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力挽救生育率，失败了么？（组图）

男妈妈的觉悟

2021年4月，自民党青年局的5位男性议员搞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尝试在身着模拟孕妇服的情况下，体验孕妇妈妈一天的生活。

直接从名字上看，有人会觉得不就是多个大肚子，我出门背个包是不是也能算作有过体验了？

确实，当双肩包里装满了纸书时，你会感受到知识的厚重压在你的双肩上，尤其是当你希望娱乐学习两不误，又把电脑塞进去的时候，这份充实感就更加明显了。

玩笑归玩笑，议员们的孕妇体验装在增加了负重之后，重量上升到了14斤，约等于怀孕7个月的大小。于是几位议员穿着西装，挺着大肚子在超市里购物；出行时挤进东京的高峰地铁，为了尽可能地不撞到人，一边要护着肚子，一边还要腾出手来保持平衡。切切实实地体验了一回孕妇的日常。

虽然孕妇体验只有一天，但是10几斤的肚子也让男妈妈们体会到了现实的滋味。参与活动的议员们在第二天的见面会上由衷地感慨：

“虽然知道妻子怀孕的样子，但以前根本就是理解得不到位。”

“一想到女性在怀孕时要承受的压力，还有因为孕期激素水平波动带来的对身心的影响，心里就越发生起‘敬意’的心。”

当时还是众议院议员的小仓将信也在挺了一天的肚子后感慨道：

“穿着孕妇体验服站得我腰酸背痛，走起路来都觉得抬不起脚。一直都在想要是能有能歇脚的地方就好了。”

可能是这一次的孕妇体验确实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印象，小仓在感想中还加了一句：

“以后有机会的话，要尽可能在自己的议员活动中为支援孕妇的活动多投入一些精力和时间。”

不管这里说的是场面话，还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感受，现在也到了小仓将信兑现承诺的时候了。时隔一年，2022年8月12日，41岁的小仓将信接替了前任野田圣子，继任成为了本届日本政府的新一任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

和上届少子化对策大臣相比，小仓将信显得缺乏经验并有些“不称职”：野田圣子从政近30年，从日本邮政大臣到总务大臣，再到最近的少子化对策大臣，没少在宣传加强社会对妇女儿童的支持，以及在政策上推动女性参与社会的问题上营造气氛；

反观新任少子化对策大臣，从政时间的短暂使得其并没有提出过多宣传口号，同时其个人的离婚与再婚，以及还未有子女的家庭状况，也和“少子化对策大臣”这个名称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新任少子化大臣反倒是更适合这个位子的人，因为小仓将信的个人情况也正好踩中了日本社会中日益显著的少子化现象的每一个问题点：年轻一代、婚姻、以及低迷的生育率。

汽车撞墙，知道拐了

自20世纪50年代日本战败投降后，伴随着战后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日本先后迎来了两次生育高峰。在1947年与1971年的两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当年的新生人口数分别约为270万人和210万人。1947年的总和生育率高达4.32，第二次婴儿潮的1973年也保持了2.14的水平。

如此之高的世代更替水平，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人口总数的快速上升。日本总人口从战后1950年的8400万人增长到1亿人的水平，只用了20年的时间，在随后的20年里，日本人口总数也进一步增长到现代日本历史的最高点：1.27亿人。

人口总数的持续上升，不免让人产生一种人丁兴旺、未来可期的错觉：在充满希望的总人口增长趋势下，掩藏着已经呈现颓势的新生人口走势。

第二次生育高峰过后，一方面，从1973年开始日本的新出生人口数就开始逐年下降，1975年跌破200万人，2016年跌破100万人；另一方面，象征着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也从1973年的2.14下降至2005年的历史最低值1.26，少子化趋势开始显现。

同样也是在2005年，日本出生人口数首次低于当年死亡人口数，日本人口总数首次出现负增长。

而小仓将信上任前的2021年，也是自2007年开始，日本人口总数持续减少的第11年。

日本2021年的新生人口数再一次刷新了日本人口数据的最低值。2021年，日本人口出生率为6.6‰，死亡率为11.7‰，新生人口数约为81万1604人，死亡人口144万人，人口自然减少63万人，总人口数也从2020年的1.261亿下降至1.227亿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总和生育率水平也从2020年的1.33下降至2021年的1.30，远远低于维持人口自然更替的2.06的水平。

按照日本总务省原本的估算，2021年日本总人口数能够维持在1.255亿人水平的位置，而在出生人口的减少速度上，日本政府推测21年的出生人口能保持在87万人的水平。在能够保持目前缓慢的人口减少速率的前提下，预计到2026-2027年，新生人口数量才会下降至81万人的水平。

但实际的数据表明，日本人口的减少速度远在预期之上，仅在2021年，新生人口数就跌破了81万的关卡，按照这个缩减规模，不用等到2050年，只需在21世纪的40年代中期，日本的总人口数就能够跌破1亿人。

压下葫芦浮起瓢，人口已经开始减少的现实无法否认，但现在生孩子的速度也开始趋缓。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中对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年龄的数据，2020年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1.0和29.4岁，生育第一胎时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0.7岁，及至生育第二胎时，母亲的平均年龄上升到了32.8岁。

要知道，40年前的日本，日本青年在25到27岁前后就结了婚，不知道现代的日本青年会不会也被父母唠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都把你生出来了”。

不见棺材不落泪，直到人口负增长的火苗燎到眉毛以后，才想到将少子化问题提上日程。

年轻的新少子化大臣认真地表现着对全社会妇女的共情，但在晚婚晚育和后劲不足的现实面前，只靠演技还是无济于事的。

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

但是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在日后每一年都可能会出现的“消失一个鸟取县”的人口负增长的现实面前，与其说是要鼓励国民多生孩子，“还能不能生出来了”，可能才是更加现实的问题。

在2015年针对家庭的出生动向中有关理想和实际子女数的调查显示，在2002年之前，日本家庭实际抚养子女数都超过1.8的水平，而理想子女数则多达到2.5以上的水平，1987年的第九回出生动向调查中，实际抚养子女数达到了1.93的水平，理想子女数也一度上升到了2.67。及至2015年的第15回调查，无论是实际子女数还是理想子女数都有明显的下降，实际抚育子女数跌破1.7，下降至1.68，而理想子女数也下降到2.32。

没有选择继续生育的理由有很多，但不同年龄的父母们困扰的事情也各不相同。一只脚已经踏进中年的40岁家长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到30岁的年轻家庭则更加囊中羞涩。和全世界的爹妈一样，困扰日本父母的最大问题还是抚养孩子长大成人的经济成本。在2015年展开的出生动向调查中，几乎8成的青壮年父母都因为“带孩子太费钱”的理由而不选择抚养新的子女。

年轻父母的担忧不是没有源头的。一方面，现阶段育儿家庭的父亲方依然经历着每周超过60小时工作时间的生活，而母亲一方则要面对生育后离职的现实问题。

在总务省整理的、日本家庭对“生育第一胎后妻子就职变化情况”问题的回答整理中，2010年到2014年期间，生子前有工作的母亲占总回答者的72.2%，但在产子后，继续就职的女性比例则大幅下降至38.3%，

这意味着加上生育前本就是无业状态的近24%的女性群体，生育之后没有工作的女性比例就已经达到了60%，每10个妈妈里面，就有6个人是没有工作或选择退居家庭而放弃曾经的工作。

妻子为了家庭放弃事业，养家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丈夫的身上。根据日本总务省公示的日本劳动力调查数据，时至今日，仍有8.1%的日本男性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按照年龄层次具体划分，长时间工作的主力人群正是30岁和40岁的青壮年男性，比例分别达到了9.9%和10.4%。

正如日本厚生劳动省开展的“工作实态调查”中呈现的一样，当生育了最后一子的家庭被问到“确定怀上最后一个孩子后为什么要辞职”时，三成的受访者给出的回答是“我想继续工作，但是工作和家庭没有办法同时照顾”。

经济、时间和精力，三个问题像红绿蓝三原色一样相互重叠。在生养孩子的问题上，20岁的青年没有钱，30岁的壮年没时间，40岁的中年没精力，人人都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条件。

你说有没有三个条件都满足的人？日本的众多夫妇已经给出了答案：

“少生孩子，多多加班。”

钱虽好，但不是万能的

意识到了生育问题的症结所在，日本政府也开始尝试着手解决困扰日本父母“难生又难养”的顾虑。

从1994年开始，日本政府分别在社会抚养、儿童保育、家庭、就职两立，以及青年世代结婚、生产、育儿环境支援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改良政策。

最为立竿见影的，还要提到日本政府少子化对策中的“家族关系社会支出”这一社会保障支援。

家族关系社会支出是指，政府以支持生育家庭为目的的各种现金或实物支援，包括从新生儿出生时生育家庭可以申请48万日元的“出产育儿临时支援金”、“儿童抚养给付费”及“育儿休业补助金”，到托儿所、幼儿园免费化，以及针对低收入家庭的“从出生开始到15岁中学毕业前每月1万到1万5千日元”的儿童抚养金支援制度，和“小中学、私立学校振兴费”等涵盖了从摇篮到就学的多方面的经济支援。

直接撒钱的效果是显著的，至少在平衡事业和家庭生活的两立上，日本父母不再像之前一样手足无措。在前述的日本总务省提供的“劳动力调查”与“出生动向基本调查”的数据中，我们看到了2010年以来依然有6成的妇女和将近1成的男性面临“生育即失业”以及长时间过劳的严峻现实，

不过回看历史上的数据，日本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近25%的男性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生子前有工作的妇女只占总体的6成，生子后继续就职的妇女就只剩下了整体的24%。

现实在一点一点变好，但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为人父母们的困境并不够。

一方面，现阶段日本社会中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而男女劳动参与不平衡带来的影响也将延伸至每一个具体的家庭当中。在劳动参与上，2019年全日本社会中女性就职率为44.4%，其中具有稳定工作的女性正社员的比例为44%；在薪酬对比上，女性就职者同男性就职者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增加。

另一方面，与日本社会中男女劳动参与不平衡同时存在的，还有不断扩大的非正式就业规模。从1991年开始，非正式就业人员的比例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及至2019年，女性非正式就业群体比例上升到了57.1%，男性比例也从8.5%上升到了22.4%。

女性在职场参与度的有限性，或明或暗地扩大了男性群体的劳动参与度和就业优势。这样的情形放在日本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里来看，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其影响却是将男性与事业绑定，并将女性更多地推向非正式就业领域。

薪酬与工作压力是正相关的，日本男性以牺牲个人时间换来了工作报酬的增加，但结果却是无暇顾及事业以外的生活。青年人在谈情说爱上分身乏术，中年人在家庭教育上时常缺席，从日渐抬头的晚婚晚育化倾向，再到逐渐被注意到的丧偶式家教现象，“生”和“育”如同两座大山一样，阻挡在寻找解决人口减少问题的道路面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撒钱只是一时之策，对于每一个日本家庭而言，不论是现实的经济问题，还是日渐被事业夺舍和掏空的身体问题，都不是只靠发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换句话说，根源不在于器物，而是作为组成社会整体的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正如同国立人口问题研究所的单身者调查问卷中反映出的结果一样，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三成人耿直地选择了“不想失去单身的自由和快乐”。

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变得更复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