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为什么普京会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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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杂志刊文，克里姆林宫越是发出准备扔核弹的信号，世界其他国家就越是要寻找理由相信俄罗斯不会这样做。

10月23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打电话给四个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告诉他们，乌克兰正计划在自己的国土上引爆一枚“脏弹”，即一种添加了放射性物质的常规武器。

2014年的绍伊古。Ministry of Defence,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收到这一信息的四个国家，其中三个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立即于当天发表了一份不同寻常的联合声明，谴责这一说法。绍伊古的第四个对话者是土耳其。

俄罗斯领导人和宣传人员对这些电话通话进行了详细报道，他们认为有些国家有些人，不一定不会相信乌克兰会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放射性武器，因为这样乌克兰就可以把攻击归咎于俄罗斯。

绍伊古的电话是留下伏笔的，是俄罗斯制造信息噪音的另一个例子，用来播种怀疑，断言战争中事实不可知论。周四，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是他亲自指示绍伊古打这些电话的，所以这也算是图穷匕见：俄罗斯正在准备对乌克兰进行核打击，或者是具有涉及到放射性的武力打击。

这并不是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或第三次发出这一信息。

普京从2月份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时，就一直在挥舞着核军刀，事实上，在之前的许多年里也是如此。2014年，在吞并克里米亚几个月后，在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武装叛乱的高峰期，俄罗斯改变了其军事学说，放开了对来自北约的威胁进行首先核打击的可能性。

2016年，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力量在阅兵。Butko,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2018年，普京首次提出了他的核战结果承诺，后来又再次提出，并由俄罗斯电视台多次重播。他说：在一次全球规模的核战争中，俄罗斯人将上天堂，而美国人“只是死了”。

自今年晚夏乌克兰开始反攻以来，俄罗斯核打击的威胁变得更加明显，在俄罗斯的宣传频道上更加频繁地重复着。

克里姆林宫越是发出准备扔核弹的信号，世界其他国家就越是寻找理由相信俄国不会这样做。本月早些时候，英国国防部长本·华莱士在保守党会议上向听众保证，尽管普京的行动可能是“完全非理性的”，但他不会使用核武器，因为他不能冒险失去中国和印度的支持。

华莱士断言：这两个国家已经向普京发出警告。

罗伯特·本·洛班·华莱士（Robert Ben Lobban Wallace，1970年5月15日－），在从政前，他是英国陆军苏格兰卫队的退役上尉。现任英国国防大臣，就任日期2019年7月24日，华莱士是自2019年来，保守党党内唯一一位连续就任同一内阁大臣职务至今的人物，其任内历经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三任首相。Richard Townshend,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而拜登总统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说，普京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只不过他在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时“严重失算”，“理性”就是他不会使用核武器的原因。而在另一个场合，拜登说，俄罗斯的核打击将引发世界末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一直表示，白宫认真对待普京的核威胁，并将在发生核攻击时作出果断反应。

最近几周，随着莫斯科加大警告力度，说普京仍然不会真的使用核弹已经成为了某种“常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可能不会向乌克兰投放原子弹”，是《华盛顿邮报》9月的一篇社论的开头，几乎是以表述公理的方式开始全文。

彭博社的欧洲事务专栏作家安德烈亚斯·克鲁特（Andreas Kluth），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开始指示读者“如果可以的话，请把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野蛮战争中使用核弹的焦虑放在一边”，因为克鲁特断言，这种风险“仍然很小”。

这些保证往往依赖于分为三类的论据。第一类是普京担心核打击的后果；其次是普京不愿意将俄罗斯人民置于危险之中；以及最后一个，核打击无助于实现普京的战略目标。

早在7月，前北约最高盟军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在彭博社的一篇专栏中阐述了这些论点的大部分内容。他写道：普京明白，他需要努力维持中国其实很勉强才给予他的政治支持，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经济合作。

斯塔夫里迪斯认为，普京还“喜欢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国家”，使用核武器会危及这两者。斯塔夫里迪斯认为，使用核武器有着可想而知的战略目标：通过摧毁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来切断军事补给线；通过消灭首都基辅来消灭独立的乌克兰国家；通过摧毁黑海贸易港口城市奥德萨来破坏乌克兰的经济等等，其实也可以通过使用常规武器以较小的风险实现。

最后，斯塔夫里迪斯指出：如果俄罗斯使用了核武器，就不能否认自己没干这事，而它在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那样至少还能够试图否认。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是对乌克兰战争最有见地的观察家之一。在10月5日的个人邮件组通讯中，他告诫订阅者们不要向普京的“核讹诈”屈服，并提出了几个新论据，说明普京为什么不准备使用核武器。

斯奈德认为：随着9月底征兵工作的开展，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前线投入数十万人，普京不想冒着引爆核弹的风险杀害他们；俄罗斯已经单方面，而且是非法地宣布一大块乌克兰领土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使得普京不可能在乌克兰东部引爆一枚核弹，在那里它可能会破坏俄罗斯声称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和人民。

还有，俄罗斯在保养和维护其军事装备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相反，乌克兰已被证明非常善于击落和缴获俄罗斯的武器，因此莫斯科不会冒险将核武器带到乌克兰附近。

最后，斯奈德认为：鉴于俄罗斯几个月来一直在各种战斗上输给乌克兰，如果普京要引爆一枚核弹作为对军事失败的绝望回应，他早就这么做了。

斯奈德认为，普京真正需要的是巩固他在国内的权力，他更有可能通过找到结束战争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斯奈德认为，核弹几乎肯定会延长战争。

斯奈德提出的理由是，对乌克兰的核攻击将给普京、他的人民和他的军队带来太多的附带损害，而普京对这些风险的认识至今仍令其退缩。而且，就像斯塔夫里迪斯一样，他建议普京不使用核武器来结束战争。

但是，正如核武专家安基特·潘达（Ankit Panda）说的那样，：普京一直在不断地削减他的常规武器库，从西方战争学说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毫无意义的。很快，炮灰、伊朗的无人机和核武器，可能就是他剩下的一切。

潘达说：“普京正在做出战术性的军事决定，从理性的军事规划角度来看，这些决定毫无意义。”

当我们说某人的行为不理性时，我们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其实并不理解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如此行为的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普京是不理性的，问题在于存在一个他越来越接近发动核打击的理性世界。而大多数西方分析家无法理解他的那个世界的逻辑。

罗伯特·杰·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是精神病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先驱，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在写关于核武器的文章，他喜欢引用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一句话：“想象真实”（imagine the real）。

这正是我们在谈论普京和他的核威胁时未能做到的，我们无法想象他即将付诸实施的非常真实的可能性。

我们有三个来源可以帮助理解普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分别是：普京自己的声明，俄罗斯的宣传，以及俄罗斯叛逃者的声音。

在苏联时期，逃到西方的苏联人的回忆录，比如前共产党官员阿卜杜拉克曼·阿夫托尔哈诺夫（Abdurahman Avturkhanov）和前间谍阿纳托利·格拉诺夫斯基（Anatoli Granovsky），成为了几代研究人员了解苏联领导人思想的案头书。

阿卜杜拉克曼·阿夫托尔哈诺夫：车臣人，早年加入联共（布）党，三十年代在党中央工作，任中央督导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入狱，1942年获释，1943年流亡西方。获博士学位，任俄国史教授。其作品《党治制的由来》是研究共产党组织或列宁主义组织起源的极为经典的权威作品，1982年中国大陆以《苏共野史》为名内部出版。

《党治制的由来》（即《苏共野史》）正文内容截图

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格拉诺夫斯基（Анато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рановский，1922年1月25日-1974年9月4日）是苏联高级官僚米哈伊尔·格拉诺夫斯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1930年代末大清洗的受害者，为了在苏联古拉格系统中找到父亲，格拉诺夫斯基让自己被内务部以虚假指控逮捕，并被关押在同一个刑罚系统中。由于他过去与他父亲的高官同事们的孩子们的友谊，格拉诺夫斯基在1939年7月被招募为内务部特工，对这些熟人进行监视。1946年秋，他叛逃到瑞典后写了《我曾是一名内务部特工》一书。图为图书封面。

如今与苏联时期相比，离开俄罗斯要容易得多，当时苏联人很少被允许出国旅行，即使出国，也必须忍受持续的监视。然而，最近很少有地位很高的俄罗斯人离开。到目前为止，只有在乌克兰全面入侵后叛逃的外交官鲍里斯·邦达列夫详细写了他的经历。

邦达列夫在本期《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注，即加美财经编译的《俄罗斯不当行为的根源》，点击即可阅读）精彩地描述了一个被歪曲的阴谋。驻扎在日内瓦的邦达列夫写道：

即使是一些聪明的同事，他们的电视上也整天播放着俄罗斯宣传片。仿佛他们在努力向自己灌输知识。

2014年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后，美国、欧盟成员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普京以反制裁作为回应，有效地进一步孤立了俄罗斯自己的经济。

克里姆林宫把整个事件说成是一场胜利，是国内制造业的福音，在某些领域确实如此。但是，邦达列夫写道：国防生产中使用的一些基本部件，比如飞机的传感器来自西方制造商，而制裁切断了供应。邦达列夫写道：

尽管我的团队很清楚这些制裁如何削弱了俄罗斯的实力，外交部的宣传帮助克里姆林宫无法发现这一点。这种无知的后果现在在乌克兰得到了充分展示：此前的制裁是俄罗斯在入侵中遇到如此多麻烦的原因之一。

同样，外交官们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掩盖了损失。2018年，当俄罗斯被指控在英国索尔兹伯里毒杀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时，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出一项决议来破坏调查工作。该决议被轻易击败，但邦达列夫写道：

回到莫斯科后，我读到了俄罗斯禁化武组织代表团的长篇电报，内容是他们如何打败了西方国家的众多“反俄”、“无稽之谈”和‘毫无根据’的行径。俄罗斯的提案被击败的事实被简化为一句话。

这就是宣传、野心和恐惧的反馈回路，塑造了普京对世界的看法。邦达列夫写道，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的许多同事“对我们越来越好战的行为感到自豪”。当被问及时，“他们比划着我们的核力量”。

这是在全面战争的早期，当时俄罗斯人和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乌克兰会很快失败。随着俄罗斯攻势的动摇，核威胁的调门从胜利主义狂热变成了凶残。

一位之前是受人尊敬的弹道导弹专家的官员告诉我，俄罗斯需要“向华盛顿的一个郊区发送一枚核弹头。”他补充说：“美国人将会吓得屁滚尿流，急着求我们给他们和平。”他似乎有一部分是在开玩笑。

但俄罗斯人倾向于认为美国人过于娇生惯养，不会为任何事情冒生命危险，所以当我指出核攻击会招致灾难性的报复时，他嘲笑道：“不会的。”

虽然对于俄罗斯军事战略家之外的人来说，使用核武器对俄罗斯的战略灾难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普京从更宏大和不那么务实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任务。他认为：一方面他正面临着俄罗斯的存亡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涉及到核武器，西方国家没有足够的信念和决心来进行报复。

西方共识中的任何细微迹象，无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乌克兰施压以进行和平谈判，还是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批评他所认为的对乌克兰的无条件援助，都会大大助长普京的信心。一支“好战”的军队和宣传机器既放大了俄罗斯表面上面临的威胁，也放大了它应该享有的支持。

上周，普京举办了他每年一度的瓦尔代会议，这是一次只接受邀请参加的会议，历来是他向世界传播自己信息的一种方式。在过去，听众主要由西方记者和俄罗斯学者组成。但今年的活动的人群有所不同。

会议的主题是“后霸权主义世界，所有人的正义和安全”。普京发表了长达近一个小时的演讲，论述了将非西方世界从“取消文化”和“十种不同的性别”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普京认为这些都是西方为取代“传统价值观”而强加给各国的。

译注：“取消文化”指的是一种抵制行为，尤其是在网上发起的抵制行为。社交媒体上常见某人（通常是知名人物）或某家（知名）企业因为说了或做了一些令人反感或不能接受的言论或行为，然后就被各种舆论抵制，其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企业赞助，甚至其网络影响力“全被取消”。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他回答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巴西、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前苏联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代表的问题；大多数发言者一开始就表达了近乎崇拜的尊敬。

普京在一个场合说：“许多国家已经厌倦了生活在外部势力的统治之下。他们越是看到我们反击这种压力，他们就越是支持我们。这种支持只会越来越多。”

普京这个曾经卑微的克格勃官僚，在他自己的世界观里挥舞着一把强大的剑，将世界从颓废和腐朽中拯救出来。他的世界观是自身特定背景和历史时期的产物，但也属于一种可识别的思想类型。

在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创建恐怖主义中心的查尔斯·斯特罗齐尔（Charles Strozier）教授，就他自己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心态”的思维写过大量文章，这种思维可以助长种族灭绝的暴力。他最近写了一些证据，表明普京像阿道夫·希特勒和奥萨马·本·拉登一样，拥有这种思维。

斯特罗齐尔告诉我：“从心理上来说，像普京或希特勒这样的人的领导风格中所注入的东西，是偏执狂所带来的确定性。”

普京是个偏执狂，这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他痴迷于俄罗斯被敌人包围的想法；他害怕所有的抗议和异议，尽管他早已消灭了任何可以影响他政权的杠杆；他对冠状病毒以及潜在暗杀的恐惧，促使他几乎完全孤立，迫使他隔着巨大的桌子进行面对面交谈。

普京隔着巨大的桌子会晤拉夫罗夫。Presidential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斯特罗齐尔说：“偏执狂带来的确定性是他们领导风格的一个优势，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灵活性，他们会犯巨大的错误。”

原教旨主义者的心态是世界末日式的，是千禧年式的。希特勒有“千年帝国”的想法，这使他被定位为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继承人。普京对历史的探索也同样宏大，他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沙皇的最后苗裔，而且他明确地否定了干扰这种宏大叙事的历史事实：比如乌克兰国家的存在。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斯奈德写了大量关于伊万·伊雷因对普京明显影响的文章，伊万·伊雷因是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流亡哲学家，他认为颠覆被西式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腐蚀的世界的时机，在新千年之交已经成熟，可以进行彻底复兴。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雷因（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льи́н，1883年4月9日－1954年12月21日）出生在莫斯科，留里克家族的后裔。1901年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学院学习。他不赞成1905年俄国革命，也没有积极参与学生政治运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他认为这次革命是对人民的解放。然而发生十月革命令他非常失望，他评价革命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1922年，他与一百六十余名知识分子登上哲学船离开俄国。此后他在德国柏林居住，成为白俄运动的主要理论家。最初，他将阿道夫·希特勒视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明捍卫者，并承认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起源于俄罗斯白人的意识形态。1938年他离开德国前往瑞士定居。伊雷因的观点对一些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产生了影响，包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杜金，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截至2005年，23卷伊雷因文集已在俄罗斯出版。普京亲自参与将伊雷因的遗体运回俄罗斯，还在2009年亲自去他的坟墓献祭。

我认为斯奈德可能高估了伊雷因的教义在普京思想中的首要地位。普京在借用他人思想时是完全工具性的，当他需要说一些肯定他自己直觉的话时，就会拿起并挥舞这些思想。

同样，他也使用了当代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的思想，他是另一位神秘主义思想家，认为俄罗斯的使命是在一个被来自西方的混乱所危及的世界中恢复传统秩序。

不过，一切具体的词语和概念都不如普京对自己肩负巨大历史使命的感觉重要。

在1990年的一本名为《种族灭绝心态》的书中，心理历史学家利夫顿讨论了“核主义”（nuclearism）一词，他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威慑政治激活了“一种心态，包括个人和集体愿意生产、部署，以及根据某些必要的标准，使用已知可摧毁整个人类的武器。”

而有关威慑政治的整个思想，基于世界的生存取决于有能力消灭世界的大国之间的平衡。核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把自己作为历史灾难的治疗方法。而纳粹主义指的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受的屈辱，核主义指的是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所造成的灾难。

纳粹主义和核主义都把自己定位为预防性的，作为对冲更大威胁的手段，前者是犹太人和其他人对雅利安人种的威胁，后者是核屠杀对全人类的威胁。这两种意识形态都具有特殊的现代性，因为它们“包括对科学技术的崇拜”。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特点都是“全社会很大程度参与到种族灭绝计划，创造出危险的官僚主义势头，可以把人类带入种族灭绝的门槛。”

5月，我写了关于俄罗斯电视台如何重复播放普京核威胁的方式。从那时起，这种威胁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感觉。今日俄罗斯宣传集团的负责人玛格丽特·西蒙尼扬（Margarita Simonyan）说，在普京于9月下令征兵后不久，“我们不是在呼吁核战争，我们是在告诉你，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俄罗斯必须使用其核盾牌应对的威胁是西方侵袭，它被不同程度地描述为北约扩张、对传统价值观的攻击、“性别意识形态”的推进，以及不断蔓延的颓废现象。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对俄罗斯的生存威胁。在普京看来，俄罗斯是一个被围困的异性恋、白种人和真理的孤岛。

斯特罗齐尔曾写道，原教旨主义心态包括一个总体使命，证明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他告诉我：“救赎的概念总是存在于种族灭绝中。”他还引用了希特勒的信念，即劣质的生命形式必须被灭绝，以实现千年帝国。“大规模的暴力，种族灭绝是为了一个很道德的目的而开始的。”

普京和他的宣传机器，还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说成是直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源出来的斗争。多年来，普京一直提醒俄罗斯人，他们在对抗纳粹的斗争中牺牲最大。根据后苏联历史学家的说法，至少有2650万人被杀。虽然这些丧生的人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不成比例得高，但俄罗斯也要求夺走他们的遗产。

普京还宣称，俄罗斯“独自”与纳粹威胁作斗争，因此俄罗斯现在有权决定谁是纳粹分子。但是，俄罗斯不只是在角色扮演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仍在继续进行着，为重新获得超级大国地位而奋斗，而当初的超级大国地位是曾经通过击退纳粹德国而获得的。

普京的这种说法支持了自己的信念，即他有使用核武的道德权利。美国这样做了（指二战末期攻击广岛和长崎），所以俄罗斯也可以。

利夫顿在1969年，因一本关于广岛轰炸幸存者的书而获得国家图书奖，他在书中把广岛居民的困境描述为“终生沉浸在死亡之中”，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描述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长大的俄罗斯人的经历。

普京出生于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他在列宁格勒长大，这个城市在近九百天的围困中失去了数不清的平民。官方数字是六十三万二千人，但据估计有一百万人以上。按照当代标准，纳粹德国对列宁格勒的围困是一项战争罪行，但是俄罗斯军队今年在马里乌波尔和乌克兰其他地方重复了这一罪行。

城市的破坏和残存居民的堕落是彻底的：人们死于饥饿，但在此之前，他们吃了、当了或用了他们生命中剩下的一切作为基本物资。

战后，苏联的宣传在美化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同时，也掩盖了围城的丑陋残暴之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俄罗斯诗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波琳娜·巴斯科娃（Polina Barskova）告诉我：“关于列宁格勒围困的书籍能够出版和不能出版的区别在于，前者声称牺牲是有目的的。这是一个大写的‘V’的胜利，战胜了大写的‘E’的敌人和大写的‘E’的邪恶。这是那种你可以为之牺牲任何数量的人命的目标。”

对于列宁格勒本地人来说，这个神话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对普京来说，它进一步证明了他有道德上的权利来杀死或谴责整个人类。

普京的哥哥在被围困期间死了，当时这位幼儿哥哥还在学步。他的父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也只是勉强活了下来。巴尔斯科娃说：“没有人能够仅靠政府发放的配给卡生存。”

她的关于围困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集《生活画报》最近以英译本出版。

这只是一个事实。每个幸存者都是一个奇迹，而大多数的生存行为都是越轨的、犯罪的。幸存者可能是获得了国家权力“职官名录制度”的配给，或者通过犯罪来渡过难关，或者两者都有。

普京现在是俄罗斯这个犯罪国家的首脑。他相信自己是出类拔萃的，会在他发动的核灾难中幸存下来。这也有助于他建造一系列地堡和地下宫殿，在那里，他想象自己可以在核灾难中奢华地生存。

译注：职官名录制度：曾在苏联、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目前的共产主义国家实行。依托干部职务名称表。最初此制度指的是于个别机关之间进行分配领导职位，后来涵括了对领导干部的登记造册、考察、任免及职级待遇等等。

最终，普京不会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所有“合理”理由，都无法成立。他并不害怕失去现有盟友的支持，因为他错误地理解了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认为俄罗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比目前的真实状态强大。中国和印度领导人可能会对使用核武器等极端措施表示震惊，但在普京看来，这表明他们缺乏决心，这正好是他们的弱点，而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弱点。

而且如果有必要，他准备作出最离谱的否认，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俄罗斯的宣传人员认为，2015年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客机，被试图陷害俄罗斯的不良行为者装满了尸体，而在布查的战争犯罪场景则是“演戏”。

事实上，绍伊古周日的电话，开启了俄罗斯通过声称核打击是乌克兰的假旗行动来转移责任的可能性。

那些认为普京不会使用核武器，理由是这样做会危及俄罗斯人，包括普京自己也这样看，是无视普京认为他有权利、可能还有道德义务，去牺牲数十万或数百万人的事实。

认为核打击不会帮助普京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说法，将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误认为是对乌克兰人施加恐怖。俄罗斯军队现在遭受的损失，只能促使普京制造更多的恐怖，针对更多的人。

剩下的一个可信的论点是：普京可能害怕反作用。

他并不害怕核报复，因为乌克兰没有自己的核武器，北约也不可能对在乌克兰境内使用核武器作出核反应。而且，如果北约这样做，普京认为他将拥有一个完全动员起来的国家，尽管是实力大大缩减的国家。

然而，他可能担心的是北约使用常规武器的极端反应。例如：一系列的打击将破坏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并摧毁俄军在乌克兰的所有剩余军事能力。这将是一个非常羞辱性的打击，除了第二次更强大的核打击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报仇。

这是普京不愿意考虑的前景吗？可能不是，但这是西方如今能得到的最接近于威慑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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