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球场改建公屋之争背后，一个割裂的香港（组图）

相比之下，与北京一致的香港报纸急于推动香港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中国共产党，这些报纸批评了球会，指责它无视劳动人民的需求。

其中一家报纸《大公报》在8月的一篇社论中说：“如果高球场发展计划受挫，只会加深备受诟病的’官商勾结’印象。”此前一份环保评论报告有效地推迟了住房建设计划。

煽动反对土地交换的不仅仅是忠实的高尔夫爱好者。香港一些商界精英认为，市政府征用近13公顷球会用地的计划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危险行为。

“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贫富差距，”香港最大的房地产中介公司中原地产的老板施永青说，他站在球会这一边，尽管他自己并不打球。“如果你试图抹去这个特征，比如取消高尔夫，那它就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73岁的施永青年轻时是一名狂热的左派学生，他参加了1967年的劳工抗议活动，该活动受到旨在践踏传统特权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启发，后来演变为反政府骚乱。大陆“文革”造成的混乱和创伤最终使施永青反对共产主义，后来他在房地产销售行业取得了成功。

“邓小平说过，马照跑，舞照跳，”施永青说，他引用了这位中国领导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说过的一句话，暗示香港不会失去其资本主义魅力。“如果马照跑，舞照跳，那么我要加一句，高尔夫应该照打。”

争议双方都认识到，政府有可能收回的这一小部分高尔夫球会用地几乎完全无法缓解香港的住房危机。

十多年来，根据某些标准，香港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以负担的住房市场，特别是在将家庭收入中位数与住房成本中位数相比较时。

就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对香港的住房问题发表了看法。

7月，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之际说：“当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他敦促政府进行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

一些建制派政界人士称，通过针对高尔夫球会，政府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播下了更大的敌意。

有影响力的选举委员会立法委员刘志鹏在高尔夫球会部的YouTube视频中赞扬了该球会，他因此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批评。刘志鹏是一名历史教授，受球会委托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并说球会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

他说：“如果公共住房建在高尔夫球场上，它将成为一座政治纪念碑。”他还说，如果住房倡导者赢得这场战斗，他们将“以其他私人俱乐部为目标”。

关于球场的争议始于2018年，当时香港政府就公屋征地地点征求公众意见，一些亲民主的立法会议员提出了从高尔夫球会收回土地的想法。这块土地归政府所有，自1911年起就租给了球会。

民意调查显示，60%的公众支持该计划。但由于商界强烈反对该提议，政府决定仅征用开发球会近70公顷土地中的约13公顷。

刘志鹏认为，还有其他土地可供开发，尤其是在北部——中国大陆与深圳接壤的地区，这对北京来说比高尔夫球场上的几栋楼更重要。

去年年底，该市收到了6000多封来自球会成员和该计划的其他反对人士的来信。他们的论点短至一句话声明——“我想打高尔夫球！”——长至一份500页的请愿书，列出了高尔夫球场的历史价值和香港公开赛的意义，香港公开赛是一项长期在该球会举办的重要国际赛事。

随着反对换地的人士——甚至包括亲北京人士——考验言论自由的极限，这场争端已同香港敏感的打压行动捆绑到了一起。一些亲北京的区议员反对这项建屋计划，他们警告，这会造成交通堵塞，而且基础设施不足以满足涌入的新居民。有议员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称，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反对者将“起而攻之”。在香港，这是一个大胆的表态，因为香港的国家安全法限制政治异议。

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提议将高尔夫球场用地用作住宅的几名前立法会议员，要么因涉嫌国家安全指控而被捕，要么躲去了国外。

推动建设更多公房的草根组织对拖延越来越不满。

“如果政府撤销决定，未来就没有什么权威了，”建制派的公屋联会主席文裕明说。“我们不会放弃任何我们应得的土地！”

去年7月上任的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李家超最近表示，他尊重前任政府时期提出的住房计划。

这种拖延与香港相邻的内地城市深圳处理土地短缺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拥有1700多万人口的经济中心，近年来为了城市发展，深圳修建了几座高尔夫球场。有人认为深圳政府干脆果断。也有人并不这么看。

“在这件事情上的分歧反映出香港社会的健康，”政府顾问汤家骅说。“归根结底，这是两种相互竞争的价值观的问题。”

身为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成员的汤家骅认为，高尔夫球场可以吸引专业人士和投资者来香港。

“我一直在打高尔夫球，”汤家骅说。“这不是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