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了加兰的职业特点和个性以后，为何会认为起诉特朗普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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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诸多法律诉讼中，司法部手里的案件分量是最重的。《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深度报道，分析了起诉特朗普的最关键人物，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的个性和职业信仰。

为何司法部迟迟不把特朗普送上法庭，以及会何时启动。

一

作为一名上诉法院法官，梅里克·加兰以构建微弱优势的判例而闻名，这些决定在不引起无关的争议的情况下取得了共识。

作为一名政府律师，他以积极地遵守法律条文而闻名。

Senate Democrats,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物，一个干巴巴的谈话者，用心的听众，接近于一个说书人的反面。

他的朋友说，作为一个司机，他的速度慢得令人发指，而且几乎是有点古怪的一丝不苟。

而作为国家的首席执法官员，他是一个超级审慎的制度主义者，他最想做的就是悄悄地、有意地恢复司法部在廉洁、程序和非政治性方面的声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难想象他对自己现在面临的选择感到高兴：是否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起诉前总统的司法部长。

但我相信这正是他在为自己做的准备。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密切观察加兰。我与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忠诚的前办事员和副手谈过。我仔细研究了他的记录。我还采访了加兰本人。

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对程序的奉献，他对法治的信仰，特别是他对美国司法部的职责、责任和传统的崇敬，将使他做出一个司法部长所能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

二

先让我把话说清楚，加兰并没有告诉我他要起诉特朗普。

事实上，他没有以任何方式向我透露，他太谨慎了，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意图，更别说记者了。他的高级助手们也没有暗示宣布起诉的事。当他的部门说它不讨论正在进行的案件时，它的意思是，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的。

在阐述我相信这一评估是正确的原因之前，我想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也完全有可能不正确。

不相信加兰准备起诉的说法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对一个来自反对党的前总统提出刑事指控，将是对一个渴望公正的系统的终极考验。而加兰的性格，对戏剧性的东西很排斥，他不认为这个部门应该受到不必要的压力测试。

这种史无前例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被用来为一系列的报复行为辩护，并有可能将司法部变成无休止的政治战争的工具。

当然，起诉仅仅是第一步，不同于这个国家经历的任何审判的前奏。被告不仅仅是一位前总统，他很可能是一位积极竞选要重返白宫的候选人。公平性要求这个系统像对待其他被告一样对待特朗普。但这样做会让人觉得，他被他的政治对手故意束缚和羞辱。

加兰肯定知道，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就会显现出来。如果司法部有意证明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它就可以对特朗普施加与任何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的刑事被告相同的限制，包括限制其旅行。

这样的限制将剥夺特朗普最重要的政治优势之一：他在遥远的集会上鼓动追随者的能力。

无论如何，一旦审判开始，特朗普就会被困在法庭上，可能是在佛罗里达（如果他被指控与海湖庄园文件事件有关），或华盛顿特区（如果他被指控参与1月6日的事件）。华盛顿的审判地点将是位于宪法大道上的普蒂曼美国法院大楼，离国会大厦只有很短的步行距离。

这一事实让我采访过的前检察官和其他专家，对审判可能发生的情况感到恐惧。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的右翼政客已经暗示，如果他被起诉，将采取暴力行动。

特朗普当然会试图将诉讼程序变成一场控诉不公平的盛会，成为广为散布关于他的敌人的阴谋论的场所。因此，这次审判可能为一个政治暴力时代，提供一个高潮爆发点。像1月6日的国会大厦一样，法院可能成为吸引准军事人员的地方。随着抗议者和反抗议者来到同一地点，这一场合将诱发街头战事。

加兰的朋友说，这种可能的前景让他感到恐惧。事实上，在他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受到批评者的攻击，这些批评者声称他缺乏刚毅，来应对这一时刻，去对付特朗普这样的对手。

负责审查1月6日事件的众议院委员会成员公开嘲讽加兰，与他们自己的激进和无懈可击的阶段性听证会相比，加兰的行动是试探性的。

众议员亚当·希夫抱怨说：“我认为对司法部长有一个真正的愿望，通常，是不希望向后看。”

私下里，甚至总统拜登也对加兰调查的缓慢步伐感到不满。

但我相信，如果不法行为的证据，像看上去那样令人信服，他无论如何都会起诉特朗普。

在我的报道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那些让加兰的批评者认为是他欠缺的品质，恰恰会使他独特地适合负责对特朗普的起诉。

Gage Skidmore, CC BY-SA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他奇怪地与时代脱节，他是美国公共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不模仿，或表演政治愤怒的人之一，这一事实使他有能力起草最有力、最不偏不倚的案件，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会认为是合法的案件。

“美国诉特朗普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无论是煽动叛乱、阴谋破坏选举，还是携带机密文件潜逃。这个起诉将向特朗普以及可能的模仿者发出信号：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是激励加兰职业生涯的原则，在尼克松时代的肮脏的政治干涉司法之后，司法部正试图重新确立其独立性和合法性。如果说加兰有时似乎被这一时刻的历史性所吓倒，那至少部分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下一步行动将被仔细审查。而且，不论能否在阻止下一场类似的灾难中发挥作用，这一案件的历史作用都将被研究。

我还看到，2022年的加兰已经不是前一年3月宣誓就任司法部长的那个人了。一年半的工作使他发生了变化，69岁的他性情变得坚定。

就在几个月前，我看到一个不同版本的司法部长开始出现了。

当他对1月6日的调查继续以缓慢的速度进行时，他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的文件上的争吵迅速升级。这位前总统不再是电视上的一个大人物，而是他在法庭上的对手。

加兰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接近他，表明他准备做批评者说他没有胆量做的事情。

接管司法部的加兰可能曾希望，他能在不与特朗普对抗的情况下，恢复司法部的声誉，或者把他拉到法庭上。

但在这几个月里，这个国家已经变了，他也变了。

三

在成为司法部长之前，加兰的生活被他从未担任过的工作定义了。

两次，奥巴马考虑将他从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提升到最高法院，但两次，奥巴马都放弃了。

在这两次进入最终名单的失败尝试之后，加兰似乎已经老得没有可能了，他已经过了政治精算表显示任命是一项值得投资的时候。

然后，在2016年，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加兰终于得到了他的提名，但只是眼睁睁看到在参议院被麦康奈尔的阻挠策略破坏了。

Chuck Kennedy for The White Hous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当加兰在提名受阻后回到上诉法院时，他受到了同事们的热烈欢迎。毫无疑问，这很感人，但事实是，在被嘲弄为他梦想的工作之后，他又回到了老路上。

对他来说，需要思考人生一个新的开始。

2020年秋天，民调显示拜登有望击败特朗普，朋友们开始问：你会不会想当司法部长？

当加兰的名字出现在拜登的潜在司法部长名单上时，我们可能认为他希望这份工作，能将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失利，放到他人生履历不那么显眼的位置。

但加兰告诉朋友们，他想回到司法部。他曾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在那里工作，并首次找到了他的职业目标感，去恢复一个他所敬重的机构。

这个机构已经被特朗普任命的一连串官员破坏了，他们执行了将移民骨肉分离的政策，歪曲了罗伯特·穆勒的调查结果，并据称还为了解决总统的政治问题而提起一些诉讼。

在加兰准备接受这项工作时，他常常让人听起来很怀念他在司法部的第一次工作时光，那是在卡特政府的最后几年，当时他担任司法部长本杰明·西维莱蒂的特别助理。没有人认为70年代末是理想主义的鼎盛时期，但加兰就是这样回忆那段时光的。

在水门事件之后，他坐在西维莱蒂的身边，继续改革司法部的工作：编写新的规则和程序，以防止另一位总统滥用这个机构。他们通过用规范来保护法治，使其与政治压力彻底隔绝。

今年6月，我在加兰的木地板办公室拜访了他，这是司法部那座空旷的大楼中比较舒适的一个房间。他穿着一套海军蓝西装，看起来好像是1985年在布鲁克斯兄弟公司购买的。咖啡桌上摆放着一盘咖啡，上面放着小咖啡杯，但他用马克杯喝了一口。

当加兰谈到他的工作方法时，他让一名助手递给他一本放在一旁桌子上的破旧的蓝皮书，即《Principles of Federal Prosecution》，该书是他在西维莱蒂工作期间出版的。

他不停地颂扬这个部门的中立性，它如何不应该偏袒朋友或惩罚敌人，如何应该只提出能说服陪审团并经得起上诉的案件。

他说：“我所说的并不新鲜，这一切都在这里。”

在翻阅文件时，他似乎短暂地走神了。我问他，是否与文件的出版有关。

他说：“我帮助编辑了它。”

然后俏皮地回忆起他在司法部监督这本书出版的导师们。我突然发现，加兰并不只是照本宣科。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他就是这本书。

但加兰在面对特朗普时代的民主紧急状态，他这种对规则和规范的不屈不挠的忠诚，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在寻求避免政治污点的过程中，加兰允许特朗普时代的某些政策继续存在。

他命令司法部继续为特朗普辩护，反对作家简·卡罗尔提起的诽谤诉讼。此前，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强奸了她。

他允许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对“通俄门”起源的调查继续进行，尽管有许多民主党人叫嚷着要他停止调查。

这些闪光点造成了一种被动的印象：他没有急于应对特朗普主义的遗产，而是似乎在温顺地顺从它。

不难看出，当特朗普如此有意践踏司法部的传统时，反特朗普的党派人士会对加兰对这些传统的顽固承诺感到沮丧。他对这些传统的信仰让人感觉过时了，而且与民主党的广泛共识脱节，民主党认为应该重新考量，那些曾经被视为美国制度支柱的规范。

不久前，扩大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或取消“议事阻挠”，似乎是颠覆性的思想实验。现在，它们被广泛视为维护多数主义政治的必要条件。

但加兰想要捍卫的水门事件后的改革，并不是针对抽象的威胁。它们的出现是对人们记忆中非常真实的滥用权力行为的回应。可以说，即使它们不能防止特朗普的每一个违法行为，这些改革也有效地削弱了他试图将司法部变成他的玩物的愿望。

规范坚持住了，并阻止了噩梦般的场景发生。

这些规范在下一次可能就不成立了，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的道德力量。无论人们多么厌恶特朗普，对前总统的起诉都不能轻率进行。对政敌将被公平对待的期望，是整个法律体系合法性的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加兰的烦恼和挑剔很重要。他对特朗普提出的任何起诉都将经得起他的审查，这意味着它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四

当加兰谈到他如何处理复杂的、情绪涌动的调查时，他喜欢引用一个历史先例，作为他的经验来源。1995年4月19日上午，司法部的领导层得知，一枚炸弹摧毁了俄克拉荷马城的一座巨大的联邦办公大楼的大部分，撕掉了大楼的外墙，造成168人死亡，包括大楼日托中心的19名儿童。

当时，加兰担任一个被称为PADAG的工作，即首席副司法部长（principal associate deputy attorney general）。这是一个神秘的头衔，但却是这个部门最珍贵的办公室之一。

它使他在司法部长的晨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并能接触到司法部最核心的秘密。加兰利用他的特权地位，询问他是否可以前往俄克拉荷马城主管调查。

在加兰离开之前，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把他拉到一边。在所有事情中，她想谈谈O.J.辛普森案件。这位橄榄球明星的审判，将与俄克拉荷马城的调查一起在在媒体上出现。公众将在洛杉矶法庭上看到的一切，将使司法系统看起来像一个一文不值的笑话。

她告诉加兰，他的工作是展示法律系统如何成为那个马戏团的对立面。

她告诉他：“我希望你能做到一丝不苟，我不希望有任何失去定罪的机会。我希望这一切都像一幅完美的画，这样公众就能理解什么是正义。”

爆炸案在整个美国引发了强烈的情绪反应，特别是那些担心出现右翼民兵的人。虽然比1月6日的混乱事件要直接得多，但这一罪行也同样点燃了人们对迅速惩罚犯罪者的强烈愿望。但加兰向雷诺保证，他不会采取短视的方式。

严格注意程序对加兰来说是很自然的，即使联邦调查局似乎倾向于走捷径。即使逮捕令和传票不是明确的必要条件，他也命令特工必须从法院获得它们。为了追求完美的正义，他的调查员进行了28000次访谈。

这些决定可以说使控方更加困难，当然也推迟了定罪的满足感。但也防止了可能为上诉提供依据的羞辱性失误。

最后，蒂莫西·麦克维推翻其定罪的尝试失败了，他于2001年被处决。他的同谋特里·尼古拉斯被判处终身监禁，上诉法院确认了这一判决。

加兰对特朗普采取了类似的缜密做法。这个部门没有从总统本人的罪行入手，而是将其资源用于对1月6日闯入国会大厦的人，即使是一位体育老师和会计，也要进行繁琐的立案，总共约900份起诉书。

如此多案件的数量，有可能使检察官过度疲惫，并导致针对特朗普核心圈子的更为复杂的案件的工作推后。

TapTheForwardAssist,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但是，看起来艰苦枯燥的工作，是一个公式化方法的必要步骤，这是一套规定的做法，有自己的内在智慧。

正如加兰所解释的那样，司法部别无选择，只能从最“公开的罪行”开始，然后从那里慢慢建立。如果从特朗普开始，就会充满政治气息。而且这将是一种糟糕的做法，就会放弃所有从最底层开始收集的证人和手机数据。

加兰的批评者往往集中关注特朗普，而低估了1月6日起诉的其他部门的重要性。

司法部将叛乱的“步兵”作为目标，从而使随后的每一次“停止偷窃”集会的出席率下降。入侵国会大厦的小人物提供的证据，帮助司法部以煽动性阴谋的罪名起诉了誓言守护者和骄傲男孩的领导人，这是政府对瓦解国家的右翼准军事组织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步骤。

根据传票和从大陪审团出来的证人，这个部门显然正在往前走，越来越接近特朗普的核心圈子和特朗普本人。

但有一个时刻，加兰所尊崇的规则书，将不再提供如此明确的指导。这就是允许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关口。在特朗普的案件中，检察官是加兰。自由裁量权将允许他决定，起诉是否根本不值得付出这么大社会成本，或者案件很重要但分量依然不够。

加兰的批评者担心，当面对这一时刻时，他的谨慎偏好将占据上风。

五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美国的制度恩惠加兰，他也忠于制度。

他是美国制度的忠实信徒。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努力接受麦康奈尔的现实。

在奥巴马宣布填补斯卡利亚席位的人选后的293天里，加兰陷入了困境，等待参议院共和党人为他提供一个公平的听证。

整个世界都知道，他们永远不会。

加兰仍然保持着耐心。

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位老教师劳伦斯·特里布告诉我：“令人心碎的是，他看到这个系统真的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好。”

人们对麦康奈尔厚颜无耻的策略的反应是愤怒。加兰的妻子和女儿们当然会裹挟在这种情绪中，他的朋友和前助理也是如此。加兰周围的人无法控制他们的愤怒，但他做到了。

当朋友们打电话发泄时，他会试图安慰他们，以平息他们的怒火。他告诉他们：“不要为我感到太难过，我已经有很多成就了，别担心。”

这种平和的态度并不反常。他的朋友杰米·戈雷利克告诉我，他一直是个冷静的人。从大学开始，他就劝说她不要让情绪扰乱她。

那时，她对哈佛大学向男性而不是女性提供免费足球票感到愤怒。在一次有争议的会议上，她抨击了这种不公正现象，他把她拉到一边：“你生气是对的，但你不应该这么生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得到解决。”

戈雷利克非常珍视他的谨慎，以至于她后来聘请他，担任她在克林顿司法部的副手。即使在那时，他的建议也是一样的。他鼓励她把她写的愤怒的信，放在抽屉里，直到她内心恢复平静。

这种倾向可以被描述为压抑。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对它有另一个名字。他称其为“反对怨恨的精神修炼”，这句话来自他的政治劝说理论。他敦促不公正的受害者抵制适得其反的本能，不要义愤填膺地放大自己的受害者身份。

这不是加兰的个人信条，或类似的东西。但以他超凡的自制力和他的正直感，他似乎把愤怒，特别是对自己的愤怒，视为一种危险的情绪。

这可能使他看起来与被这个愤怒定义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2021年1月7日，当拜登宣布他为被提名人时，他似乎奇怪地脱离了前一天的国会山的那场破坏，他只提到了一次，即“华盛顿的昨天的事件。”

他认为，这场叛乱表明，“法治不只是一些律师的口头禅”。即使考虑到加兰在选择词语时有过度思考的倾向，他的结论也让人感觉，这是一种巨大的反应不足。

随着对特朗普的调查，司法系统的合法性受到了威胁。当然，MAGA集团永远不会把对其领导人的起诉视为一个骗局。但全国其他地区的看法也很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司法部提出起诉，公众会认为这是对事实进行严格审查的结果，而不是出于报复的冲动。如果起诉对立党派的候选人，应该是感到不情愿，好像没有其他选择。

六

很难不把加兰想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人物。

当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时，他开玩笑地提出抗议，引用了一个对60多岁的男性来说非常重要的酷的标志。“你知道， 1974年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演唱会，我也在场，就是乔恩·兰道在《 The Real Paper》的著名专栏中写的那场，’我看到了摇滚乐的未来’”。

当他在法官席上时，加兰偶尔会通过播放吸血鬼周末乐队的一首歌，来引导新的书记员了解他的癖好，这首歌包含了一句话：“谁他妈的在乎牛津逗号？”

这很有趣，因为这支乐队与他所期望的文化所指范围相去甚远，而且这位性格严谨的司法部长自己也不会说出这句话。

这也很有趣，因为加兰确实非常关心标点符号。

加兰喜欢一切都各就其位。作为一名法官，当他要求他的书记员准备阅读材料时，他们会拿着一把尺子梳理材料。页边距要恰到好处，要有空间让他们在重要事项旁边画线。一条平行的线意味着书记员有值得他注意的材料，三条线标志着论点的关键所在。当他找到有效的方法时，他就会坚持下去。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使用WordPerfect（一个办公软件）的美国人。

加兰就任司法部长时，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着老式的想法。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他告诉他的助手，他希望他可以帮助降低国家对立的烈度。他认为，自己可以利用这个部门来恢复在特朗普时代似乎已经溜走的某种程度的文明。

新工作的兴奋点之一是它提供的机构感。此前，作为一名法官，他不能挑选摆在他桌上要办的事项。案卷就是案卷。现在，他可以对早报上的一篇文章感到兴奋，上午9点他走进与副手们的会议，然后坚持要求这个部门对此采取行动。

每天，加兰都会遇到有关令人震惊的骚扰事件，这是一种全国性的粗鲁无礼和愤怒的流行病。空姐因为要求乘客戴口罩而冒着被殴打的危险。学校董事会官员收到死亡威胁。警察因为做他们的工作而受到骚扰。

加兰希望为这种行为树立一个标杆。司法部开始积极起诉非法的暴力威胁行为，并寻求严厉的惩罚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但令他沮丧的是，这些努力被证明是无效的。无论他提起多少案件，司法部都无法遏制谩骂的洪流。这个国家文化中存在着深刻的问题，这种消化不良破坏了集体共存和健康实践民主的可能性。

今年，当他开始了解这项工作的局限性，，司法部无法修复美国生活中所有破碎的方面时，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危机的深度。他的公开评论开始透露出一种警觉性。

5月，他回到哈佛大学发表毕业演讲，发表了一份关于民主健康的严峻报告。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时刻的历史紧迫性，那就是司法部于1870年成立，当时其任务是粉碎新生的三K党。

这种振奋人心的号召是这种演讲的常规做法，尽管演讲中有希望的音符，但很难避免其潜在的悲观主义。他警告说“可能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在我6月份的访问中，我一度称加兰为“制度主义者”，我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治气质的一种无异议的描述。听到这句话后，他转向他的助手：“我想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他说，如果我想，他们可以查一下。但他肯定，自己从未说过这个词。

我很惊讶他竟然会抵制这个词。

我想他想让我明白，他对民主所面临的危险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对打败它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天真。仅仅依靠规范，是不足以阻止一个坚定的独裁者的。这并不完全是他思想上的逆转，激进化的加兰是不可能的。但这是一种进化。他对机构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了。

随着他的乐观主义受到挫折，以及他对民主所面临的紧迫威胁的高度敏感，他对对抗表现出更大的胃口。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他愿意与特朗普就藏匿在海湖庄园的敏感文件进行争论。

搜查一位前总统的家是前所未有的。在执行搜查令时，他知道特朗普会利用这一事件进行煽动。特朗普甚至可能会鼓励他的支持者做出暴力反应。

对于特朗普，加兰最近表现出一种以前很少跟他联系在一起的好斗性。当特朗普开始抨击对海湖庄园的搜查时，加兰要求法院解封被扣押的文件清单，这基本上是在谴责这位前总统的谎言。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当特朗普无耻地指责他们栽赃陷害，加兰没有被动地观看对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攻击，而是积极地支持调查局。

当特朗普的律师试图利用一个同情的法官来减缓司法部的调查时，加兰的律师以直截了当的不屑一顾的简报作为回应，其内容没有丝毫的尊重之意。(“原告再次暗示，他可以在离任前解密这些记录。然而，和以前一样，原告明显没有表示，更没有表明，他确实采取了这一步骤”）。

这些文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连续的叙事，每一期都增加了关于特朗普错误处理文件，和误导调查人员的新细节。8月31日，司法部在一份简报中塞进了一张照片，显示机密文件排列在海湖庄园的地毯上。

这既是对证据的忠实编排，也是一种狡猾的游戏规则。加兰允许这个部门发布一个肯定会植入公众头脑，并确定新闻议程的图像。法律网站Lawfare将该文件的全部内容描述为“武力的展示”。

在海湖庄园案中，加兰将是第一次在法庭上面对特朗普。可以说，他已经磨磨蹭蹭在打官司的路上了。但是，既然他已经进入了这场战斗，他必须像维护司法部的声誉一样进行战斗，去赢得这场战斗。

在我们的采访中，加兰提醒我，他曾经是一名检察官。不言而喻的意思是，他知道需要什么才能获胜。

七

日历上有一个日期，过度的一丝不苟有可能错过追究特朗普责任。

2025年1月20日，加兰可能没有工作了。他的职位可能被一个强硬右派的化身所占据。任何可能的共和党总统，都会在上任的第一天撤销对特朗普的起诉。

起诉特朗普的最后期限实际上比下一个就职日要早得多。根据大多数检察官的说法，法官会给特朗普近一年的时间来准备审判，也许会更长一些。这不是特殊待遇，这只是法院安排大案的方式。

如果特朗普在1月6日因其角色而被起诉，考虑到司法部将在证据披露中传递的大量证据，他可能得到比这更多的时间。如果证据包括机密文件，法院将需要解决如何处理这些文件的问题，这是拖延的另一个原因。

根据指控，审判本身可能需要一个星期至长达六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加兰必须在2023年春末之前提出起诉，并有机会在政府换届之前完成陪审团的裁决。

加兰所面临的令人痛苦的难题，对他其实也是一个解脱性的难题。

他不可能在政治上获胜。他要么与右派为敌，要么让左派失望。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他都会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他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他深爱的机构在相当一部分民众中的声誉。

面对如此难受的选择，他其实并没有选择。因为他无法避免将美国进一步撕裂，他将根据证据，以及这些证据是否能说服陪审团来决定。作为一个对规则手册有着近乎形而上学的信仰的人，他可以应用他的经典条款。

这就是他在过去几个月里试图强调的解释。

每次他被问及前总统时，他都回答说：“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他显然对自己的回答，未能让质疑者满意而感到沮丧。

我相信，他对特朗普的起诉将证明，他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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