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改法律扩大间谍行为定义引担忧，你需要知道这些（组图）

本文转载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昨天下午通过《反间谍法》修正案，扩大对“间谍活动”的定义范围。

今年7月1日即将生效的新法首次将“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络攻击”的行为视为间谍活动。

该法最初于2014年出台，修正后的条款总数目前从40条增加到71条。

自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国家安全作为施政重点。他在过去数年间多次强调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然而，新法没有界定“敌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或“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具体涵义，引发外界担心当局滥用权力扩大罪名，打击异议人士。

以下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具体信息。

扩大间谍活动定义

本次立法在扩充间谍活动的范围时增设了六点新的定义，但是整部法律并未说明该标准涉及的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敌人以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具体涵义。

其中，实施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的网络攻击、侵入、干扰、控制、破坏等活动，首次被纳入《反间谍法》。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被视为间谍行为。

此外，参加间谍组织或接受这些组织及其代理人任务，或者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也被视为间谍行为。

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以及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或者策动、引诱、胁迫、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亦被视为间谍行为。

除此之外，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或进行“其他间谍活动”也被视为违法行为。

“法律上的模糊性”

前中国人权律师，现芝加哥大学客座法学教授滕彪表示，尽管任何政府制定法律将间谍行为定为犯罪是“正常的”，但中国《反间谍法》修订中存在的模糊性恐增加当局滥用公权力的风险。

“[法案]扩大了之前的《反间谍法》的适用范围，”他说。 

“在实践当中，批评政府的一些言论也会被认定是危害国家安全，按照相关的罪名，比如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刑 。

新法还明确了“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需为其机构内部安全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中国官媒《法制日报》报道，公民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网络、信件、上门或其他方式在中国境内外进行举报。

去年6月，中国出台的新政策允许对提供“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线索的个人给予最高10万元人民币（约2万澳元）的奖励和一份特别证书。

在北京，市民举报间谍行为最多可获50万元（约11万澳元）的奖励，网民随后把表达异议的名人戏称为”行走的50万“。

“越来越警惕“

上周，中国全国人大发文称，反间谍工作本质上是“反渗透、反颠覆、反窃密斗争”，中国当前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

新法除了扩大间谍行为的定义外，还赋予执法人员“查验”个人和组织的电子设备、设施及相关程序和工具的权力。

滕博士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对外国机构、组织、企业和个人都“越来越警惕”、“越来越加以限制”。

“所以我觉得一些外国外企的工作人员担心[安全]风险提高是也是有理由的。” 

数月来，已有两名持自由派立场的中国公民因间谍和国家安全相关指控确认被捕。

周三，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证实，从台湾返回大陆探亲的中国籍出版商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调查。

李延贺笔名“富察”，从2009年起就在台湾居住，经营的八旗文化出版社以出版批评中共的书籍而知名。

去年2月，中国官媒《光明日报》前评论部副主任、前哈佛大学研究员董郁玉也在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

他的家人告诉美联社，当局将董郁玉与他国外交官的接触视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目前，澳籍公民成蕾和杨恒均遭中国当局拘捕后，仍在北京关押。

根据北京此前公布的信息，成蕾被控“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杨恒均则被控“间谍罪”。

本文转载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