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下3000种中国罕见生物：在灭绝前留下记录（组图）

60后摄影师罗浩，近12年来，自费200万，创办西藏生物多样性影像保护机构，带团队拍下几十万张珍惜生物的照片，绝美、丰富、珍贵，很多植物和动物更是中国第一次有影像记录。

期间各种艰难，甚至生死考验，但当影像集结成书，跟年轻人分享，那一瞬间，又让他咬咬牙继续坚持。

最新“环喜马拉雅”影像调查成果——摄影集《世界之巅》，从2013年开始筹划，后遭遇疫情，
历时八年，终于面世。

一条专访罗浩，听他讲述12年来记录自然生灵的故事。

全球的生物，大概每15分钟会灭绝一种，尤其在西藏，气候问题、海拔问题、风沙问题，它的生态就更加脆弱。

很多人心目中的西藏，是蓝天、白云、寺庙、雪山、牦牛。但除了这些，其实还有非常多的“精灵”，我希望这个微观的生物世界被更多人看到。

2010年，我成立了西藏生物多样性影像保护机构（TBIC），纯民间的，一做12年。靠拉赞助，我自己也往里面搭钱，算起来有一两百万吧，也是杯水车薪。

我不是一个生物学家，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的专业是记者、是摄影师，也没有什么钱。影像，相对来说可以比较独立地完成。

我请来专业学者，招募生态摄影师，还有很多志愿者，带领团队，这些年基本走遍整个喜马拉雅北坡，拍了几十万张照片，出版了11种科普书籍。

为什么在西藏做生物多样性影像保护？说“爱”有点儿鸡汤，但是这种爱扎根在我心底里，因为我生长在这片土地，就像帮着我家去摸家底一样，我家到底有什么？

由于地理、气候、海拔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藏东南、滇西、川西，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多的地区，不是之一。

南迦巴瓦峰7,782米，从山顶到水平面，有5700米的落差，这之间，有原始森林，有次森林，有高山草甸，有流石滩，有雪线，整个喜马拉雅的生物多样性都非常丰富。

人类在自然面前非常渺小，我们无法阻止濒危物种的消失，用影像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也是想为以后的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底本的调查。让后来的子孙们能看到，原来还有这么美的生物，生活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

这里的珍稀物种，是稀有的“稀”。

我过去拍过一个纪录片，叫《金丝野牦牛》，现在还能在央视看到，只在西藏阿里地区有。现存的总量，我的估计是不足500头，这是什么概念？下了2000，就应该是红色濒危物种，而且金丝野牦牛生活在海拔至少4500米以上，相当珍稀。

1976年，中科院在墨脱找到一种虫子，叫“墨脱缺翅虫”，但是没有任何影像留存。现在去网上搜，所有墨脱缺翅虫的影像，都是2012年我们在易贡拍到的。

我记得是一块腐木里发现的，把这块浮木抬出来，就在公路边拍。这个小虫子你别小看它，它对大陆漂移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昆虫里的活化石。

若干年前，在林芝地区的巴松措，政府部门的人来问我，“罗老师，你调查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们共享？”我说，“当然没问题了”。结果资料一拿过去就批了。后来，巴松措成为中国第一批重点保护的古村落。

我的目标是“环喜马拉雅生物多样性”调查，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做完，实际上已经12年了。

喜马拉雅的北坡在我们国家，我们已经做了90%，涉及到喜马拉雅南坡，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就都得算进去，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安全、资金、疫情，让这个计划的实现更加困难。我已经快60岁了，想坚持到把它做完的那一天。

整个西藏生物多样性调查，是从2010年冬天开始的。

我们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北坡，由东向西，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开始，还走过巴松措、卢朗、察豫、墨脱、阿里神山、神湖、珠峰区域，亚东、陈塘、嘎玛沟、绒布沟、吉隆沟等等地区。

其实原计划是每年做两次，比如植物、昆虫、鸟类，在夏天做。兽、禽类，在冬天做。但因为高海拔、资金等问题，到2018年，我们一共就做了8次调查。

调查的内容，包括兽类、植物、昆虫、两爬、鸟类、禽类和水下生物。

前期，肯定是大量翻阅资料做计划，把案头工作做足。要计划线路，怎么样更经济、省时。预算做完了，主要就是我的事儿了：找钱。

每次调查的时间，最多是一个月，现在西藏的物价也挺高的，几十个人吃喝拉撒住，开销并不少，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精确，比如在一个地方，拍几天，拍哪些重要的生物，都得提前计划好。

我们很像一个大剧组，每次都会拍上万张照片。我就像一个导演，要求我们这些摄影老师，不管拍什么，一定是最好的角度、最好的光线、最美的方式来表现它。

这些年，我们的调查成果，先从喜马拉雅山脉的东部说起，那儿主要是原始森林和亚热带雨林，我们拍到红斑羚、豹猫、墨脱缺翅虫、叶?、烙铁头蛇等等。

中部以珠峰为标志，两侧都有很多原始森林，这些地方，我们主要是拍兽类、高山植物、鸟类、昆虫、两爬，调查的重点是绿绒蒿。

西部主要是西藏阿里，我们拍到过金丝野牦牛、猞猁、绢蝶……绢蝶的翅膀薄如蝉翼，就这么一个小昆虫，在海拔4500米以上能生存，真的不可思议。而且阿里的风，大的简直人有时都站不住，为什么一个蝴蝶能够在这儿生存？拍到它的时候，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一些可爱的动物，比如野驴、白唇鹿、藏羚羊、藏原羚、黑颈鹤，在我们眼里其实是比较多的，我们更加注重的是更珍稀，更容易灭绝的生物。

像黑颈鹤，我们几乎每次去调查都能看到，它有个天性：一夫一妻，而且是终身制。夏天去，还可以碰到它孵化出来的小崽崽，夫妻俩带着崽崽到湿地里去觅食。再大一点，它们会带着小黑颈鹤在天上去飞、去锻炼。到冬天，它们就要迁徙了。

当然，美好的一面之外，危及生命的情况也常有。

2011年，我们去雅鲁藏布大峡谷拍大黄蜂，拍兽类的老师可能不知道昆虫的特性，叼了根烟就上去拍，结果熏到大黄蜂，它们就开始攻击我们。

一个大黄蜂相当于3个蜜蜂那么大，毒性是蜜蜂的3-5倍，有一个老师正好剃了个光头，整个脑袋上被叮了47根刺，相当危险。后来我想起来都后怕，我们调查的地方离医院开车要两小时，再晚一些送到医院，老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我记忆里，另一个印象最深的危险事件，是2018年珠峰考察时，我们从吉隆沟回程的路上遇到了塌方。

幸好我还有一些户外经验，当然也是和一个藏族老司机学的，“你认真用耳朵听，用眼睛看，能躲过往下掉的石头”，我就用对讲机，召集我们的年轻人把先大石头推到路边，再指挥大家一辆辆车开出塌方区域。

总之，困难常有，但总有鼓舞我坚持下去的东西。

2018年，我们做了疫情前的最后一次调查——“世界之巅”珠峰调查。

原本是计划2015年做，准备实施调查的前两三个月，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离西藏边境很近，所以我们要去的吉隆沟、亚东沟、樟木沟、陈塘沟，受影响非常大，只能取消行程，这一延期就是3年。

在决定要做珠峰调查的时候，其实已经想好了书名，就叫《世界之巅》。当时有个想法，它的封面应该是一个小昆虫、小鸟，或者一株植物在珠峰前面的合影，不是ps上去的。

我们做调查的那段时间，正好是珠峰的雨季，连续三天也没有放晴，第四天早晨我们拔营准备走了，我记得到了绒布寺，有一个很大的弯，一拐出去，基本上就看不到珠峰了，心里觉得很遗憾。

也是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后视镜，“诶，怎么珠峰天上的那片云，开了一个天窗？”

一脚刹车刹下来，我就对讲机喊，“掉头，说不定今天有戏。”

不到一个小时，珠峰的尖儿就露出来了，我们激动得不行，就轮流拍，相机拍了，手机拍，拍完以后，还要确认相机和手机都没有问题。

突然，心里面一下特别难受，我就往山下跑，一打开车门，我的眼泪已经在脸上倾泻下来，哗的一下，人就崩溃了。

特别不好意思，堂堂一个8尺男儿，我个子很高，1米89，躲在车里大哭一场，现在想起来都特别不真实。人一辈子，很多时候他是钢铁侠，尤其像做了父亲，或者立了个项目，但是在一瞬间，可能是特别脆弱的。

这本书出得也特别不容易，调查花了4年，整理花了一年，编辑的时候，新冠疫情就开始了，设计、印刷花了两年时间，真真是8年时间才出来。

最大的看点，一本书结集了10种新物种。也许是上苍的眷顾，我们想拍到的东西基本都拍到了。

早些年，老百姓会去采绿绒蒿，晒干，卖给藏药厂，只7、8块钱一斤，我就觉得特别可惜，你这样采下去可能就灭绝了，我就想办法，把拍到的绿绒蒿印成招贴画，拿去送给老百姓。

他们有个特别好的习惯，漂亮的东西，喜欢往家里贴，我就劝他们，招贴画里的花就是他们平常采的花，很珍稀，采它也卖不了多少钱，以后不要采了，慢慢地，至少我走过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就再也不会去采绿绒蒿。

所以做生物多样性影像保护，也是有一些教育意义。包括我们调查的结果，都会编辑成一本书，不像中科院或者国家植物研究所的科普书，而是把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精美的照片结合在一起。

说起来，这12年里，有不下5次想放弃。我们调查的很多老师，戏称我是“丐帮9袋长老”。我说“为什么要9袋？”他们说，“我们花钱多，你得背9个袋子出去化缘”，其实这种玩笑都是特别心酸的。

但是当你拍到想拍的东西，当成果出来，走上讲台，和年轻人分享成果，那种瞬间又让你咬咬牙再坚持。

我特别喜欢去搞讲座，面对小朋友时，我就在想，1万个小朋友听过，就有1000个小朋友感兴趣，这1000人里面，可能就有100 个人想要去了解，那么，会不会有10个人长大以后，就想要去学这个专业？

又会不会有5个人，未来就成为了专家，或者环保机构的负责人，身体力行地去保护这些珍稀生物？

我觉得这是绝对可以传承、可以持续的一个事儿，是意义所在。

我和西藏的情缘，好像这一辈子和它没完。

我父亲是十八军解放西藏的随军记者，我1970年进的西藏，才6岁。记得那时候来拉萨朝圣的人，都穿的大皮袍子，拉萨八廓街上，转经的地方人潮汹涌。

父亲常年在外面出差，一趟差就是大半年，后来感染上肺结核，就去世了，那会儿我还不到18岁。当时母亲要供家里三个孩子读书，我觉得太辛苦，就顶替了父亲的工作，上班成为一个摄影师。

其实摄影方面，父亲只教过我怎么往相机上装胶卷。但我算是起点非常高的，也是耳濡目染，人生第一次摄影，用的就是禄来弗莱相机。

一边工作一边补课，正好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第一个摄影班，我就考上了。去北京读书之前，我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摄影师了，去上学主要是为了拓宽眼界。

零几年的时候，有朋友介绍我去了央视，当时有个旅游栏目，叫“为民服务”。由于我对藏区文化、宗教、人文的了解，在西藏、青海、新疆做节目时，我作为一个户外出境的主持人，当时的普通话没现在说的好，但是他们说没关系，这是一个特色。

2008年，我在《西藏人文地理》做执行主编，患了抑郁症，北京的同学还笑我，“你就是一个‘大山之子’，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可能适应不了。”

我怕出事，就向老板提出辞职，回了西藏。回去以后，我又能吃、又能睡、又能干活，就把医生开的药全部扔了，一下子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和西藏兜兜转转，从小在那长大，中途离开，然后又回去，真的是“走了很远之后，才发现这是个终点”。

对西藏，我是既爱又恨。爱，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饮食习惯我也特别适应，语言我也能说。

恨呢，是我才十几岁，我的父亲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病故长眠于此，现在还埋在西藏，心里面有一个疙瘩。我的女儿因为怀在西藏，又是先天性心脏病，我对它的情感是特别复杂，一言难尽。

我不怕衰老，我觉得人的肉身就是一个皮囊。我不怕老的原因，是我折腾了很多事儿，你看我快60岁的人，我还折腾一个摩托到处骑，不输给年轻人。

这十几年来，我们拍的西藏生物多样性的资料，加起来几十个T。当我走不动，折腾不了的时候，我会把这些宝贝整理好，捐献给国家，捐献给全世界研究这方面的专业机构。

有这么好的东西能够流传下去，我觉得我特别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