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我的皮肤和眼睛，也看不出我是华人”：印尼排华暴乱25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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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其他几个大城市发生的大规模学生抗议和骚乱结束了持续32年的苏哈托（Suharto）政权。

由于腐败、食物短缺和大量失业等问题，民众对这位强权人物的独裁政府愤怒到了极点。

1998年5月，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前的暴乱席卷了雅加达和其他几个城市。(Supplied: Reuters/ Enny Nuraheni)

骚乱期间，大部分印尼华人所有的店铺和住房都遭到抢劫与破坏。这一年晚些时候，印尼有关部门对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这就是著名的第一史芒宜（Semanggi I ）惨案。

暴徒的目标是华人区，因为按照刻板的看法，华人被认为是富人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的国民经济崩溃产生了影响。

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研究发现，在1998年5月13日至15日期间，雅加达至少有1000人遇害，据说400名有华裔背景的妇女遭到强奸。

25年过去了，印尼暴乱的受害者和家人仍然在等待正义到来。

“我们的房子一点一点烧了起来”

莉埃娜·洪（Liana Ang）在暴乱前一晚在雅加达姐姐家过夜，但5月13日暴乱爆发后，她和弟弟回家取了一些贵重物品。

“我来的时候穿着长袖衣服，戴着帽子和太阳镜，这样别人就看不到我的皮肤和眼睛，也看不出我是华人，但我们过不去，”她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说。

“我看到暴徒在我家前面的超市里抢劫......然后他们烧毁了我们家店屋（译注：英文为shop-house，指商住两用的2-3层建筑）两侧的建筑。渐渐地，我们的房子也开始自上而下燃烧。”

在1998年的雅加达暴乱中，据信有1000余人死亡。(Supplied: Reuters/ Supri)

洪女士说，她只能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烧为灰烬，一边哭泣。

“发现我的邻居和她的两个女儿被烧死时，我才停止哭泣，”

“所以我就想，‘就这样吧，我再也不想住在印尼了’”。

莉埃娜因为当导游而持有有效的澳大利亚签证，因此她在1999年利用这个签证飞到澳大利亚。

现在，她和丈夫住在黄金海岸（Gold Coast），她仍然坚信离开印尼是正确的抉择。

“我不后悔，尽管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财富......包括我在印尼的舒适生活，因为我放弃一切是为了平安地活着，”她说。

虽然她表示现在的印尼与25年前比不一样了，但还是担心反华情绪依然存在，历史可能重演，华人群体会再次成为受害者。

莉埃娜来到澳大利亚后遇到了现在的丈夫格雷格·希尔（Greg Hill）。(Supplied: Liana Ang)

“大火与烟雾到处都是”

1998年时，艾利·龚（Elie Cung）还是在雅加达某大学就读的19岁学生。

骚乱爆发后，他被告知要留在校园中，但艾利·龚毅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我和朋友们都很担心家中的家人，而且我们认为，即使不得不死，也最好能和家人一起死，”他说。

在前往位于西雅加达行政区（West Jakarta）住所的路上，他目睹到城市在熊熊燃烧。

印尼1998年暴乱的部分原因是前一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陷入困境。(Supplied: ANTARA/ Zarqoni Maksum)

“到处都是火焰和烟雾”，他说，“路面上都是玻璃”。

艾利·龚回到家中，虽然家人很安全，但他开始听说邻居们遭遇了可怕的事情。

“除了房屋和店铺被抢劫并烧毁外，还有好些妇女遭到强奸，而且都是针对我们这些华裔的。

带着在墨尔本大学（Melbourne University）学习音乐的奖学金获取通知书，艾利·龚、妹妹以及他的父母在三天后飞往新加坡，然后他和妹妹继续前往墨尔本。

艾利·龚和妹妹于2002年从墨尔本大学毕业。(Supplied)

现在25年过去了，艾利·龚从未想过要回到印尼。

“我在澳大利亚找到了自己的家，因为我在这里感到安全，”他说。

他希望四岁的女儿艾莉克莎（Alexa）永远不要经历1998年5月时发生的那类事件。

“我不会说自己受到了创伤，但肯定这给我留下了深远影响......然而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身份无法与印尼脱离。

艾利·龚不希望女儿遭遇1998年印尼暴乱那样的事情。(Supplied)

一位母亲的正义之战

苏哈托辞职后，持续的学生抗议活动在1998年11月13日遭到有关部门的暴力镇压。

在雅加达的阿天玛加雅大学（Atma Jaya University，全称为阿天玛加雅印尼天主教大学）和通往议会大厦的史芒宜（Semanggi ）三叶草状环形道路交叉口附近，至少有17名平民被杀，数百人受伤。

1998年5月21日，学生占领了雅加达的议会大厦。(Kompas - Eddy Hasby)

遇难者中包括玛丽亚·卡塔琳娜·苏玛希（Maria Catarina Sumarsih）的儿子贝尔纳迪努斯·雷里诺·诺玛·伊尔马万（Bernardinus Realino Norma Irmawan），也可以称他为瓦万（Wawan）。

瓦万是某人道主义志愿小组的成员，他在为同学提供医疗救助时被枪杀。

“您儿子因为被一颗军用标准的实弹射中而死亡，子弹击中了他胸口左侧的心脏和肺部，”为瓦万进行尸检的法医告诉苏玛希女士。

抗议期间，瓦万在某个志愿小组中负责医疗救助。(Supplied: Sumarsih)

2001年，印度尼西亚国家人权委员会（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发现有足够的初步证据表明有50名军人与警察严重侵犯了人权。

但印尼议会在2007年搁置了对这些军警人员的起诉程序。

每年5月15日瓦万生日这天，玛丽亚·卡塔琳娜·苏玛希仍然会准备一道特别的菜肴。(Supplied: Sumarsih)

枪杀瓦万的几名凶手从未遭到揭露，更不用说绳之以法了。

因此，2007年以来的每个星期四下午，苏玛希女士和其他印尼侵犯人权行为中的受害者都会在国家皇宫（State Palace）前举行周四抗议集会（Kamisan，这个2007年才首次使用的单词源自印尼语Kamis，为星期四之意）。

参加周四抗议集会的人身着黑衣，撑着黑伞，要求政府审判那些对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者。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5月13日至15日的事件以及第一史芒宜惨案。

截至目前，苏玛希女士已经在国家皇宫前度过了774个星期四。

印尼总统候选人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2014年总统选举前的职责声明中承诺解决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这让她对问题的解决感到乐观。

但是，当维多多任命被指控与1998年侵犯人权事件有牵连的退役将领维兰托将军（Genera Wiranto）为内阁中的政治、法律和人权协调部长时，她的希望就破灭了。

Maria Catarina Sumarsih's confronted President Joko Widodo over his lack of action on bringing human rights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Supplied: TIRTO/ Andrey Gromico)

2019年总统选举前，维多多要求会见周四抗议集会活动的参与者， 苏玛希那时还同意与他会面。

“当时我问道，‘总统先生，您是否愿意签署我们现在提交给您的国家承认（State Recognition ）草案？”她告诉ABC。

但据苏玛希女士说，维多多拒绝了，说他想先研究一下。

“我不再相信[政府]......而且看上去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问题解决] 只是用来[在选举中]获得选票，”她说。

黑色雨伞是周四抗议集会参与者的代名词。(Supplied: Twitter @AksiKamisan)

政府追求“非司法手段解决”

一月，维多多承认印尼过去“严重侵犯人权”，并在本月早些时候主持了一次关于实施“非司法手段决议”的会议。

非司法手段解决包括一系列措施，包括受害者获得赔偿，以及流亡海外居民获得回国的权利。

政治、法律和人权协调部长马福德（Mahfud MD）说，政府在解决问题的这一过程中没有去寻找凶手。

“所以，重心是受害者，而不是凶手，”他说。

“我们不会在这一非司法手段解决中寻找责任人，因为这该是国家人权委员会和议会负责的领域。”

但对苏玛希女士来说，政府不追究凶手的决定表明，她的儿子和其他学生所争取的改革议程在25年后还没有完全实现。

“[目标]之一是坚持法律至上，但我们看到政府仍然选择了非司法途径和凶犯逍遥法外，”她说。

为此，她说自己将继续斗争，每周四下午打着黑伞站在国家皇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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