卖乌克兰粮食，并凭借自己位处欧亚之交的地缘优势，将粮食输入中东各国；在国家安全议题上，土耳其一面呼吁俄乌谈判、共商和平，一面却在伊拉克、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势力、创建国境上的安全缓冲区。简言之，埃尔多安正借俄乌冲突向西方与俄罗斯双面要价，全然不受外界观感、政治正确等条件制约，行动标准只有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而细究上述行为，可见土耳其面对俄乌冲突的两大目标。第一，维护土耳其的全球和区域地位，在此思维下，维持多极化的对外互动模式是最安全选择，即其既不能损害与西方的联系，也不能牺牲与俄罗斯的关系。从现实视角观之，美国是西方集团首脑，俄罗斯则是土耳其重要的贸易伙伴、外国投资主要来源之一，故土耳其虽能封锁进入黑海的海峡门户，却拒不参与对俄制裁。

第二，加强安卡拉的影响力。面对全球对俄制裁，土耳其的选择与哈萨克、阿联酋酋类似，即将自己打造为规避制裁的灰色地带，吸引来自俄罗斯的资金与货物，如今只要在土耳其购买40万美元以上的房地产，并承诺未来3年内不转让，便能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极度有利企业注册。此外，土耳其也有意通过与以色列的协商，推进两国创建新海底油气管道的进程，并借此布局欧洲天然气运输市场。

2015年后，埃尔多安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再加上前述诸如阿拉伯之春、欧盟冷遇等原因，其开始着手打造土耳其的新身分：一个地区性的伊斯兰强权，能在欧亚大陆上设计与指导新的「后西方」安全架构，并成为首批塑造新多极世界秩序的非西方大国之一。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但对沙特与土耳其而言，其要的不仅做短暂英雄，更是要造下一个百年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