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的最顶级女校，如今上海仅存的女中，130岁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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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色彩，爱在奉献，成长无止境

11月6日，上海市唯一的女子中学——上海市第三女中迎来130周年校庆。受疫情影响，校庆活动以线上直播方式进行。1947届校友张珑和1952届校友司罗素等在家中观看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直播。

过去每到校庆日，司罗素和同学们都会如约返校。百年校庆时，她们穿着代表级色的紫色套装在大礼堂合唱校歌。120周年校庆时，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她们专门定制了紫色羊绒披肩，相聚在母校大草坪上。今年是130周年校庆，年过九旬的司罗素等已无力亲赴现场。

直播镜头里，女中校园如闹市中一方静土，周围高楼四起，围墙内梧桐和紫藤萝生机依旧，慵懒的斑鸠随处可见。花季女生们如少女时代的她们一样在学校标志性的大草坪上欢笑奔跑，背后的两座百年邬达克建筑安静地讲述着那些古老又青春的故事。

1947年，张珑、刘泽墀等中学毕业，身穿代表级色的绿色旗袍，在中西女中莲吉生堂前照毕业照。 图/受访者提供

用整本英文名著做教材

1892年3月17日，基督教美国卫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倡建的中西女塾举办首届开学典礼。这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收费制女校，以培养亦中亦西的“通才”为目标。

中西女塾的学费是一般学校的近两倍，但新生仍然源源不断，宋氏三姐妹等知名人士都毕业于此。

在第二任校长莲吉生主持下，中西女塾购买了占地89亩的经家花园，于1917年搬入忆定盘路（今江苏路）新校址。

1930年，中西女塾正式向国民政府立案，改校名为“中西女子中学校”。立案后，初中除英文课外改用中文课本，高中除国文课外仍用英文原版教材。

1936年，中西女中教务长薛正受聘，成为首位华人校长。她曾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中，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爱穿一袭中式旗袍，喜欢把大衣披在肩上，走路带风，气度非凡。

那时校内大小事宜都要请示美国顾问，为了争取更多自主权，薛正聘请了五至七位骨干中国教师组成了校政委员会，每星期召开一次例会讨论校政。她还有意识地支持校内进步力量。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美国教会决定解散中西女中，薛正发挥校政委员会的力量将学校保下，并使之成为了真正意义上“亦中亦西”的女校。

这一年，12岁的张珑和14岁的刘泽墀因成绩优异，免试升入中西女中初一。

张珑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张元济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刘泽墀出身于浙江南浔刘家。学校也有一些家境较差的孩子，她们是靠申请助学金才得以进中西女中读书的，但学校从不公开，连教师都不知道，只有校长、财务和助学金委员会主席三个人才清楚。

进入中西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修剪整齐、占地超过上万平方米的大草坪。沿草坪前行，每隔数步就有一个当时极其罕见的自动喷水饮水器。接着就来到哥特风格、气势宏伟的主楼——莲吉生堂，主入口是三扇高大的暖色玻璃花窗。楼前有两棵含笑花，开花时发出甜甜的香气。

紫藤花廊是很多女生的最爱。花圃中两层楼高的盆栽昙花是园艺老师王紫英（Miss Wasson）精心培育的，花开的日子，全校师生都无限喜悦，家长们也特地半夜赶来一起欣赏。那垂挂的数十朵硕大洁白的花朵美得令人屏息，可惜倏忽而逝。

中西女中以英语水平之高称雄上海市。后来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20年的张珑总结，其最大特色是采用整本的英语经典名著做教材，没有语法课，也没有语音课，上课就是读小说。

初一所用的教材是《海蒂》。第一天，老师会把原版书发给大家，那是一本硬质封面、纸质很好、印制精良的书，带着精美的插图。老师说，这是图书馆借给大家的，用毕要归还，因此要保持整洁，不可在上面涂写。

教过这门课的有美籍教师葛继恩（Miss Craig），她讲课常常绘声绘色，与主人公海蒂一起伤心哭泣和开怀大笑，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old sky true（“老天真”的直译）。

张珑的堂姐、毕业于圣玛利亚女中和圣约翰大学的张祥保也教过这门课。

1945年进入中西女中读初一的巫漪云回忆，张祥保一口纯正的英语，说自己在课内会尽量用英语讲解，见大家满脸愕然，又补充了一句：你们不要怕，如果听不懂，我可以再讲一遍，两遍，多听听就听懂了。

张祥保每节课都留出5-10分钟做小测验。试题灵活多样，有时写出某个动词的三种形式，有时要求写3到5个形容词来形容海蒂祖父住的房间或描述他的性格。第一次测验不佳，超过1/3同学只得了F（不及格）。张祥保进行评卷，她说，一些同学最大的问题是胆子太小，不敢答题，她要大家把胆子放大些，努力用英语表达，答得不完整没有关系，尽力把自己的意思写出来。

巫漪云说，跨过最初的难关后，大家开始建立起信心，《海蒂》又是一本温馨有趣的故事书，大家学习都很带劲。初二秋季开学时，大家都希望张祥保继续教她们，遗憾的是，她被胡适挖走，去北大西语系教书了。

张珑小学四年级就进入了中西女中附小，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而刘泽墀的英文基础偏弱，刚入学时偶尔完不成功课，老师只会对她笑笑，请她继续努力，没有批评过她。

升入初二，她们的英语课教材变成了《小妇人》。初三读《大卫·科波菲尔》，高一读《傲慢与偏见》和《威尼斯商人》，高二读《呼啸山庄》和《麦克白斯》，高三读《双城记》和《哈姆雷特》。

除了课本外，还要读很多课外读物。那时广为流传的有《福尔摩斯探案集》，还有《飘》和《丽贝卡》两部因电影而闻名的小说，但英语老师陈观裕告诉她们，这些都是通俗读物，课外看看可以，但不可以作为课本。

从初一开始，每读一本书都要写一篇读书报告，内容自定，长短不论，有自己的见解、言之成理即可。张珑说，阅读让她们逐渐领悟经典文学的魅力，培养起好的语感，进而影响一个人的境界。

学校奉行“平时严格、战时从容”，没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但小测验随时有。张珑回忆，测验里从来没有选择题之类的被动性测试，因为学校认为那不是培养语言运用能力的方法。

每门功课累计起来的平均分就是学期成绩。绝大部分学校都以60分为及格线，唯有中西女中是70分及格。两门不及格要留级，再次留级就面临退学。

刘泽墀说，学校有一种浓郁的气氛，那就是考试不好不会受到歧视。测验随时都有，但不排名次，不树尖子。学校希望，每个女生都能内心有力量，自尊上进，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中西的传统

中西女中学生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给先生（那时对老师不论性别皆称“先生”）起外号。

就张珑、刘泽墀所在的1947届而言，初一国文老师吴景贤前额留了一束有弧度的留海，形似饺子，外号“汤面饺”。初二国文老师王方华侪身材不高，偏胖，就叫“矮胖王”。初三来了一位新潮国文老师，爱涂口红、穿紧身旗袍，每天踩着一双高跟鞋来上课，这在学校是绝无仅有的，学生送绰号“王高跟”。高一高二国文老师袁炜彤，名字用上海话念来像“圆饭桶”，这就成了她的绰号。高三国文老师吕呐是历史大家吕思勉之女，家学渊源，一手飞逸遒劲的板书，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传授知识，学生们都很喜欢她，她是少有的没有获得“尊号”的老师。

历史老师陈懋恒是陈宝琛的侄女，夫家姓赵，她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满腹经纶，工诗词古文，精通琴棋书画，是史界才女，但不苟言笑，又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张珑和同学们背地里叫她“赵老太婆”。

生物老师曾弥白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外号为“阿米巴”。阿米巴是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与她的名字读音相似。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数学老师王承诗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常叫几个同学同时上黑板做题，然后分析各种做法的特点。她还常常在上课中间突然来个十来分钟的临时测验，时间一到，她一声“停”，谁也不敢再多写一个字，否则她就不收甚至撕掉学生的卷子。大家背后都叫她“王老虎”，她知道后欣然受之，家中收藏了一玻璃柜各种老虎公仔，布的、瓷的、塑料的都有。

训育主任吴景昭在每晚9点熄灯后必逐一查房，若哪间寝室还有灯光就会“笃笃笃”敲门三下，同学送外号“猫头鹰”。吴景昭的名言是，只有从生活细节抓起，才能培养一丝不苟的好习惯。

1948年圣诞大联欢时，有住校同学在寝室门口挂了一幅名为“普天同庆”的海报，画着一所房子，里面有若干个房间，里面住着老虎、狮子、猫头鹰等动物，有一个房间里还放了一只圆饭桶。老师们也不加干预，一笑了之。

中西女中的图书馆也很有特色。图书馆有全套经典英语文学作品，有最新英语杂志，有当时的流行小说，也有英文版《资本论》等左翼书籍。学生借书可以直接进入书库挑。

从中西女中毕业后又在图书馆工作了三年的郑培德回忆，图书馆主任江梅鹃很开明，将购书任务交给了她，她和当时的语文老师董瑞瑾每月一次一同去采购，买回许多进步书籍。后来郑培德投奔延安，在陕北公学和董瑞瑾不期而遇，董瑞瑾成为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郑培德（已改名为郑德芳）成为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中国日报》副总编。

30年代曾在中西女中读书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曹宝贞回忆，她几乎每天都去图书馆借换书本，曾写了一篇《揭露传教士文化侵略》的读书笔记，美国老师看后虽不甚高兴，但无一字责备，还给她打了个A。

有同学回忆，自己在那里贪婪地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日出》、茅盾的《子夜》、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名著，这对她们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西女中的另一大特色是艺术教育。

学校有50多间琴房、60多台钢琴，校园的空气里仿佛总是飘荡着若有若无的钢琴声。有同学回忆，在钢琴的背景声中背诵《前赤壁赋》时，仿佛有一种遗世而独立的感觉。

音乐老师白露薇（Miss Butler）很受欢迎，她经常用唱机给大家播放贝多芬、巴赫、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舒曼等大师的名曲。她还组织了一个小合唱团，分为四个声部：第一女高音、第二女高音、第一女低音和第二女低音。这是一个无伴奏合唱团，演出水平很高。

薛正推崇“寓教于戏”，她曾说，演戏是最好的教学。每周三上午上课结束到午饭之间的15分钟，各个班级要轮流表演短剧或演讲。

高三学生的毕业演出是一场对外公演的大戏。每次演出之前，戏票都被学生家长一抢而空，卖票所得一般用来办校刊《墨梯》或作为奖学金。

中西的英文校训是“Live, Love and Grow”，中文校训是取自《礼记》的“积中发外，智圆行方”。刘泽墀说，中西女中上至校长下到每个教职员工都反复强调，做人的第一要素是诚实，这也是“积中发外”的意思。薛正认为，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就是说假话。

“最后的贵族”

1943年2月，美、英籍教师都被日军关进集中营，后被遣返回国。这年暑假，日军强占了中西女中校舍，学校被迫搬迁至海格路（今华山路）英童公学上课，地方还不到原来一半大，各班只能上半天课，有的排在上午，有的排在下午，音乐和体育等课外活动全部取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才得以迁回原址，美国教师也陆续回归。但昔日美丽的校园已变得一片破败。

司罗素就在这时进入了中西女中。她记得，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个捐款簿，请家长和亲友资助，以修缮校舍。

三个月后，学校如期开学。官员们大批携家眷从后方返回上海，希望自家女儿能不经考试直接进入中西女中，被薛正拒绝。一些人认为这样做对“抗日功臣”太不讲情面，但她不为所动。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女儿和白崇禧的女儿都是经过考试才被录取的。

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的主人公李彤就是一个曾在中西女中读书、才貌出众的大家闺秀，毕业后与三位同班同学一起赴美留学，1949年突然收到父母在赴台途中不幸遇难的消息，遂自我放逐，最后投河自尽。谢晋将之搬上银幕，改名为《最后的贵族》。

很多中西校友对这部电影颇有微词，认为中西校友大多事业有成，自尊自爱，李彤代表不了她们的面貌。能代表中西人面貌的是中国首位营养学家严彩韵、音乐家姚锦新、歌唱家蒋英、中科院院士黄量、企业家荣漱仁、艺术家顾圣婴、导演黄蜀芹等校友。

1948年，薛正赴美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期间陈观裕担任代理校长。新中国成立后，薛正放弃学位回国，继续出任中西女中校长。学校给她10年的时间完成论文，但她最终也没有完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教会建议美籍教师9月底撤离。薛正说，学校需要教师。华特主教说，让他们自己决定吧。教师们都决定留下来，但是不久就听说，过了新年后美国人就不可以继续教课了。

音乐老师韩瑞士（Miss Harris）回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上海成千上万的青年日夜排队，报名参战，队伍长达数英里，这种景观让她震撼。她认识到，是时候离开了，留下来只会对朋友和学生带来伤害。

1950年，他们在中国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中西女中合唱队和其他团体一起合唱亨德尔的弥赛亚，韩瑞士担任女高音独唱，是百人合唱团中唯一的西方人。

“我行将离开这个我深爱着的国家和人民，心中充满了亨德尔的音乐，默默祈求着和解。但在双方对峙的战争前线，又如何能有和解呢？”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韩瑞士终身未婚，晚年居住在美国南加州提供给老年退休传教士的居所。她曾受邀参加在美国的中西校友会，指挥大家唱校歌：扬子江滨兮歇浦旁，有女校兮世界光……

讲述女子的故事

1952年7月5日早上，中西女中的师生们在校门口迎来了圣玛利亚女校的师生。圣玛利亚女子学校创办于1881年，其前身是1851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琼斯女士设立的文纪女校与俾文女校。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校合并，成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当天下午，新学校即举行1952届学生的毕业典礼。司罗素没能拿到中西文凭，也没能身着代表级色的紫色旗袍拍摄毕业照，而是穿着统一的白衬衫和蓝裤子，拍下了毕业合影。

薛正继续担任校长，她一生未婚，住在校园里潜心教学。上海市三女中是公立学校，学费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学校扩大招生，择优录取，普通家庭的女孩源源不断跨进了校门。

“文革”开始后，上海的十几所女中都相继取消。1969年，上海市三女中实行男女同校制，入学人数攀升到3000多。教师宿舍成了托儿所，荷花池被填平，园林变成了硬地面的操场。

中西女中在美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等地都有校友会，台湾每年有两次中西校友聚会，宋美龄有时也会参加。70年代后期起，张珑、刘泽墀的同班同学陈晋明开始负责美西的中西校友会，每年一次组织校友聚会。

1977年，陈晋明毕业出国后第一次回国，访问了上海市第三中学，发现母校已成为男女兼收的普通学校，不再是市重点，校舍也陈旧破败。她当即向薛正表示，愿为修缮学校筹集资金。

1979年，薛正受中西校友会邀请访问了纽约、旧金山、中国香港等地。这是她 1950年后首次出国访问，在海外校友中引发了热烈反响。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经由海外校友们的积极活动，在著名教育家吕型伟的鼎力支持下，1981年，上海市第三中学恢复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重回重点中学行列。

1984年，中西、圣玛利亚、上海市三女中同学会成立。越来越多的海外校友与母校取得联系，自愿为母校出力，如修缮健身房，添置实验室设备，赠送电脑、钢琴、图书等。

90年代，中西校友推动组织了第一次中美校友联谊会，4000多人出席了活动。在学校小礼堂里，薛正满面骄傲，对坐在一旁的陈晋明说：“你回美国后，要为我们的希望工程募集10万美元，帮助贫穷孩子们上小学。”

1995年，薛正去世。上海校友们筹资，为她修建了塑像。陈晋明还推动设立了为期七年的“薛正希望工程”，招收了84名女生，资助她们上高中和大学，其中56名考上了大学。

如今，校训“Live, Love and Grow”（活出色彩，爱在奉献，成长无止境）变成了的“IACE”，即“独立”（Independence）、“能干”（Ability），“关爱”（Care）和“优雅”（Elegance）。

曾经的荷花池被填平，建起了中西大厦。莲吉生堂和兰柏-克洛普顿堂保存至今，改称五四楼和五一楼。五四楼大吊灯洒下的温暖光晕布满大礼堂，黑漆长椅已经斑驳，阳光透过两侧哥特式彩色玻璃窗在大理石地面上投下彩色的光影。推开五一楼的大门就是老式壁炉，随旋转楼梯上到四楼，是配备了49架电子钢琴的钢琴教室和乐队排练厅。

英语依然是特色学科，茶艺课程、西餐礼仪、美术课程都有专用教室，女子体育会仍在举办，垒球这一传统强项已发展为“国家垒球后备人才训练基地”。

“教育剧场”被列入高一必修课，高二的“走进经典活动”是学习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校史，高三的“责任和承诺活动”会带学生追寻校友足迹。

每年，教育剧场都会排演一出大戏。今年的130周年校庆上，戏剧社表演了剧目《女中院士》，人物原型是两位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和陈亚珠。

120周年校庆时，戏剧社表演了话剧《薛正》，其中有这样几幕：抗战时，薛正拉着女生们的手，捍卫大草坪不被日军破坏；“大跃进”时期，有人提出把大草坪改成菜地，薛正力排众议保了下来；访美时，校友们要为她捐款送物，她什么都不要，只带回来一件电动推草机。

1992年百年校庆时，陈晋明等与印第安纳大学教育系教授罗海蒂一起，走遍美国，采访了很多早期校友，出版了纪念文集《Telling Women’s Lives》（《讲述女子的故事》）。“old sky true”葛继恩受邀写了序言。

葛继恩一直记得初到学校的那一天。那是1930年8月21日，天下着大雨，但是同事们却等在上海的码头上迎接她。在她的记忆中，雨中的校园显得格外的青翠欲滴，一草一木仿佛都在发着光。

她说，以前她也在别的学校待过，在那些学校也很愉快，但那些只是学校，而中西女中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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